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为一场直播连麦，被一位小学生家长连续举报了近两个月。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这位家长在直播中向沈奕斐倾诉自己的孩子遭受了“校园霸凌”，而沈奕斐在认真追问之后发现，所谓最严重的事件，不过是孩子分了零食给同学却没有得到回赠，以及课间两个孩子发生了口角和轻微推搡。沈奕斐给出了专业判断：这不是霸凌，而是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家长陷入了一种极端的“受害者逻辑”。
这个判断刺痛了那位家长。她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举报。先是举报侵犯隐私，接着向复旦大学的多个部门投诉沈奕斐“做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举报一轮接一轮，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沈奕斐一度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最终复旦大学完成调查，认定沈奕斐的点评专业且客观，不存在违规，没有给出任何处分。
事件本身并不大，但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下社会中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我想试着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出发，谈谈这件事背后的逻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异化理论，最初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以及他人之间关系的扭曲和断裂。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自己能占有的就越少;劳动本该是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却变成了一种被迫的、外在的痛苦。马克思想要揭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如何反过来成为压迫人类自身的力量。
异化这个概念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都把异化分析扩展到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沈奕斐事件中发生的事情，恰好可以放进这个框架来审视。
举报，原本是公民的一项正当权利。它的设计初衷是让普通人有一条渠道，去监督权力、揭露不公、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是社会治理中不可缺少的纠错机制。但是在沈奕斐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位家长因为没有从专家那里获得自己期望的结论，就把举报当作了报复和施压的工具。她举报的理由从“侵犯隐私”到“影响教学”，不断变换，每一个理由都在调查后被证明不成立。但举报本身已经达到了目的：它让一个说了真话的人疲于奔命，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自证清白。
这就是异化。举报权这个人民用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这里被扭曲成了打压不同声音的武器。它不再服务于公共利益，而是服务于一个人的私人情绪。创造出来用于保护人的制度，反过来被用于伤害人。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时说的那句话在这里同样成立：人所创造的东西，成了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异化不是孤立的。沈奕斐发布视频后，评论区涌来上千条留言，大量基层教师诉说自己的类似遭遇。有老师说自己因为批评了犯错的学生，就被家长打电话投诉到失眠。有老师说为了不惹麻烦，对学生的问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老师说自己明明用心在教书，却被一封接一封的投诉逼到心灰意冷。根据媒体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到8月，该局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后仅7起基本属实。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举报都是不实的，其中不乏恶意行为。
这组数据触目惊心。它说明举报的异化已经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正在蔓延的社会现象。当举报的成本极低而被举报者的应对成本极高的时候，举报就会被滥用。它不再是弱者对抗不公的武器，而是变成了任何人都可以随手拿起来的大棒。谁都可以举报，什么理由都行，反正被举报的人必须自证清白。这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恰恰是异化得以发生的土壤。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时候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遮蔽。商品看上去是“自然”的东西，人们忘记了它背后凝结的社会关系和劳动。类似地，在举报异化的语境下，“举报”这个行为本身获得了一种脱离具体内容的“神圣性”。一旦有人举报，被举报者就必须接受调查，无论举报内容是否站得住脚。举报这个行为和举报的具体内容之间发生了分离，形式压倒了实质，程序遮蔽了真相。这和马克思所批判的拜物教逻辑如出一辙：制度的外壳掏空了制度的灵魂。
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沈奕斐事件还暴露了当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精神困境，那就是“受害者思维”的泛滥。沈奕斐在连麦中用的就是这个概念：那位家长把孩子日常社交中再正常不过的摩擦，上升为“霸凌”，然后以受害者的姿态四处投诉。当她的判断没有得到专家的背书，她就把自己定义为更深层的“受害者”，转而用举报来攻击那个“不站在她这边”的人。
这种思维模式其实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一个竞争激烈、充满焦虑的社会中，人们对“伤害”的感知阈值在不断降低。孩子之间的一次争执，在从前可能被认为是成长的一部分，现在却可能被定义为需要官方介入的“事件”。这种过度敏感并非空穴来风，它背后是家长对孩子前途的极度焦虑，是对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深层恐惧，也是社会信任不断流失之后个体的本能防御。但问题在于，当每一种不适都被包装成“受害”，当每一个意见不合的人都被定义为“施害者”，真正的受害者反而会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噪音中。狼来了喊多了，狼真的来了就没有人信了。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始终关注的是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道德评判上。我们当然可以谴责那位家长的行为不当，但更重要的是追问：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让举报变得如此轻易而又如此有杀伤力?是什么样的制度设计，让被举报者承担了与举报者极不对等的代价?又是什么样的文化氛围，让“我是受害者”成了一句万能通行证?
在这个意义上，复旦大学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值得肯定。面对持续的举报，复旦没有选择很多机构惯常采用的“息事宁人”策略，没有为了“平息争议”就对沈奕斐做出象征性的处分。他们走完了调查程序，查清了事实，然后公开认定沈奕斐没有任何违规。这种做法虽然看起来只是“按规矩办事”，但在当下的环境中，它其实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太多机构在面对举报时，哪怕心知肚明举报不实，也会选择“各打五十大板”来规避自身的风险。这种做法表面上是在维稳，实际上是在纵容异化。
但我们不能因为复旦做对了一次就松一口气。沈奕斐在视频下收到的那上千条教师留言提醒我们，绝大多数被不实举报困扰的教师，并没有沈奕斐的社会影响力和公共表达能力，他们背后也没有复旦这样愿意“硬刚”的机构为他们撑腰。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沉默地承受了不公，然后用消极和退缩来保护自己。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因为一次正常的批评教育被举报后选择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才是异化最令人心痛的后果：它不是通过惩罚来压制人，而是通过恐惧让人主动放弃自己该做的事。
回到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揭示了扭曲的现实，更在于它指向了变革的方向。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只做诊断不开药方的思想家。他的异化批判，最终指向的是制度的重构和人的解放。
对于举报异化这个问题，答案同样要从制度层面去寻找。我们需要建立更合理的举报审核机制，让不实举报的成本和收益重新匹配。我们需要保护被举报者的正当权益，让“自证清白”的负担不再全部压在个人身上。我们需要在全社会倡导一种更理性、更审慎的权利意识，让人们意识到，权利不是武器，使用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责任。
沈奕斐事件终究会在舆论场中渐渐冷却，但它提出的问题不会消失。当一项保护人的制度被用来伤害人，当说真话的人需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来自证清白，当上千名教师在评论区倾吐积压已久的委屈，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异化已经发生了。而正视，是改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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