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这句“广告语”反映了什么?
——评“养家的男人多辛苦”
打开电视，你随时会听到一句“汇源肾宝片”的广告语：“都说有家的男人多幸福，谁知养家的男人多辛苦”。
咋一听，此话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没问题;细一想，问题来了——这不就是要女的在家“相夫教子”，男的“外出打拚”养家活口吗?这不就是在宣扬“男主外、女主内”， “男主女从”腐朽的封建传统观念吗?试问：女人在没有“就业权”以后，还能有她们的“自尊”、“自强”吗? 果真如此，这不就是对新中国70年来提倡“男女平等”思想的一种赤裸裸的“反动”?!
“广告语”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思潮。初始，你也许可以不“理会”;但日积月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谁会不被“潜移默化”才怪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人生来平等。女人与男人一样，同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在数以百万年计的原始社会阶段，两性原本就是平等的。人类只是在五千年前进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以后，妇女才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几千年来，她们遭受着“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统治，始终被“压在社会的最低层”。
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结底是由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必将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男女平等”所取代。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他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只有在“越來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的时候，“才有可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妇女解放的这些条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逐步实现。
革命导师把妇女解放的程度，看作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认为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而得到实现。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把妇女的解放看作是革命的组成部分，提出“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1939年7月20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社会主义时期，更是大力推行“男女平等”与“妇女的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保障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其中第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在土地改革中，妇女与男子一样可以平均分配到土地，并同样具有参加社会生产与各项社会活动的权利。
为了鼓励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新中国出台了男女同工同酬和一系列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条例，为把妇女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条件。
毛主席特别强调妇女解放要普遍参与社会主义事业。提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大力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在广阔的社会参与中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解放。
正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往遭受“四权”重压的中国妇女，站了起来，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在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中，就有女性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有女部长史良、李德全、何香凝，仅副部长以上的女性领导干部有20名!开启了女性参与国家高层领导的先河。其后加入的女性领导还有郝建秀、郭凤莲等，纺织女工、吴桂贤还当上了副总理。
妇女得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新中国的妇女走出家门，充分发挥她们的聪明才智与技能，从1952年飞上天的第一批女飞行员，到其后活跃在农业战线的女知青邢燕子、侯隽等人，新中国的各条战线，女劳动模范、女先进工作者不断涌现、层出不穷。她们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一批“公知”大肆鼓吹“私”字观，打着尊重“传统”的旗号，一度公然喊出“让妇女回归家庭!”的口号。男女平等、女性职业化，原本是新中国妇女工作的重要成就。但据近几年的调查及报道显示，不少青年知识女性职业信心不断降低，男女平等观念受到冲击。什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事业型不如生活型”等腐朽思想，大有进一步蔓延之势。这不能说与社会上流行的、所谓“有家的男人多幸福”、“养家的男人多辛苦”一类广告语的慢性毒害毫无关系吧!
请勿忘记，我们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历来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再这么公开宣扬这类“男主女从”，“男主外、女主内”之类的封建腐朽思想，这不就是在公开纵容开历史的倒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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