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六一儿童节。
这个儿童节最为热闹的应该是开放三胎生育了。
必然的，这个消息引发了全网性的舆论轰动，各种吐槽段子漫天飞舞。
毕竟，一胎化时期的某些极端做法造成的伤痕依然在许多80、90后的记忆深处，开放二胎这才几年又赶忙放开三胎。转折来得太快，心理上有割裂感，这太正常不过了。
就在同一天，某社发布了一份投票，结果一面倒地投向了“完全不考虑”这个选项。尴尬不已的某社在投这一选项的人数到达3万的时候，默默地删除了这条微博。
这太正常不过了，社交媒体上活跃的多为中青年群体，刚好与苦996，宣称要“躺平”的群体高度重合。长年的加班、黑白的颠倒，已经把人榨得没啥生理上的欲望了，更何况，在大城市养自己都成问题，逞论养全家——这样一个群体，怎么可能会有强烈的生育意愿？
卫健委说：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先说最后一条，“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按照卫健委的说法，“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这与普通劳动者的感受大体符合。
私营企业不招短时间内有结婚意愿或未婚未育女性，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通例；还有一大把的企业，但凡女性员工怀孕，就用各种方法，迫使员工“主动”辞职（最硬的一招，就是工作量不减反增，在日常工作强度够大身体本不是那么好的前提下，辞职保胎就成了必然）。
等怀孕、生娃、休完产假，再去上班之后，或因为一段时间不工作（老人无法带孩子的家庭妈妈必然得带娃到3岁以后，这就意味着四年都不可能工作），而被从相对核心岗位给甩下来，或作为母亲，目前的结构中，承担育儿的职责相对要多一些，自然无法全心放到工作中。
于是，工作和待遇降级就成了大概率的事件。
不光小型公司如此，连巨无霸的私企都是如此。
最典型的比如狗东。
那时东子明州事件还没出来，声称员工都是兄弟、要带后富的“乡贤”人设还立的很正。哪怕如此，在一次央视录制节目的现场，一位怀孕四个月的副总，作为高龄高危产妇，小心翼翼地对东子说自己怀孕了，并强调“不会耽误工作的”。东子立马变脸，不要以为你们不在公司就散了，给兄弟们点机会，我们有老员工休息三年了。敲打完后，画风一转，抓紧休息吧。
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换句话说，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夺越狠，女性生孩子可预期损失会越大，其生育欲望就越低。
也正是资本的逐利性，在资本看来，那些关于生育的事统统都是，白给工资没有收益的。这传导到女性员工身上，就是特别反感那些“月经假”、“产假延长”之类看似为女性着想的方案。
当然了，对女性劳动力生育所造成的“成本”上升必然会转嫁到男性劳动力身上。于是，35岁即“退休”，“男的当牲口使，女的当男的使”，已经成为普遍状态。这怎么还生得出来？
在996福报论的同期，2019年5月阿里的集体婚礼上，马云称：“工作上强调'996'的精神，生活上要'669'——六天六次，关键要9（久）；婚姻要幸福的关键多用'丁丁'，少用'微性'。”
公开场合“开车”也就罢了，都996了，累得跟条死狗一样，又怎么可能669，“多生孩子”？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生产队的驴，也不带这么用的。
996+669的奇葩组合，也道出了资本的小心思，既要给我往死里干创造足额的剩余价值，也要给我留下下一波可供使用的劳动力。
在这种前提下，普通劳动者发两句要“躺平”的牢骚，再正常不过了。
除了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付出太大回报太低外，逐渐递增的支出也是重大的因素。尤其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都产业化的今天，养娃的综合成本必然节节攀升，庞大的开支，让一个普通家庭都捉襟见肘。
这正是卫健委说的“经济负担重”背后的实质，是放开二胎刺激效应不强的重要原因。
所以，目前来看，最有生育意愿的应该是什么都不缺的“上层”——曾经三孩均非婚生育被罚了748万的老谋子家昨天就宣称”提前完成任务“，同时，还有远低于平均线，没太大需求且债多不愁的部分”底层“。绝大多数的中层和中下层，连二孩都不一定敢生，对三孩，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固化了。
想当年，是怎么劝和堵都要生，于是有了那流传甚广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现在，则完全掉了个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无论如何不想多生了。
的确，长期看，在一胎化近四十年后，二胎放开到三胎放开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社会整体活力，但这就得先解决最广大的群体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的问题。
必然地，除了思想上的引导，还得进一步调整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打破资本主导一切的格局。
否则，都是白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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