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牵动了无数家庭。包括我自己孩子的兴趣班，因为其中有一个是英语学习，虽然只是在线授课，一周两次，一次半小时，现在也已经通知要停了。
作为父母，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轻松一点，快乐一点，有个愉快的童年记忆？谁愿意天天逼着孩子去学那些自己都不感兴趣的东西，孩子也不一定喜欢的东西呢？作为父母，难道不心疼孩子吗？当然也心疼，但现实的压力摆在这里，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正是因为现实的压力，才导致了父母越来越内卷，越来越在教育上增加投入，为孩子换一个更好的未来。
因为孩子无法回避的现实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严重分层的社会，每个层级都对应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而且，这些分层还在逐步的固化。从二三十年前的拼爹，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只是拼爹了，还得拼爷。别人家的孩子有前面两三代人的积累，有十几套房，你的孩子只有一套，你能感觉压力不大吗？这是一个大前提。
第二个前提是，我们的教育最终都是要通过考试来验收成果的，而验收的结果就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从上学开始，他将要面对无数次选拔考试，而每一次考试都是要将人分成三六九等，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要让一部分人成为人上人，一部分被淘汰下去的人逐步沦为社会底层。所以，在一个存在考试的教育体系之下，教育最终都是要跟着考试的指挥棒转的，考试怎么考，学校就要怎么教，父母就得怎么卷。
而我们这个社会目前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其实在于对体力劳动的恐惧。虽然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5%，但毕竟三十年前还只有30%，也就是说，至少一半的城里人是在过去的三十年前里才刚进入城市，才刚摆脱农村的农业劳动，也就是体力劳动。这些人正是今天鸡娃的主力军，因为他们吃过苦，干过体力劳动，所以他们不想让孩子再去干体力劳动，再去吃苦，想让孩子未来的生活能更好一些。
理论上说，或者嘴上说，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诸如劳动者是最美的人之类的说法，但谁心里都清楚，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四十年前，曾经有人激烈批判过脑体倒挂的问题，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家都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在终于正常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体力劳动者不仅收入低，而且社会地位低，处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当然也处在鄙视链的最低端。
比如说吧，在过去这十年里，不仅是影视剧，而且是网上的言论，都在谴责凤凰男、凤凰女，在嘲笑和鄙视他们，不仅鄙视他们的价值观，还要鄙视他们的父母、家庭、兄弟姐妹。但在过去这三十年里进入城市的人里，这种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人起码也要占到三分之一吧？但他们的生活，在过去这些年的都市生活剧里，完全处在负面位置。无论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还是每年春节都会出现的网上的要回老家的男朋友，都要被千万人唾骂。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其实都是焦虑的，这种焦虑不是像以前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焦虑，对每个刚脱离体力劳动、过上中产生活的家庭来说，都知道自己这种生活是非常脆弱的，随时都会被社会发展的高铁甩下去，成为被淘汰的那种人。自己没有亿万家财，没有十几套房子留给孩子，他们能做的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让孩子在教育上能不输在起跑线上，不比别人落后太多，还能有机会和别人的孩子有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
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环境下，教育的内卷和孩子负担越来越重，这是实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症状而不是病因。如果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不改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不提高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家长对体力劳动的恐惧，也就无法缓解家长的焦虑，也不可能让他们和孩子就此彻底躺平，心安理得地接受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命运。
那么，双减之后，禁止课外补习班，是否就能从此大家都公平呢？当然也不能。在市场条件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一方面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一方面是禁止千千万万的家庭争抢上车的机会，实际上就变成了对已经上车的既得利益者的保护，等于减轻了这些已经获得了社会竞争压力的家庭和孩子的负担，最终会让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更加固化，阶层跃迁变得更加困难，社会下层家庭几乎被锁死在自己的社会阶层里。
在一个资源分配不均衡并且社会竞争客观存在的条件下，禁止一部分人竞争上车的机会，这是不合理的。普通家庭也许从此可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了，但达官显贵和豪富巨贾的孩子从此更快乐。二十年后，地主家的孩子成了科学家和官员，工人家的孩子成了工人，农民的孩子继续当农民工和农民，他们是否就此都有了更好的未来了呢？这是否就是一个合理的结果呢？
更何况，二十年前开始折腾教育改革，搞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的时候，打的旗号也是给孩子减轻负担。结果如何呢？当我们发现高考已经不再公平的时候，才又重新呼吁回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机制。殷鉴在前，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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