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商业戏曲演出里一段即兴改词，掀起巨大舆论风波。目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立案调查，案件尚未得出最终定论，但有种谬论在悄然流行，一曰这属于舞台艺术解构，二曰不就是群众娱乐吗?不必当真。这些话简直有点荒唐。
郭德刚践踏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疼点，是民族道德不可愈越的底线，用娱乐之类解释的话是无稽之谈。我们不宜过早定性下结论，但这件事，给所有成名文艺从业者敲响一记沉重警钟：名气越大，手中舞台话语权越重，心中敬畏之心便须臾不可丢掉。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承载铁道游击队抗战记忆，镌刻着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属于国民共同的红色文化记忆。它不是可供随意拿来即兴玩梗、改动词句博取现场笑声的小调。文艺表演允许临场发挥，“现挂”本是曲艺表演长久以来的舞台特色，可即兴有边界，玩梗有红线。边界，就是历史记忆、红色经典、民族共同情感。报批节目之外临时加入改编段落，本身已经违反营业性演出报备制度;更深一层的争议，在于公众看到一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艺人，轻佻对待一段承载抗战历史印记的旋律。
一些支持者说：只是舞台一个小包袱，并无恶意，不必上纲上线。可公众人物从来没有普通人那样的免责空间。普通人随口一句调侃，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千万粉丝级别的艺人在公开舞台做出改编，视频片段流转全网，会放大行为带来的示范效应。倘若红色经典可以随便改动填词博笑，那么民族记忆的庄重感该安放何处?今天可以拿抗战金曲即兴改造，明天会不会有更多从业者效仿，把各类红色作品、历史故事拿来制造段子流量?有人揭露郭德纲还调侃过其它英烈，这就是大问题了。娱乐化的口子一旦撕开，消解历史敬畏就会慢慢成为一种风气。
这里并不是否定通俗曲艺、否定喜剧的娱乐价值。相声、戏曲，本就是扎根民间、带给大众欢乐的艺术形式。通俗不等于轻薄，接地气不等于没有敬畏。老一辈曲艺大师侯宝林、马三立，段子风趣幽默，语言贴近百姓，但面对革命历史、民族先烈相关题材，始终保持足够庄重。娱乐和敬畏，从来不是对立关系。真正成熟的文艺从业者，分得清什么题材可以调侃解构，什么记忆必须心存敬重。
风波背后，更值得深思的是走红之后的心态变化。当掌声常年环绕、商业邀约接踵而至，部分文艺从业者容易生出一份特权错觉：觉得自己的舞台即兴，可以凌驾通用规则之上;觉得观众应当包容自己所有临场发挥。规则面前没有名人特例。营业演出报备制度面向所有演出主体，不会因为演员名气大小就放宽尺度;民族共同情感的底线，对每一个公众人物标准一致。
立案调查，是依规核查事实、厘清责任，给出公正处置。这件事最好的结果，不只是一份处理结论，而是整个行业从中吸取教训：艺术创作自由，建立在尊重历史、遵守法规、体恤大众民族情感的前提之上。流量可以成就艺人，大众的信任与包容，却经不起一次次试探红线的消耗。
曲艺要活下去、传下去，靠精湛技艺，更靠心中分寸。技艺能够赢得掌声，敬畏才能赢得长久尊重。舞台之上，可以开怀造趣，但民族历史记忆，永远不该成为博取笑声的道具。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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