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9日，甘肃省市场监督局发出要求干部职工带头消费支持餐饮业共度难关的《倡议书》，但旋即不久便被撤下。
这其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争议点：一是倡议书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每周的消费不低于200元是否合适;二是倡议书一方面给予了消费定额另一方面又要求个人付费是否合理。
抛开争议本身暂不去谈，如此倡导干部职工带头消费从而提振消费信心的举措是否只是独此一省之创举呢?结果发现并不是。
早在3月10日，南京市秦淮区就发布了一则《关于机关干部带头消费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的倡议书》，倡议区领导到辖区内商贸、餐饮等企业购物消费不低于100元;鼓励各级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到餐饮等服务行业消费，个人付费;鼓励区街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带头到商家购物消费，引导和带动广大市民尽快恢复消费信心。
3月19日，为提振江西省旅游消费，江西专门发通知，今年二季度试行周末2.5天弹性作息，积极引导干部职工周末外出休闲度假。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安徽、浙江、江苏、广东、海南、湖南、河南、山东、重庆等9个省份通过类似措施试图提振消费经济。
不过，这种现象——通过特殊手段(干部带头消费)提振消费经济的做法——至少反应了两种问题：一是当前经济受疫情冲击非常不乐观;二是当前经济结构中消费经济占比很大。
就第一个问题，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份国民经济就可见一斑了。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一方面自2001年至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也从2001年33.62%，上升至2019年53.92%。
另一方面，从17个“万亿俱乐部”城市来看，第三产业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因素。
也就是说，当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话说回来，通过干部带头消费从而提振消费经济真的能算作一种良好的举措么?
秦淮区发布倡议后，有媒体评论称这样的行为“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但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谈，党员干部的先锋队作用并不需要体现在带头消费上。
说到底，这些种种看似出发点良好的倡议背后，又何不是作为懒政表现的形式主义呢?
国内疫情慢慢得以平息，复工复产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若是做好了防疫的各种举措，出台了各种鼓励生产的政策，提出提高居民收入的措施，甚至单单只是政府组织减少了各种官僚主义的推诿扯皮，降低了政府组织信息交互的成本，营造出良好的消费环境——这些种种政策性的工作，都强于带头消费以振经济的做法。
当某些人在欣赏那种带头消费的举措时，又何尝不是迷恋那种父爱式的示范效应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迷失了作为自我的自我，连作为消费者的自我都迷失了。总之，他们认为人民连自己的消费行为都支配不了，需要干部们来指引他们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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