茅于轼，请你对穷人留点慈悲吧
——评茅于轼的车票涨价论
春节就要到了，整个中国照旧是一票难求，铁路客运高度紧张，忙碌一年的中国人无不盼望着尽快买到回家的票，只要拿到了这张小小的卡片，中国人的乡愁、亲情和一切说不尽的思念，似乎就都有了着落，否定就会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特有的一种人情文化。过一个团圆年，在中国人这里，简直成了一个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表达。正所谓“有钱没钱都得过年”，每临年关将近的时候，无数游子纷纷返乡归家，就算穷得如杨白劳，也要赶回家里。所以，如何解决中国的春运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关乎运输，其实就精神层面而言，所体现的更像是中国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问题这般重大，春运问题自然就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如何让更多的人了却回家的心愿，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用心良苦。但是，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建议却令人大吃一惊，他以“车票涨价”为杠杆，以减少客流量为说辞，居然提出了一个保障富人剥夺穷人的方案，令人不得不对这位一直标榜“为穷人办事的人”刮目相看。
茅于轼的议论是从火车票涨价开始的。据报道，茅于轼说，“火车票价上涨虽然不能增加供给，但是却能够减需求。涨价后，原本乘火车回家过年的人或更换交通工具、或调整返乡时间，最后达到疏散春运人流的效果”，并说这样一来，买得起票的人(大概是富人吧)就“买到了一个有质量的服务了”，同时，铁路这种社会资源的利用也因此“合理”了。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合理呢?
我们说，这是剥夺多数人权益而保障少数人的“合理”。
显然，这种减少客流的办法是建立在保障富人剥夺穷人基础上的。按照茅于轼的方案，火车票价一定大涨，涨到中国的打工大军多数都买不起的程度。这样一来，火车就不拥挤了，买得起火车票的人就舒适了，想回家探亲也行，想旅游观光也可，总之行动自由、不受干扰，而那些买不起票的人呢，那就只有对不住了，要么“更换交通工具”，要么“调整返乡时间”，也就是说，就别回家过年了。这难道不是对数以亿计中国回家过年那些人的权利赤裸裸的剥夺吗?只不过这样的剥夺使用的是经济手段而已。
这还是金钱至上、金钱万能的一种“合理”。
金钱与人性在很多时候都是对立的。当金钱泛滥到至上、万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性泯灭的时刻，到这个时候，金钱就成了社会分化的标尺，也成了剥夺人性的工具。茅于轼提出，针对涨价可能对低收入人群产生的影响，“最好的解决方式是给穷人货币补贴”，并说“这可以保护穷人。”这简直是笑话!如果涨到穷人已经连一张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起的程度，给那么一点货币补贴又于事何补呢?难道能因此弥平他们流落他乡、有家难回的心灵创伤吗?拿几个臭钱就把最基层大众从隆隆奔驰的火车上打发走，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肠呢?如果这样金钱杠杆是合理的话，照此推理，那么“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浪在街头”也都是完全合理的、十分应该的了?
也许有人要辩解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茅于轼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建议。
我们说，还是不要拿什么时髦的经济学来搪塞吧。对穷人的态度，从来都检验着社会的良心。一个对穷人缺少关怀的社会，一定是堕落的没有良知的社会，同样，不管什么经济学，如果对弱势群体没有同情、没有关怀，那就只能是没有良心的狗屁之学。社会是这样，作为每一个个体的人，也完全是这样。
茅于轼先生有一句很知名的座右铭，“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果仅从就这句话看，茅于轼先生对穷人有很大的慈悲之心，但就其“火车票涨价论”而言，从却看不出有什么慈悲于其中。假使真的按照茅先生的建议，可以想见，中国买得起火车票的富人肯定是优哉游哉、好不自在了，可是数以亿计买不起车票的底层人众呢?
茅于轼先生请你想一想吧，假如有那么一天，在本该家家欢乐、户户团聚的大年节，可神州上下，却是多少“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你难道心里对此就没有些许不安吗?
所以，本人郑重地向你呼吁，请你对穷人高抬贵手、留一点慈悲吧。火车票不是不可以涨价，但千万不要涨到你说的程度。总得让绝大多数都能买得起票，即使因此拥挤一点，让有钱人感到有点难受，也请忍一忍吧。中国可不能变成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呀!现如今中国社会底层所能享有的社会资源已经少的可怜了，好在火车还是可以坐一坐的，如果连这点有限的权益都被你用经济学的手段剥夺掉，于心何忍耶?
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保障穷人能够坐火车回家过年，虽不惊天动地，但也是善事一件。莫以善小而不为，请你一定要行行好，为穷人留一点慈悲之心，以证明你说过的话还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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