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是把敬仰、向往、热烈的目光投向了新中国，投向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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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有两部“献礼片”，在正式公映前就引起争议，一部是《800》，另一部就是《攀登者》。
关于《800》，我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不展开。概而言之，《800》是在一个最需要强化对新中国政治认同的年份，却用表现“英雄史诗”的手法来强化对旧中国的认同，其挑衅意味是不言而喻的，遭到民间热爱新中国的社会公众的激烈反弹也是必然的。
但《攀登者》情况完全不同，它讲述的是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成功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完成人类首次北坡登顶珠峰壮举的故事。
如果说，《800》是用迷恋、哀婉、不平的眼光来抚摸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旧中国的话，那么《攀登者》则是把敬仰、向往、热烈的目光投向了新中国，投向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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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历史上，196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一方面，由于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
另一方面，沉溺于“苏美共治”的赫鲁晓夫在试图控制中国受挫后，采取了对中国“卡脖子”的做法——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共计1390名，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零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造成重大损失，大大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以这次征服珠峰的行动为例，原来的方案也是中苏组织联合登山队联合行动，并且由苏联方面提供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等，但苏方却在最后关头变卦了，不仅拒绝和中方联合登山，也拒绝按照协议提供物资。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元帅表示：“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民就是要争这口气，你们一定要登上去，为国争光。”
对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毛主席后来曾在自己的诗词中用“高天滚滚寒流急”以及“乱云飞渡”来形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5月25日，中国登山队3名运动员王富洲、贡布 (藏族)、屈银华在北京时间4时20分，携带毛主席半身塑像和国旗，从北坡集体安全地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消息传开后，对全国人民的鼓舞作用是不难想见的，北京、拉萨及全国的许多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
我国首次成功征服珠峰的登山运动员(右起)王富洲、贡布(藏族)和屈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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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5月25日，因此就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刻”！而《攀登者》聚焦、再现的正是这样一个“高光时刻”。
如果考虑到《攀登者》上映的时间，不仅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也是二次大战以后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渐趋自我瓦解，各国都在自寻出路、中美毛衣战方兴未艾、香港出现持续骚乱、中国和世界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刻，那么其意义就更加重大了——这意味着我们要跟随摄影机的镜头，重返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从创造奇迹的英雄前辈那里汲取勇气和力量，以支持、激励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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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攀登者》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有罪推定”式的非议和唱衰的声音呢?
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800》的拥趸，一定是《攀登者》的唱衰者；反过来，看好《攀登者》的人，也一定会讨厌《800》。
这里，关键还是一个政治认同的问题。
那些喜欢《800》的“民国范儿”，其实未必就真的愿意回到民国。他们之所以美化民国，就是因为民国内在地是西方秩序的一部分——尽管是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进入西方体系的;
而新中国，尤其是前三十年，则无疑是西方秩序的挑战者和革命者，它因为摆脱了半殖民地状态，获得完全独立，“损害”了西方利益而遭到西方的围堵;
对“民国范儿”，或掌握了相当一部分话语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梦想是让新中国通过“转轨”，逐渐重返西方体系。
而《攀登者》对新中国“高光时刻”的重现，恰恰暗示了中国人可以走自己的路，可以不必做西方的殖民地也能够创造人间奇迹，这才是它被唱衰的基础性原因。
不过，那些在评分平台上非常情绪化地唱衰《攀登者》的网友，未必会在唱衰之前有如此清晰的自觉意识，他们的问题在于，由于长期受掌握话语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立场和情感发生了偏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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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和《攀登者》同时出现在“献礼片”的名单里(尽管前者在最后关头遭遇了“技术原因”)，并且同时引起“争议”，这意味着，由于忽视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及以及一些其他原因，本来新中国已经非常成功地解决了政治认同问题，再次出现了“裂隙”。这是必须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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