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卢克文工作室”因一篇题为《中国正在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的文章被封禁。这个拥有三千万粉丝、年入数千万的自媒体账号，以“深度解读国际局势”为卖点，用通俗化的叙事和煽动性的立场收割流量。当这个“地摊战略家”轰然倒塌时，人们不禁要问：在这个人人都能发声的时代，话语权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动辄谈论国家战略、国际博弈的自媒体大V，与两千多年前那些游走于诸侯之间、以三寸不烂之舌改变历史走向的纵横家，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
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等纵横家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群人。他们出身寒微，却能凭借口才和谋略在乱世中纵横捭阖。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以连横之术辅佐秦国，他们的一言一策，关乎国家存亡、影响天下格局。这些人物身上有着某种让后世着迷的特质：他们既非贵族，也非世袭官僚，却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获得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通过“话语”获得权力的知识分子。纵横家的话语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首先是真才实学。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抗秦，需要对各国的地理形势、经济实力、军事优劣有精准的把握，需要洞察各国君主的性格特点和利益诉求，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找到平衡点。这不是靠夸张的辞藻和煽动性的语言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张仪能够说服楚怀王与齐国绝交，靠的不是情绪化的宣传，而是对楚国内外形势的精准分析和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更重要的是，纵横家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结果责任。当苏秦向赵王提出合纵方案时，他知道如果策略失败，等待自己的可能是身首异处。当张仪游说各国时，每一次出使都冒着生命危险。这种生死攸关的责任，迫使纵横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对局势有准确的判断，必须让自己的策略真正具有可操作性。他们的话语不是用来娱乐大众的，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改变现实的。正是这种对结果的承担，让纵横家的话语具有了某种沉甸甸的分量。
纵横家面对的受众也决定了他们话语的质量。他们游说的对象是君王和权臣，这些人虽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们掌握着国家权力，需要做出关乎国运的重大决策。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方案，很快就会被现实检验出来。君王可以被暂时说服，但如果策略失败，带来的后果不仅是纵横家个人的失败，更是国家的灾难。这种受众的特殊性，决定了纵横家的话语必须具有某种“硬核”的品质——它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反观今天的卢克文们，我们看到的是话语权在两千年间发生的深刻异化。卢克文同样谈论国际战略、地缘政治，同样以“洞察世界真相”自居，甚至在粉丝数量和社会影响力上，远远超过古代的纵横家。但这种话语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卢克文不需要真正的战略智慧，他只需要迎合大众的情绪;他不需要对局势有准确的判断，他只需要用煽动性的语言制造爆款;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因为即使预测失败、甚至被封禁，他依然可以换个马甲重新开业。
这种异化首先体现在知识生产的目的上。纵横家的最终目的是影响政治决策、改变历史进程，话语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对于流量自媒体来说，话语本身就是目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话语是换取流量和金钱的商品。卢克文并不真正关心他的分析是否准确、他的建议是否可行，他关心的只是这些内容能否获得高点击率、能否引发转发和打赏。在这种逻辑下，内容的真实性、严谨性、建设性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能否吸引眼球、能否激发情绪。这种目的的转变，导致了话语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纵横家需要深入研究、精心谋划，一个方案可能要反复打磨，因为它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而流量自媒体追求的是快速生产、批量输出。卢克文的工作室以单篇结算的方式外包内容生产，稿费只有几百元，要求写手“从海量资料中重新编排组合”——说白了就是洗稿。这种生产方式下产出的内容，怎么可能有深度和质量?它们只是用看似专业的包装，贩卖着情绪化的观点和简单化的立场。
受众的变化也是话语权异化的关键因素。纵横家面对的是少数掌握权力的决策者，而流量自媒体面对的是数以千万计的普通网民。这两种受众的知识结构、信息需求、判断能力都有着天壤之别。君王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而许多网民只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宣泄和立场的确认。他们不想了解世界的复杂性，只想听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声音;他们不需要理性的分析，只需要简单粗暴的结论。卢克文们正是敏锐地把握了这一点，用“美国要完”“日本药丸”这样的标题，用“大国博弈就像打麻将”这样的比喻，用民族主义和阴谋论的叙事，精准地击中了这种心理需求。从哲学层面看，这涉及到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深刻变化。福柯曾经指出，知识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话语本身就是权力的一种形式。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权力的来源和运作方式是不同的。纵横家的权力来自于他们对复杂局势的理解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是一种基于专业知识和实践智慧的权力。而流量自媒体的权力则来自于算法和平台机制，来自于对大众心理的精准把握和情绪的有效动员。前者是一种“向上”的权力——需要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和信任;后者是一种“向下”的权力——只需要迎合大众的口味和情绪。
