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更多关于疫情发生初期信息真相得到披露。人们惊诧地发现，那八名被全网通报“造谣”的人，竟然都是武汉一线抢救病人的医生。
他们分别来自三个微信群：武汉大学临床医学04级群，武汉协和医院红会神经内科群，肿瘤中心群。他们向同行示警的依据是病人“MAPMI检测结果”呈现“SARS冠状病毒”阳性指标。有关医院也是根据这些检测报告上报武汉卫健委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CDC)。
这些医生本着职业操守和人性良心勇敢向社会发出预警的行为，被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曾光院士称为“可敬的”“事前诸葛亮”。
然而，在目前对民间舆论严密控制和官方媒体日渐凋零的环境里，他们却在去年底被以“造谣者”的身份受到强力部门的约谈、警告，甚至在今年元旦被中央台和全网络通报，等同于公开羞辱。有人在网上披露，如果不是因为延误防控而导致疫情大扩散。李文亮医生有可能“被冠以造谣的帽子”，刑拘半年，吊销行医执照。
在舆论压力下，1月29日，“平安武汉”发布的“情况通报”声称：“因上述8人情况特别轻微，当时公安机关分别进行了教育、批评，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为自己压制真相的行为开脱。
而最高法的官微虽说武汉8人散布的“虚假信息”并非完全捏造，应予宽容。似乎为他们平反，但仍暗示他们的行为有错。至今，未有官方部门或人员为他们平反，或向他们道歉。
根据曾光院士披露的情况，这些医生完全是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该疫情的判断既按照专业流程向上级防疫部门通报的情况，也向亲友(社会公众)发出预警。稍有常识都知道，这当然不是造谣。
那么，到底谁在造谣呢?根据陆续从中外权威人士披露的信息还原疫情发生初期有关部门的作为可以看到，包括8名所谓“造谣”的医生在内的武汉一线医疗人员没有错误，反而是信息不透明的体制酿成了这次大祸。
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安梁试着还原疫情最初的披露过程：
2019年10月，武汉几家医院将他们发现的未知病毒的病例样本送到疾病控中心(CDC)。
武汉CDC按照惯例将这些病例样本，送到号称亚洲第一的中科院武汉病毒所P4实验室，P4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迅速对病毒进行了分离，测定DNA结构、排序;正式确定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冠状病毒。其中，第一例病毒样本来自一位已经去世的80多岁的老人，并发现逝者生前的生活轨迹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密切联系
按照中国的法定流程，武汉CDC迅速向上级单位--国家卫健委和国家CDC提交了发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和疫情的报告。
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来到武汉，进行实地调查、采集样本、收集数据。由于他们采集样本时的技术失误，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话音未落，第一批专家组的组长、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就发现自己感染了这种新型病毒。
有知情人士说，第一批国家专家组到武汉后，他们排挤当地的科研人员--包括第一时间发现这种新型病毒的武汉P4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他们抢样本、抢数据、抢资源，为自己发表论文做准备，而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职责是考察疫情、预防和控制疫情，才得出了“不会人传人”的轻率结论。
国家CDC中心主任的高福院士领衔的团队，率先于1月25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相关论文;随后，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发表了8篇关于“冠状病毒”专题的论文，可谓收获丰硕。
直到由2003年抗击SARS的英雄钟南山院士率领的第二批国家专家组被紧急请到武汉，才向公众宣告，这种新型病毒可以“人传人”。此时的武汉，甚至湖北的疫情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由此可见，那些信口开河的“砖家”和试图阻止信息透明、掩盖真相的有关部门人员，才是误国害民的造谣和传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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