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价值链分配看，西方国家制造业空心化，是与金融和技术垄断程度上升同步的，在总利润上升的同时，相关制造业环节实现了外包。
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被约翰·史密斯称之为“全球劳动套利”——意即寻求降低劳工成本实现更高利润。结果，在外围国家出现了基于“劳动套利条件”的两极分化，具备条件的的国家或地区如中国，出现了世界工厂的外观，失败的国家，按照萨米尔·阿明的说法是成了“第四世界”，这个世界业已被甩出全球化过程——其丰富的劳动力也已经丧失了被雇佣的条件如中南部非洲国家。
在全球劳动套利越是成功，裹挟的行业和产品线越是宽广，那么，劳工成本足够低就越是成为一个竞争性的边界条件——任何竞争者要是无法把劳工成本削减到水平线以下，就将被市场竞争残酷地淘汰出去。
正是在这一轮成功的全球化进程中间，外围国家首先是中国的低劳动成本，成为了新的全球标准。而制造业补偿水平不足，也是与这个过程同步发生的关键事项，按照伊曼纽尔在那本著名的《不平等交换》中间所说：外围国家一学会制造某项产品，这项产品就丧失了从前的高贵性且被“弄脏了”——此后就只能够卖低价了。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套利条件是永恒不变的，在中国内部由于房地产和金融业的急剧扩张，全面拉高了城市的生活费用，这促成了工资成本显著上升——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提高近四倍。结果，使得中国对南亚国家的贸易中间，出现了一比四的劳动贸易条件。曹德旺在接受《新京报》的访问时，提出一个明确的野望：打压地产金融以此来恢复中国第一位的劳动套利条件，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和国内政治中间，投机金融资本在政治场域拥有更高的发言权，美国亦复如此，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性变化。
由此，即便是没有特朗普的贸易战，制造业转移出中国，也会跟随劳动力的价格差，当然，最后的产业资本移动，还会视海外劳动套利诸条件濒临成熟的临界点何时到来。资本家不会如咀头所言，有什么家国情怀，非洲的第四世界国家没准哪天具备了承接外包业务的条件，那么，新的空间转移就会大规模开始，不仅美资会如此行事，其实中资也一样造就在非常布局设厂了。
今天回顾，西方国家制造业曾经的工人贵族地位，不是因为他们效率高出中国几十倍，而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大，彼时各种外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外部批判力量存在，使得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利于劳动者阶级。有关福特制的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部的妥协，才得以安排下来，同时，彼时跨国资本家集团还不能便利地展开全球劳动套利策略。因此，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制造业补偿水平充分，以及劳工阶级的贵族地位才得到短时的制度化承认。
由此看来，制造业的高劳工成本问题，是一个制造业补偿水平不足而派生出来的人造问题，这个问题也只能够逆着历史原因的成因去观察，才能够求解。
美国工人贵族的消失，不是因为美国逆发展成了一个发展中穷国，也不是因为效率问题一一虽然满口经济学话语的经济学家们都这么说，而仅仅是因为资本集团利用制造业全球外包的机会，现在有能力对工资重新定价了，其原因需要从政治上的力量对比变化去寻找，而且影响力量对比变化的地理范围，远远大于国家的边界线。
在新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中间，任何局部或一国地区的工会组织，均无力反抗制造业劳工成本最小化的跨国资本家集团的强大主导权，美国工会亦复如是。确实需要全世界无产者的真正联合，才能反抗跨国资本集团的劳工套利策略。如果没有此一根本力量对比的变化，跨国资本家集团不仅有能力完成前一阶段的外包业务和劳动力贬值策略，还将有能力用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替代曹德旺手下那些“有很高自豪感”的中国工人，实现劳动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正是从这样的“不变前提”出发，劳工成本过高或机器换人才成为一个严峻问题，这不过是此一全球化阶段制造业价值补偿水平过低，由此带来的成本压力这样一个配生问题，远非工人劳动效率低下或者工会保护过多带来的。在第四世界后备军大量存在的时候，中国的低成本“掠夺性积累体制”，其优势并不具备承久性，之所以如此，盖因为这个是依然处于资本家集团对价值链的掌控能力之内，这个新的全球化阶级有能力对价值链进行不间断的再安排。
曹德旺在接受访问时，对发展主义背景下的环境恶化很有感觉，但对劳动者的命运则简化为效率工具与成本之比去理解。他作为个体资本家，实际上也把握不了未来趋势，但作为资本家的人格化，总是想要强作解人：劳工成本问题对于曹德旺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他进入市场将本求利的背景，这个背景还是他无力改变且不想要去改变的。
未来人类社会如果不灭亡，那么，就不可能把大多数劳动者价值贬低到不足以维持生命再生产成本的条件下，和谐到永远的。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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