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谈检验发展成色的尺子
2026年10月，人民日报刊发纪念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社论《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社论从“半条被子”讲到脱贫攻坚，从“600余次战役战斗、近百条江河、40余座高山险峰”讲到“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板块中部写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九十年前，中央红军从于都河畔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湘江一战之后，只剩下三万余人。那些平均年龄二十来岁、穿着草鞋的年轻人，用脚丈量了两万五千里。他们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劳动者不再被人呼来喝去的国家。那支队伍出发时没有带账本，他们承诺的是劳动者自己当主人。九十年后，检验这个承诺的方式，是翻开劳动者的账本。
社论把这个承诺概括为“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这个概括是对的，但它还需要往下追一层：“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造福”也不是一句定性的判断。
一、社论讲了“人民至上”，接下来要问的是“兑现了多少”
社论说，“从长征路上的‘半条被子’，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再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三件事都是真的，也都值得郑重承认。但“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一个定性表述，它没有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步伐迈到了哪一步?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升是降?居民口袋里的钱占GDP的比重是多少?
这不是苛求社论去做统计报告。纪念社论的功能是凝聚共识、鼓舞士气，它不需要回答技术性问题;而要把共识变成账本上的兑现，还需要我们把这些问题摊开来看。社论通篇用的是“人民”“人民群众”“亿万人民”，没有区分劳动者与资本、工人与经营者、农民与开发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看，“人民”从来不是一个不分主次的人数拼盘。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写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六条写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人民”的主体，是种粮的农民、造机器的工人、跑单的骑手、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如果“人民”被泛化成“所有人”，那么主体就被泛化了，阶级位置就被抹平了，分配份额之争就被改写成“不同要素各取所需”，不公平因此显得天然合理。
社论讲“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这是结果层面的表述。但结果是由关系决定的：劳动者在所有制中是主人还是雇员，在分配桌上有没有席位，在岗位规则面前有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些关系层面的问题不回答，“获得感”就只能是报表上的平均数。
举两个具体的岗位场景。一个外卖骑手，每天跑几十单，系统给他派什么单、多长时间送到、超时扣多少钱，这些规则他一条也改不了。平台规则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黑箱”：配送时长由系统自动测算，抽成比例由平台单方面设定，考核标准由算法不断收紧，多数平台的劳动者既没有参与制定的席位，也没有申诉的通道。一个流水线上的派遣工，排班怎么排、绩效怎么打、月底拿多少，全由用工单位直接定，但合同上跟他签字的却是另一家公司。这两个人，都在“人民”的范围里，但他们在自己干活的地方，对决定自己收入和节奏的规则，没有实质的发言权。“说话算不算数”，是“人民至上”在日常劳动中最具体的检验。
二、几组必须摆上桌面的数据：总量做大了，分配结构怎么样
判断发展成色，有一种很省力的方式：看总量。经济总量迈上140万亿元台阶，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全球第一，国有企业资产总额(截至2024年末，不含金融企业)401.7万亿元。这些数字都是实的。但总量尺子有一个结构性的盲区：它量的是“做大了多少”，不量“做大了之后归谁”。
口袋里的钱。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中位数36231元，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3.5%。这意味着，一半人的年可支配收入不到3.63万元，折合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019元——而且这3019元里还包含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不是纯粹的工资。平均数被高收入端拉高，中位数才更接近普通人的真实位置。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43.5%(按住户调查数据粗算，与资金流量表口径不同，不宜直接与外国比较)。
再看劳动报酬份额。资金流量表口径下，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020年为52.4%，2024年升至54.4%;2023年53.6%为占初次分配总收入口径，分母略有差异，趋势一致。总体回升，但尚未回到与经济总量相称的位置。
这里引出一个需要讲清楚的张力：份额在回升，为什么所得感还是低? 原因有三层。第一，回升的起点低，补回了一部分，但绝对水平仍然不算高。第二，劳动报酬是平均数，而资产增值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劳动收入——劳动报酬份额回升一个百分点，落到普通劳动者身上的增量，远小于资产增值落到少数人身上的增量。第三，在普通劳动者的体感里，住房、医疗、教育这几项成本的上涨速度比工资快，份额回升的体感被成本上涨吃掉了。
