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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杀女生那件事，过去了好几天，也看了她的男友牟林翰与她的聊天记录，觉得脊背发凉，非常无语，直到昨天看到孙立平教授的《自私到骨子里，却那么的理直气壮》一文，觉得也有必要说点什么了。
的确，孙教授说的对。牟林翰不是一般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自私到骨子里”。他不是人格缺陷，而是“理性选择”：
这个女孩是我的，因为有瑕疵（不是处女）不想要了，那么就要在脱手之前毁掉她——让她流产一次或者做结扎手术，并把切掉的输卵管送给他。
孙教授担心牟林翰未来从政，这个担心是对的。
但如此自私的人，放到哪个领域，都令人不寒而栗吧?像孙教授那样成为教授就好吗？天晓得他会培养出多少小牟林翰，并且又会祸害多少女学生？他如果去经商、做企业也很可怕，谁也知道他会为赚钱而做出怎样伤天害理的事?
不过，孙教授的文章也有明显缺失，就是没有分析牟林翰之所以成为牟林翰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
对牟林翰个人一味进行谴责，意义是不大的，只有找到原因，反思我们走过的路并引以为戒，才是有意义的。
牟林翰显然不是孤立的个案，在任何意义上他都足以被称为一种“现象”，并不是牟林翰们改变了历史和文化，而是历史和文化造就了牟林翰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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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人在价值观的问题上，走过了曲折了道路。
1895年爆发了甲午战争，是一个转折点。
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上国被一直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踉跄大败，这刺激了中国的精英阶层。
从那时起，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开始从“为私”向“为公”方向转化，国运也开始渐有起色。
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救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里尤其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是毛主席在延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价值观，培育了整整两代人，包括“革命一代”和“建国一代”。他们在这一价值观的支持下，完成了革命、建国、工业化、两弹一星以及多次保家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今天一切成就的基础。
再次的转折发生在八十年代。从那时起，“为私”的价值观又渐渐重获正当性。
1980年，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发起关于“潘晓来信”的讨论，即“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而讨论的结果是，“为公”意味着虚伪，“为私”才是真实的。
这里一个时代性的因素是，中国被裹挟进了新自由主义的潮流，而新自由主义是以“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其所要求的价值观必须是个人主义的，“为私”的。
类似雷锋这样的人，既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消费者，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市场主体，因此必须在文化意义上被消灭。
而“为公”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总是和公有制，和“以厂为家”、“以社为家”等联系在一起的，其逻辑是，“为公”的价值观越强烈，公有制就越巩固；同样，公有制越巩固，一心为公的人就越受到尊敬。
所以，不解构“为公”的价值观，不鼓励自私，就不能适应新自由主义的潮流。
当然，对精英们来说，还有一个更加隐秘的不能明言的动机是，只有“为私”的价值观重获正当性，甚至“香起来”，他们才能凭借手中的资源优势、地位优势在“竞争”中获胜，最大限度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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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教育、文化都在为“私”字鼓吹，有老师公然在课堂上讲，读书就是为了“买豪宅，娶美女”，有教授告诫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挣不到四千万，别回来见我。
2008年，我曾经历了和汶川大地震中丢弃学生单独逃跑，并在事后振振有词，认为自己跑而有理的“范跑跑”的电视争论，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提倡“为私”舆论力量的强大——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认为这种“只顾自己逃命”的做法体现了“人性”，甚至是“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
在这样的潮流中，出现牟林翰这样“自私到骨子里的人”也就毫不奇怪了。包括那些为出现“精致利己主义者”和“自私到骨子里的人”痛心疾首的教授们，在历史面前，都难辞其咎，都是有责任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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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教授担心的对!牟林翰已经跨进精英的门槛，他已经精心设计好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无论未来是从政、从教、从商，他的前途都一片“光明”。
就个人而言，生活在一个牟林翰们洋洋得意、畅通无阻的世界，想想都令人感到恐惧。
就国家而言，我们也应该问一问——
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走向星辰大海吗？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去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吗？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令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天下归心吗？最后，能靠牟林翰这样的人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如果不能，就应该想想怎么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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