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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以来，我一直克制着批评湖北官场的冲动。
原因无他，抗疫如作战，湖北，尤其是武汉，黄冈等地已进入战时状态，等同于前线。
因此，
第一，气可鼓，不可泄。这些地方的干部，无疑相当于前线的各级指挥员或参谋，责任重大，应该给他们一个在前线立功，证明自己的机会；
第二，问责的问题，最好等到基本战胜疫情之后，并结合他们在抗疫斗争中的表现综合考虑。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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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事情，还真是不吐不快，不说不行。
比如，黄冈市的卫健委主任唐志红，面对中央督导组的关于医院床位和接收病人数量的提问，居然一问三不知，事后接受记者采访，又一脸悻悻然。
这就相当于指挥员既不知道己方兵力，也不掌握武器装备情况，这如何部署，如何打仗?
抗疫重镇的卫健委主任相当于“前敌总指挥”的角色，如此颟顸昏聩，如不就地免职，不仅最起码的军心士气无法维持，也无法激励全国人民团结抗疫的信心。
再比如，黄冈红安县16岁脑瘫患者鄢成，日前在父亲被隔离后死亡。
该患儿所在镇党委书记汪宝权、镇长彭志鸿被免职。对已经不再担忧感染新冠病毒的鄢成来说，这些都毫无意义了。
最新的消息是，黄冈市有337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乌纱帽掉了一地。
黄冈市长邱丽新表示，“非常内疚，非常自责”。
姑且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吧。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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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当前，不得不临阵换将，大面积的干部受处分，说明什么呢?
很简单，说明干部队伍存在严重问题，甚至是朽坏的。承平无事尚可维持门面，一遇到紧急情况就狼狈不堪，溃不成军。
临阵换将，其实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得不临阵换将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严重损失，甚至败相。
对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说，“将”是重要因素，但绝非唯一因素。
部队的整体素质、战斗意志、战术水平等是更重要的因素，只是这些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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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时代都很少出现“临阵换将”的事。
当然，这绝不是说，当年的干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做官当老爷。
干部打仗的时候比较痛快，不打仗，承平无事的日子反而比较“难受”。
因为这时通常会有各种主题的、以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的“整风”，而且往往是动员群众充分参与的“开门整风”，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比如，在五十年代初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我军的一代名将秦基伟，就曾因为换了一个新脸盆而受到警卫员的当面批评。
“整风”其实就是干部队伍调整竞技状态，是领导在群众面前的自证清白，是为了发现并尽可能地消除阴暗面，揭露习焉不察的官僚主义问题。
因此，类似唐志红这样一问三不知，遇到质疑只会打电话问下属的糊涂官僚，不会等到抗疫最危急的时候才暴露，整风的时候她就很难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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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干部管理的辩证法——平时能够通过整风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干部队伍朝气蓬勃，不脱离群众，战时就无须临阵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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