差距。 2024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当代中国研究所转引国家统计局口径)，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五等份分组中，2025年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78元，低收入组10150元，相差约10.2倍。收入差距已经不小;而财富存量的差距远比收入差距悬殊——多项学术研究测算，居民财产分布基尼系数在0.65以上(学者测算口径，非官方发布)。差距的载体在哪里?房产、股权、金融资产、继承与代际转移。工资靠劳动时间换，资产靠土地、信贷和资本市场增值，两条曲线不在同一个节奏上。一个劳动者可以靠涨工资改善生活，但他很难靠工资追上资产积累的速度。
改善面也要摆够。 城乡收入比从2020年的2.56收窄到2025年的2.31，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25年增长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物社会转移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为7.0%。这些数字说明，分配格局不是没有向好的方向走。但这里同样有一层张力：城乡差距在收窄，为什么农民工的议价能力还是弱?因为城乡收入比的收窄，主要靠的是农村端收入增速快——转移支付、脱贫政策、乡村振兴投入，这些是“农村内部”的改善;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取决于组织化程度、技能不可替代性、劳动监察执行力度，这些“城市端”的变量并没有同步改善。两组数字都真实，但它们回答的不是同一个问题。
时间与农民。 2025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6小时，2023、2024连续两年停在49.0小时，2025年小幅回落，但仍远高于法定每周40小时的上限。智联招聘《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显示，38.7%的职场人几乎每天加班，近60%的劳动者免费加班，仅26.5%能拿到加班费。人社部较早一轮调查显示，全国带薪年休假落实率约六成，民营企业职工人均实际休假不足4天——这组为较早一轮调查口径，不是2025年现状，近年执行情况未根本改观。工时压掉的不只是休息时间，还是一个人过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能力。
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首次突破3亿;月均收入5075元，首次突破5000元，增长2.3%。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本地农民工4376元。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意味着第一代农民工正在进入养老期，而他们的社保大量留在农村。这个收入水平放在农村是体面的，但放在城市生活成本面前，它意味着什么，每一个进城务工的人心里都清楚。
三、换尺子：为什么总量尺子量不出“为了谁”
社论结尾说，“成功一定属于我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这句话在纪念的语境里是恰当的。但如果把它当作评判发展成色的唯一句式，就会遮蔽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叫“成功”?这套标准由谁来定义?
用GDP量，改革永远是成功的：总量在涨，数字在增，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被一句“发展中的问题”轻轻带过去。用劳动者的实际地位量，被总量叙事遮蔽的东西才会露出来。两种尺子量出两种答案，这个冲突本身就是问题的核心。
为什么发展阶段变了，尺子就必须跟着换?在“做大蛋糕”的阶段，突出问题是供给不足，这时候用总量尺子量发展，是合理的。但到了“分好蛋糕”的阶段，突出问题转向了分配落差和结构失衡——总量已经做到世界第二，绝对贫困已经消除，这时候再只用总量尺子量，就会把分配结构、劳动者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新阶段的核心议题排除在考核表之外。新阶段的核心议题，不再是“能不能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分、谁在过程中有发言权、谁在承担代价”。问题变了，尺子就得换。
1992年南方谈话把社会主义本质讲得很完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前两句是手段，后三句是目的。总量已经做到世界第二，还只拿做大总量评判发展，不问共同富裕走到了哪一步，就等于把手段当成了终点。
换尺子，是阶段变了，问题变了，评判标准也要跟着变。这把尺子要把改善面和问题面放在同一张桌上：劳动报酬份额在回升，但资产增值的集中程度在拉大;城乡收入比在收窄，但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没有同步提升;国企收益在回流，但回流的规模离“可感可及”还有距离;农村收入在增长，但集体经济的组织载体还没有真正立起来;税收在增长，但税负结构仍然偏重劳动和消费，对财富存量的调节力度不够。
四、公有制两条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要查到劳动者这一端
尺子立起来，先查公有制这两条线。宪法第六条写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先看全民所有制这条线。截至2025年8月底，中央层面已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国有资本及现金收益共计2.26万亿元;2025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8547亿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5741亿元，调入比例67.2%。资源型央企的税后利润收取比例提高到35%，一般竞争类央企提高到30%。这些数字说明，“全民所有”的收益正在通过社保和公共服务回流。但“回流”的规模，相对于“家底”的规模，仍然是一个开篇，不是终章。截至2024年末，全国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401.7万亿元;划转社保的国有资本及现金收益2.26万亿元，每年分红在几百亿元量级。
用所有权四重权利去对照劳动者处境：占有，法律上全民所有，但一线劳动者在具体企业中的占有感是抽象的;支配，重大投资、利润分配、管理者选拔，一线劳动者基本没有实质参与;使用，岗位上的劳动组织方式，劳动者往往只有服从;收益，工资、社保、分红，回流的通道在打开，但规模还不足以让劳动者产生“这是我的企业”的切身感受。四重权利里，最弱的是支配和收益两环，而这两环恰恰是“主人”感受最直接的来源。
