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中国的新冠疫情开始逐渐向好的方面发展。武汉关闭方舱的好消息不断传出，各省各地区也开始有序走向复工。然而，与此同时，疫情在中国之外的地区却出现了爆发的态势。更令许多人感到不解的是，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出现的一系列耽误疫情控制的社会政策失误，都在欧美国家得到了再次重复。实际上，时至今日，在3月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也还在刊文批评武汉，认为是社会舆论监管失利、政府官员将社会稳定放在首位、疫情通报不畅、信息不明、发现疫情开始社区传播之后却又将检测门槛指定地过高等诸多因素，直接导致了最后的“大规模”传播。言下之意，是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导致了这场疫情。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到现在的疫情中心，投到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许多外国老百姓也都会感慨，所有它们文化与政治精英们当初指出的武汉的错误，都在它们自己国家的实际抗疫行动中重新上演。而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抄作业都抄不了”的行为更是让我们感到迷惑。直至3月8日凌晨，欧洲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意大利才正式宣布对伦巴第区及其周围14个省的1600万人口进行隔离。此时距离意大利1月30日发现两例确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从时间上，甚至比武汉从发现疑似病例到宣布封城还要慢上一周多。同时，即便在确诊病例增加最多的时刻，意大利也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暂停大规模人群聚集活动。直至今天，意大利也未鼓励群众戴口罩进行防护。此外，欧洲各国以及英国美国对待新冠防疫问题的政策与宣传口径也是如此：强调洗手，不鼓励戴口罩，不停止大规模活动。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与媒体口中，此次新冠疫情，与流感无异。
正是由于这种对待疫情的态度，使得许多在海外的华人也感到非常不安。也大大加重了中国防疫工作的困难。现阶段，从海外输入的病例更成为防疫工作重点。大规模广泛的病毒传播也更加加大了病毒变异的可能。正如1918年从美国爆发的西班牙流感，虽然第一波传播时病症较轻。然而，在经过了欧洲的大规模传播之后，形成了第二与第三波致死率极高的重大疫情。
在这一关键的时刻，许多人会问，为什么外国不抄我们的“作业”?为什么不提早停止大型集会?为什么不推广戴口罩?为什么不建造方舱?为什么不全国驰援?实际上，灾难就像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我们自己身上的妖魔鬼怪，也照出了每个文明面对大灾时截然不同的态度。面对战争、灾难、疫情等重大事件，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元叙事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这一元叙事中的核心在于整个群体进行互助，通过牺牲少部分人，保存下整个社会群体的集体力量。这种互助生存的文化精神不但超越地域与宗族限制，更超越了时间。成为一个代际相承的历史使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充满着历史与群众智慧的表述会存在于普通人民的日常表述中，成为我们认识世界，以及组织自身社会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在《流浪地球》这类当代艺术作品中也有充分体现。
相比之下，西方的元叙事则围绕着物竞天择展开。在这样的丛林法则原则下，自救与自助则是核心。在这样的核心原则下，西方这次面对疫情所进行的社会制度安排，主要围绕着保存诸如医疗病床、口罩、医护人员、以及生活必需品等生存资源展开。也正是在这种原则下，一切对于社会生存必须资源可能造成浪费的人与行动，都可以相应被舍弃。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德国、法国还是英国、美国，在处理疫情信息时都强调，此次病毒攻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与具有基础病的人群(弱者)，因此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在英美的媒体上，更是出现新闻评论员，甚至政府公务员公开表示，病毒传播可能是件好事，能够缓解医疗体系的压力。英国首相鲍里斯则更是强调，没有必要采取激烈的手段组织病毒传播。病毒传播可能会对社会有利。在制定抗疫政策时，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事实上，这种抗疫原则充分提现了西方神话以及宗教中“神只会帮助自己帮助自己的人”这一元叙事。“诺亚方舟”的故事则最能体现这种元叙事精神。首先，灾难是“神”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扫清人间罪恶，并重启世界。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只需要每一物种保存一雌一雄便可以。
疫情不但是面照妖镜，还为全世界揭了盖子。让我们认识到岁月静好时“全球化”的保证在灾难面前有多么不堪一击。用这种元叙事精神，我们再来审视西方世界对待疫情的态度，便会发现，中国那种人定胜天，团结一致战胜一切的精神下组织起来的人民，在强大工业与国家实力支持下，不计成本的物资支援，只为救人一命的态度，在西方国家是完全没有复制的可能性的。在疫情下，欧洲各国已经开始出现自保倾向。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在欧盟内都禁止跨国移动。德国甚至还出手拦截了瑞士购买的24万只运往瑞士准备用于本国防疫的口罩。战后岁月静好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共同体梦想，在灾难面前迅速变性。这在欧洲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欧洲不但在工业与制度上没法复制中国抗疫模式，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也不存在复制中国模式的基础。在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元叙事中，生命——特别是老年人与弱者的生命属于可被弃置的累赘。在和平与安宁的条件下，这种个人主义的围绕自助而形成的自由观对有经济与社会能力的个体来说，无疑是伊甸园。然而，在面对生死问题，特别是由天灾带来的生死问题时，个体生命的价值便显得无足轻重。选择或者是像美国那样，囤枪自保，要么就像欧洲这样，将自由享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直至死亡。信仰“我死以后哪管世上洪水滔天”精神的人，根本无法理解“虽我之死，有子存焉”的愚公们，在大灾面前所作出的生命选择。更无从复制中国抗疫模式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千百万人自愿在家自我隔离。
今天，在疫情进入新阶段的时候重新回头复盘，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中国疫情冒头之初，出现了一系列迟报、瞒报、诿责现象，在是否出现社区传播、是否人传人等问题的判断上，对社会稳定的诉求强于采取过段措施阻止疫情传播的责任。在疫情开始大规模传播，武汉开始封城之后，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未能及时跟上，医疗与生活物资短缺，红十字会对捐助物资调配不力，再加上各种卫健委、省政府、国家疾控中心对责任问题互相甩锅的行为，都最终造成了一场疫情大规模传播的完美风暴。在风暴之中的武汉人民，也更是付出了及其惨重的代价。诸如方方等描述个人悲惨经历的作品也更是很好地描述出了一部分人在这场大事件中的真实体验。
然而，当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之后，武汉人民、乃至整个中国与整个世界都亲身经历并目睹了一场英雄主义的宏大壮举。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赶来的人员与物资，特别是每一位普通的医护人员、一线劳动者、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基层工作人员，都奋不顾身地加入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饱和救援行动中。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行动，使得那千余人新冠患者的牺牲有了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葬礼上，提到了两种死亡中所体现出的生命意义。一种是“轻如鸿毛”的压迫者的死亡。另一种，则是为了所有人民利益而献身的“重如泰山”的死亡。在今天的疫情面前，更是凸现了这一“重如泰山”的生命伦理意义。倘若没有之后的全国驰援、没有一线劳动者们的勇于牺牲，那么每一个方方笔下描述的个体的死亡都毫无意义。而今天，无数普通中国人，用自己的行动，讲出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故事。讲出了一个“子子孙孙无穷匮”的超越此生的绵延历史。这份由天下人、由亿万人祖祖辈辈写出的作业，无人抄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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