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笔者对和平年代“多难兴帮”这种观点很反感，也很不赞成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机械被动治理，坚决反对逝者亡灵未安抚，查漏补缺未完成，就急三火燎地开庆功会，凸现自己指挥得当、调度有方、处置得力的做派，坚决反对那种丧事喜办，用同胞的痛苦和亡者的不幸变相地粉饰自己的卑鄙做法。
这次疫情所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全国秩序停摆、天量经济损失，以及重大国际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也是令人非常痛惜的。网上不乏大量理性反思文章。反思很重要，只有找准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固强项，把抗“疫”的巨大成本转化为社会综合治理效益，我们才有可能不会又好了伤疤忘了痛，才能避免第三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历史悲剧重演。
那么，如何把抗“疫”的巨大成本转化为社会综合治理效益呢?
笔者个人认为社会综合治理效益可以从直接的和间接的，显性的和潜在的(或隐性的)这些方面入手分析并做起，才能逐步收到成效。
一是当务之急是对涉及国计民生、公共卫生安全、国家战略安全、战略储备、应急响应等重大领域姓“社”与姓“资”，或者说“公”与“私”问题的重新审视。这是真正事关举旗定向的大事，也是能否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向心力的定海神针。
二是如何对待民间不同意见和声音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管控与正确教育并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力的重大问题。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沉默不是金，而是全社会的悲哀，要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事实越辩越清楚、真理越辩越明晰。我们要善于把反党、反社会、搞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大业、图谋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狼子野心同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望党和国家除陋习、革积弊、祛顽疾、谋复兴、图富强的强烈愿望区分开来，在斗争中教育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曝光、揭批、孤立，直至最后清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国家强盛的反动势力。我们只有不断能听到人民群众的真实呼声，并真心实意地校正偏差，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放在压倒一切的第一位，我们就不用担心颜色革命了，国家安全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保证了。
三是对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式的制度进行认真修订。追责固然重要也必不可少，但不能一棒子敲死，我们应当允许犯错误的地方或同志改正错误，把他们的教训认真地总结出来，作为法律法规、条例制度修订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广东、北京、湖北在两次抗击疫情之中教训尤为深刻，他们对重大疫情速报和信息发布制度、战时应急管理和指挥调动机制、生物安全等等制度是否切实管用、有效、畅通无阻，还有我们的政绩评价、吏治考核、容错纠偏体系是否切实管用、奖惩分明、激励有效等等，最有体会，也最有发言权。
四是可以借抗“疫”之机，完成平时没有精力或需要多部门协作，动用大量社会资源，花费大量社会成本，甚至需要全民总动员才能完成的事情。诸如：打击异地聚集式传销经济邪教、人口及经济状况普查、住房囤积和空置现状、建立全社会物价合理调控监督机制、持续开展全民广泛参与的扫黑除恶活动等等。
只有在大灾大难之中，在跌倒之后，爬起来，不断地听取、反思、总结、校正、弥补和提高，一个国家和民族才能走得更稳些、更快些、更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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