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的一个提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官媒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劳务派遣行为已背离“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实质，成为部分企业一种普遍的用工方式，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更为严重的是，该制度已成为劳务派遣企业和用工单位赚取利润、减少用工成本，克扣和剥削劳动者收入的手段和工具。更有甚者通过“逆向派遣”强迫员工转换身份，以规避劳动用工责任，减少单位用工管理成本，严重违背了“劳务派遣制度"的初衷。
周世虹委员认为，关于劳务派遣制度，目前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比较矛盾的局面：如果严格依法执行，劳务派遣制度很难运行;而在现实中要运行，往往又离不开各种违规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一个"死结”，所以没有存在的必要。
周世虹委员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由用工单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将有利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和个人发展，减少劳动纠纷。如企业确实有临时性用工需求，可通过劳务外包等渠道解决。
他说：“首先，从现实情况来看，真正需要劳务派遣的那类岗位——比如临时性、季节性或者辅助性的岗位，其实越来越少了。我身边现在也很少看到有单位长期依赖这种方式。其次，这些年国家对就业问题越来越重视，地方各级政府对就业服务和劳动力市场建设都投入了很多资源。再次，现在的就业市场已经非常完善了。无论是线下的人才市场，还是各种线上招聘平台，都能够实现求职和招聘的对接。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渠道其实是非常畅通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可以通过统一的招聘平台来发布岗位信息、进行求职匹配。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一建议。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中介机构在中间再增加一个环节。”
一时间，“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冲上热搜。有人说，这是为劳动者正名。也有人说，这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笔者认为，劳务派遣制度必须彻底废除。
劳务派遣制度的立法初衷，是解决企业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用工需求，提升用工灵活性，促进劳动者就业。《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仅适用于“临时性(不超过6个月)、辅助性(非主营业务)、替代性”岗位，且用工比例不得超过用工总量的10%。
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这一制度早已被严重异化。
首先，劳务派遣制度的“三性”边界严重失守：派遣工被广泛应用于主营业务的核心、长期性岗位，派遣用工比例远超法定的10%上限。从干了6年的老员工到刚入行的年轻人，劳务派遣从“补充形式”变成了部分企业降低人力成本的“常态化操作”。
其次，劳务派遣在实践中存在两大顽疾：
一是“逆向派遣”盛行。即用人单位强迫或变相强迫老员工与指定派遣机构签约，再派回原岗位。这实质是用假派遣掩盖真实劳动关系，直接切断了劳动者工龄连续计算、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权利。
有企业为了规避“连续工作满十年签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法律责任，甚至不惜在第九年强迫员工转换派遣公司，玩起“击鼓传花”的游戏。这种“逆向派遣”不仅切断工龄，更切断劳动者对职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二是同工同酬原则形同虚设。虽然法律规定了同工同酬原则，在劳务派遣中却很难真正实现。根源在于“身份隔离”形成的薪酬双轨制。用工单位通过设计两套薪酬体系实现了合法化的隔离：正式工适用一套包含房补、企业年金、年终奖的薪酬制度，派遣工则适用另一套只有基本工资和基础社保的制度。
在这个“打工人”成为全民标签的时代，劳务派遣工的困境，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覆盖3300万人群的普遍痛点——人社部202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仅登记在册、缴纳社保的劳务派遣工就达到3300万人，而那些未被统计、连社保都没有的临时派遣人员，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干着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报酬，背着最黑的锅，享着最少的保障。
多少派遣工，每天和正式员工一起上下班，做着同样强度、同样责任的工作，工资却被硬生生砍去一截，年终奖、公积金、节日福利更是想都不敢想;
多少派遣工，在同一个岗位干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却始终无法转正，职业发展一眼望到头，晋升、评优永远与自己无关;
多少派遣工，遭遇欠薪、工伤、辞退时，用工单位和劳务派遣公司互相推诿，维权之路难如登天，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长期以来，这些委屈和辛酸，大多被打工人默默咽进肚子里。他们不敢维权，怕被穿小鞋、被辞退，只能在岗位上忍气吞声。
周世虹委员的这一提案，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们的困境，让千千万万打工人的心声被听见、被重视。
平等、公正，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不应该、也不允许存在"职场二等公民"现象。因此，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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