这种权力性质的改变，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知识结构的变化。在精英社会，知识的权威性来自于它的深度和准确性;而在大众社会，知识的影响力则往往取决于它的传播性和情绪性。一个严谨但艰深的学术分析，可能只有几百人阅读;而一篇充满煽动性但漏洞百出的爆款文章，却能获得数百万的点击。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导致了知识权力的严重异化——那些真正有知识、有见识的人，往往难以在公共空间获得应有的话语权;而那些善于制造爆款、煽动情绪的人，却能轻易收割流量和影响力。责任机制的缺失是这种异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纵横家如果策略失败，要承担严重的后果，这种责任约束了他们的言行。而在今天的网络空间，内容生产者几乎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卢克文上午预测某人“这辈子不会当选”，下午被现实打脸，只需要把责任推给工作室的“背锅侠”即可。即使账号被封，也可以注册新号重新开始。这种零成本的试错，让话语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和可信度。当说话不需要负责时，话语就会变得廉价;当错误不需要付出代价时，谎言和真相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流量经济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纵横家虽然也追求个人利益，但他们必须通过展示真才实学来获得君王的信任和重用，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与他们所提供建议的有效性是捆绑在一起的。而在流量经济的逻辑下，内容生产者的利益完全来自于流量变现，与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没有必然联系。这就导致了一种“反向激励”——越是夸张的、煽动性的、迎合情绪的内容，越容易获得高流量;越是理性的、客观的、承认复杂性的内容，越难以在算法机制中脱颖而出。这种异化还体现在知识本身的性质变化上。纵横家的知识是“实践知识”，它必须能够指导行动、解决问题。张仪的连横之策，苏秦的合纵方案，都是可以付诸实施、接受检验的具体策略。而卢克文们生产的是“表演性知识”，它的功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话题、引发讨论、满足情绪。这种知识可以漏洞百出、逻辑不通，因为它根本不是用来实践的，而只是用来观看和消费的。当知识从“实践工具”变成“消费品”，它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伦理层面看，这涉及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纵横家虽然也有私利，但他们的言论至少在客观上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流量自媒体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更在于他们在主观上就没有对受众负责的意识。他们明知自己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明知自己在煽动非理性的情绪，明知自己在传播简单化的认知，却依然继续这样做，因为这样能带来更多的流量和收益。这种对受众的不负责任，本质上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当我们从“妄议大政方针”的角度理解卢克文被封时，会发现这个问题更深层的含义。纵横家确实也在“议论大政方针”，但他们是在受邀的情况下、在专业的语境中、基于扎实的分析来提供建议。而卢克文们是在没有任何授权、没有专业能力、没有承担责任意识的情况下，以一种近似官方的姿态来“通告”所谓的“国家战略”。这种行为的危险性不仅在于它可能传播虚假信息，更在于它僭越了话语的边界——它让一个完全不具备资格的人，以一种看似权威的方式，在公共空间制造混乱和误导。
两千年的时间跨度，让我们看到了话语权在性质、来源、运作方式上的深刻变化。从纵横家到流量大V，话语权从基于真才实学的精英权力，变成了基于算法机制的大众权力;从需要对结果负责的实践智慧，变成了无需承担后果的表演技巧;从服务于政治决策的专业知识，变成了服务于流量变现的情绪商品。这种变化，既是技术进步和社会民主化的结果，也是知识权力在新时代遭遇的严重异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回到过去的精英主义时代，而在于如何在大众传播的时代，重建话语的责任机制和质量标准。纵横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们身上那种对专业的尊重、对结果的承担、对受众的负责，依然是今天的内容生产者应该学习的。卢克文被封，或许只是流量经济现象的一个注脚。但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反思和改变这种话语权的异化，那么新的“地摊战略家”还会不断出现，继续用劣质的知识产品污染公共空间，继续用煽动性的言论误导大众认知，最终纵容者和作俑者都必被反噬。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社会的某些基本问题却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从苏秦张仪到卢克文，两千年间话语权的变迁，既是技术和制度变革的产物，也是社会矛盾的投影。今天，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话语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时，我们更需要思考：人民究竟想要什么样的话语空间?人民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能否在追求流量的同时，保持对真相的追求和对受众的尊重?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生态，也将影响未来社会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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