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雾霾来袭，将近七分之一的国土上阴云不散，“空气悲剧”在我们身边真实上演。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甚至表示，大气污染没有人跑得掉，比非典可怕得多。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加勒特·哈丁教授提出的“公地悲剧”命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空气悲剧”问题。作为理性人，每个企业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最大限度地消耗资源，由此，公共资源被过度消耗，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这实质上反映了每个人的自利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利益最大化，还可能带来公共灾难。就“空气悲剧”而言，空气是共享的免费资源，每个企业向空气排放废气，由于治污需要成本，这些企业总是企图把成本外部化，以规避责任。
自从研讨全球问题的国际智囊组织“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出生态环境危机的警告以来，世界上的生态危机不是减少了而是在增加。美国著名环境学家丹尼尔·科尔曼认为，要对环境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就必须问清，是哪个环节的决策酿成了污染。我们也要追问，之所以会有“空气悲剧”，到底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在笔者看来，资本(企业)、权力(政府)与技术推动之手隐约可现，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悖论。
第一是资本扩张的悖论：资本扩张的前提是存在有利于资本扩张的自然空间，但是资本以其逐利性将自然纳入资本体系，会逐渐耗尽自然资源，废物还会污染环境。经济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劳德代尔悖论”，其要点是，扩大私人财富的一个方法是摧毁社会财富，把昔日丰富的社会财富变得稀缺，如煤、石油、空气、优美环境等等。
劳德代尔悖论揭示了，企业无视空气污染的逐利行为会给私人带来财富，甚至也会给国家带来GDP的增长，但是这是以全体公民呼吸污染的空气为代价的。就这次雾霾危机来看，两家石油巨头难逃舆论指责，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就坦承，由于我国标准不够，炼油企业是雾霾天气的直接责任者之一。
第二是权力扩张的悖论:权力本来应规范资本的逐利性以避免破坏生态环境，但一些错误的政策以及权力与资本联合反而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比如，巴西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制定了开发亚马孙流域的政策，一些拉美国家采取鼓励畜牧业的激励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很容易制造生态事件。
此前，我国为了抗击金融危机，采取了振兴汽车产业以拉动汽车消费的政策，这固然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但不可否认，汽车数量的激增不仅带来了交通大堵塞的负面效应，其排放的尾气也在为今次的雾霾天气“添砖加瓦”。
第三是技术扩张的悖论，也称“杰文斯悖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比如，汽油利用技术改进提高了汽油利用效率，但同时也使得马路上的汽车增加，这反过来加速了汽油的消耗，同时也会加剧空气污染。
总之，企业过度排污、权力监管失范，再加上作为放大器和倍增器的技术进步，共同制造了这次雾霾遮天蔽日的危机。
现代社会是充满悖论的社会，如何在悖论中寻找问题出路，就非常关键。对待生态环境危机问题，既要防止“空气悲剧”发生，也要警惕“反空气悲剧”的出现;既要关注唯GDP增长主义的负能量，又要明白百年中国的惨痛教训在于“落后就要挨打”。在笔者看来，应采取以下三个原则性措施，来治理以雾霾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危机。
其一，既要充分尊重企业逐利行为，又要防止企业直接无成本排污。应提高企业排污标准，将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其二，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方略时，要重点考虑政策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对于事关环境的重大项目，应让利益相关者充分展开讨论并加以监督。其三，技术创新不仅仅要考虑经济效率，还要考虑到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生态危机，防止先进技术加速消耗资源或各种危害自然的技术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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