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评国际“自由赛”冠军得主茅于轼获奖感言
——贺合林——
这是一项全新的赛事——“国际自由赛”。
我们见得最多的赛事是国际奥运会的体育赛。每一项比赛结束，夺冠者便会昂首挺胸站在领奖台上，伴随着他的是，冉冉升起他的国家的国旗和庄严地奏响的他的国家的国歌，表示着他们获得的荣誉就是属于自己国家的，表示着他们是代表自己国家的。所以，在每次奥运会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运动员不在致力于夺冠升旗!
2012年，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将该所设立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赏给了茅于轼，赏金为25万美元。就是美国这家民营机构的这点点犒赏，使得茅于轼飘飘然的想起了奥运上得奖的冠军，自觉地充起了“国家队代表”。他兴冲冲他对采访的《中国经济学人》记者发出感言：“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
茅于轼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他眼中的“自由”，只是一场赛事而已。一个人在“国际赛”中夺冠，便表示他所在的国家的“自由”获得很大的成功了。反过来说，国家的“自由”成功标志，就是一个“自由赛冠军”的“成功”和自由!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茅于轼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是“自由赛”的一个全能选手，这些“项目”他都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成功，而“国际自由赛”的赛项正是如此。所以，“自由赛”的“冠军，“舍他其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茅于轼的“自由赛”夺冠“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不过，当茅于轼想起奥运冠军的时候，我却想起了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和达赖，搜到了一段这样的文字：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这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刘晓波。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但是与此同时，国外一些人如同病入膏肓者吸了毒品一样，突然欢欣雀跃，其中就有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刘晓波获奖消息公布不到两个小时，达赖就发表声明，“恭喜刘晓波先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此殊荣代表了国际社会对刘晓波的表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先生和其它因言获罪的所有良心犯”。达赖的出面是件好事，它提醒每一个中国人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这两个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在这个奖项的激励下，达赖更加放肆地搞“西藏独立”，搞暴力恐怖活动。次年9月，达赖在荷兰对记者说，“苏联的变化，给西藏独立带来了新的契机”。1991年4月对“美国之音”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特别是2008年，达赖又煽动、策划了拉萨“3·14”事件，半天之中打死、烧死无辜群众18人，烧毁商铺1300多个。达赖还污蔑被烧死的人是“妓女”，被烧毁的商店是“妓院”，公然声称“无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我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紧接着，达赖又亲自出面煽动破坏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今年7月达赖接受媒体采访时，公然表示他在必要时准备重新打出“西藏独立”和暴力的旗帜，并大肆赞扬杀人魔王希特勒是个“充满同情心的人”，“本性深处也有慈悲”。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义下进行的。聪明的挪威诺委会不会预见不到这些情况，而这恰恰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需要树立一个反对中国、分裂中国的标志性人物。也正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挪威议会一些人策划设立了“西藏小组”，从事支持达赖分裂主义的活动，联合达赖集团在奥斯陆开设“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对中国西藏公开进行煽动、污蔑、攻击性宣传。
原来，这所谓的“和平奖”是一剂包藏祸心的毒药，其实就是“分裂中国奖”、“扰乱中国奖”;是表彰他们为分裂中国、扰乱中国作出的突出贡献，激励他们作出更突出的贡献，激励更多的中国人向他们学习也作突出贡献!
茅于轼获得的这个所谓“自由奖”与“和平奖”，包装虽有不同，祸心其实无异。无非是表彰他的那几个突出的“反”罢了，激励他更突出的“反”!激励更多的中国人向他学习，大家都来“反”。大“反”特“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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