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关系对国内社会的影响
张志坤
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潜伏》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在劝慰余则成时说，“也许不久的将来呀，我成立一个公司，大的，有美国背景的，我思前想后，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掌管它了”。这句话有一个重要的眼点，就是“有美国背景”这几个字，不要小看这几个字，这是吴敬中其人心中这家公司非同凡响的要害之所在，在他的心目中，凡事只要有美国背景，那就一定要出乎其类、高人一等了。
这是国民党时代的真实写照。
国民党时代是这样，今天的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正所谓风水轮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在中国也在相当程度上重复着过去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如果哪个中国人有美国背景，比如学位、头衔、职位等，那一定奇货可居，是值得傲世的重要资本;如果哪家公司、企业有美国背景，也一定会得到工商、税务等同市场监管部门的另眼相看;如果哪个组织、单位与美国密切联系，能同美国说上话，那就非同凡响，就一定会在中国的高等级圈子中登堂入室了......
举凡种种，无不有力地说明，在各个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许多中国人的精神情感与价值好恶，从而给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注入了相当明显的美国因素。
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外交。
传统的政治学说认为，外交是内政的继续，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信息化与互联网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国际舞台怎样表演，又直接影响国民的价值取向、信念信心，影响政府的政治形象与政治权威。俄罗斯的普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普京的外交政策与行动，不仅对于塑造其自身政治强人的形象不可或缺，而且对于激发俄罗斯民族的团结与斗志，振奋民族精神，同样不可或缺，如果说当今世界俄罗斯也在崛起的话，那么这个崛起的策源点之一，就是普京式的对外政策。
由此可知，外交活动强烈地影响内部的社会生活，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价值的导向性。一个国家与哪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最密切，相应地，那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思想理念等就都要渗透进来，为人们所模仿、所崇尚，并且可以坦率地说，政府与领导人的外交倾向更是直接的示范。比如，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与美国政府及领导人的关系那么密切，中国老百姓自然而言也竭尽所能地把自己与美国密切起来，亲美崇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有人想把美国描绘成敌对势力，想告诫美国是亡我之心不死之类，就会因此在相当程度上白费功夫。
二是具备权威的塑造性。在相当程度上，外交是一个政府的对外营销，是塑造形象最直观、最有效的方式，政府在政治上的权威，一部分来源于国内政治，一部分来源于对外关系，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各种表现都会反作用到国内政治上来，历史上的清王朝就是一个典型。具体地说，对于中国的任何政府而言，如果在美国面前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杆，想要在中国人民心中有一个高大上的形象，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国民党政权的过去是一个很好的反面例子，现如今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然是很好的反面例子。
三是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外交就是取得别人的认可，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就意味着最重要的政治认可与认同，比如，美国在外交上不承认朝鲜，就等于在政治上否定朝鲜政权的合法性。与此相适应，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美国的认可与认可视为最高，就如同本文一开始所讲述的故事那样，那么其政治合法性也就是系于人手了。美国之所以在政治上屡屡指摘中国，并且这些指摘都能给中国造成不可忽视的压力，原因概在于此。笔者曾经设想，如果有朝一日美国大兵以某种形式进驻中国，中国人是上街游行抗议的多，还是结对欢迎的多呢?是拿起枪来反击反抗的多?还是投怀送抱贴身肉搏的多呢?这大概并非危言耸听。
所以，一个国家外交上的偏差往往不在于外交本身;同样，设计策划国家的外交政策，也许并不是外文翻译们所能胜任的事情。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对美关系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一些人把与美国搞好关系视为改革开放的前提，视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保障;把服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服从霸权领导，视为“融入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想拒绝美国因素美国影响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难矣，想要打赢什么文化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亦可谓难矣。
须知，外交不是可以随意拿来当做 “忽悠”的工具，战略上有欺骗，但战略欺骗不是“忽悠”，这两者简直是贵族与流氓之别;也不是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的把戏，这样做结果将自我矮化;也不是私下进行的秘密交易，所谓的“郑重承诺”其实一钱不值;更不是见利忘义或者急功急利的投机，缺少政治坚定性与政治原则的外交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可悲的自我否定。而所有这一切，都要反映到国内的社会关系上来，作用到国内的社会与政治的变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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