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日前通报的一则案件，再次刷新了“小官巨腐”的记录。北戴河区的一名基层供水公司官员，在其家中搜出现金上亿、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
“小官巨腐”案例最近还不少：某市车管所数十人大肆受贿数千万元，某市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某市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使医保基金被骗取近2000万元，某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百万元。
小官为何巨腐?体制的原因找完了，一些人就把原因对准了信仰问题。小官为何如此肆无忌惮?如此丧心病狂?他们认为，是共产党不能信仰宗教，所以才导致心无敬畏，行无约束。
真是共产党的无神论，导致了一批批官员、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倒下?这种论调看似成立，其实谬误也。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认为，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谬说。
朱维群用两个例子反证了这个谬说：如果说宗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影响下的欧洲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而文艺复兴则是多余的了;达赖统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应当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则是多余的了。
贪官里有没有信仰宗教的?也有，丛福奎、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等都是宗教狂热分子，结果他们最后贪的比谁都厉害。所以，用宗教约束并非万能，有时甚至更糟糕。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人群之间，又怎么解释宗教的道德约束力?
共产党不能信教，是一条中国特色的建党原则。确实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宗教信仰上态度有所变化，比如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就允许党员信教了。但这并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改变原则的依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是中国的共产党，从民族解放到改革开放，我们学到的一条教训就是，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我们也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路。
那么倒下的贪官到底有没有道德约束?当然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这“八德”就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骨髓里。“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人敢挑战这八个字”。
就中国历史而言，这些传统文化的道德约束往往比宗教道德约束更有力量。“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不事鬼神，全力事人，这才是务民之义。2000多年前，中国就摒弃了宗教为中心的文化传承，正如大思想家梁漱溟就认为，“不以宗教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端赖孔子而开之。”
正因为如此，朱维群说，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当然不能把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实现初步富裕寄托于神灵和祈祷，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更不能把亿万人民不断探索和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乞灵于神灵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
当然，共产党人自己不信宗教，并不代表人民不能自由信教。作为传统道德的补充，宗教道德在劝人向善方面，与传统道德是契合的。共产党人任务是引领宗教界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把自己也变成宗教徒。
贪官与信教是两码事，把腐败滋生归咎于共产党没有信教更是荒谬。现实也是如此，有神论者并不比无神论者高尚。贪官们磕头拜神，恐怕也不是为世界和平，多半还是升官发财吧?那些对共产党的信仰方面的指责，打着民族大义的幌子，一副对贪腐痛心疾首的样子，骨子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其实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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