再看集体所有制这条线。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这个历史功绩不能否认;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在很多地方“分”得彻底、“统”成了空壳。村集体没有经营能力、没有服务能力，具体表现就是：没有统一的供销渠道，农产品只能散户对客商，价格人家说了算;没有自己的品牌和组织，好货卖不出好价;遇到天灾和市场波动，一家一户扛不下来，也没有集体来兜底。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权利，如果集体没有经济实力、没有服务能力，就只剩下一个名义。一些地方正在试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供销社综合改革、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合作，方向就是把“统”的那一层重新立起来。
农村这条线和国企那条线，共同点是：法律上的“公有”与劳动者实际支配之间的落差;不同点是：国企的问题主要在收益回流和岗位参与，农村的问题主要在组织载体缺失——前者是“分得不够”，后者是“统得不够”。
五、私营经济：劳动者在其中的位置，和绕不开的所有制问题
宪法第六条第二款承认“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私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个盘子，是改革四十多年干出来的，要承认。批评集中在劳动者地位和成本外部化，不是否定私营经济的就业和竞争功能。
但另一面的事实同样要承认：劳动者在私营经济中的实际地位，用工资、社保、组织化这几把尺子量下来，是偏弱的。
工资端。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129441元，私营单位71590元，前者是后者的1.81倍。规模以上企业岗位序列中，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年平均工资80739元，不到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210016元的一半。
社保端。有学者微观调查显示，2024年民营企业中只有47.1%的全职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学者调查口径，非官方统计);员工规模偏小、位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未缴纳社会保险的员工比例更高。
组织化端。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年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建会难，集体合同签订数量和覆盖人数近年呈下降趋势，一些合同内容停留在法定最低水平，非公中小微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覆盖不足。部分企业工会选举程序不规范，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一个由管理层兼任的工会主席，很难在劳动争议中真正站在劳动者一边。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个结构性的逻辑：收益归于所有者，成本由社会和劳动者分担。 社保未足额缴纳、加班费不付、工伤责任推给派遣公司或外包方——这些成本从企业账上转到了劳动者身上，再通过低保、医疗救助等渠道转到了公共财政身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的大量成本留在农村或由家庭承担。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把工伤、失业、养老风险推给劳动者个人和社保体系。
这里要正面回答一个容易被跳过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者地位偏弱，必然指向所有制结构优化，而不只是劳动监察和集体协商?
因为税收、社保、劳动监察、集体协商这些工具，都是在二次分配和劳动权益层面做修正。它们能把外部成本往企业内部推、把分配格局往劳动者一侧调，但一次分配里的所有权结构不动，劳动者在企业决策桌上就永远没有席位。利润归谁、投资往哪投、用工怎么定，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策权在谁手里。只要这个结构不动，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就会以新的形式反复出现——税收高了，利润可以转移;社保严了，用工可以转向外包和平台;集体协商强了，成本会以新的形式转嫁。工具层面的修正，能减轻症状，不能改变病根。这就是为什么劳动者地位问题，最终必然指向所有制结构问题。
这里要专门说税收。国库的钱主要来自税收，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17.64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28万亿元。税负结构上，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大头，个人所得税仅占税收总额的9.2%左右。间接税具有累退性——消费占收入比重越高的人，实际税负越重。劳动报酬的税基是工资，征管能力强;资产和资本的税基是利润、财产、资本增值，征管难度大、避税空间大。这种税基结构的不对称，本身就加剧了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但税收调节的是二次分配，不改变一次分配中的所有制关系。一个高收入者缴了45%的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他在企业里的投资决策权、用工决定权、利润分配权，一分钱没少。
六、把所有制结构问题提上议程，为什么现在必须谈
第一，因为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不触及所有制就解决不到底。 这一点上一节已经讲透。
第二，因为改革下半场的核心议题已经从“做大”转向“分好”，而“分好”绕不开所有制。 新阶段的核心议题，不再是“能不能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分、谁在过程中有发言权、谁在承担代价”。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指向所有制。
第三，因为宪法框架内，讨论所有制结构不是禁区。 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写的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款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第六条写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宪法序言里还写了一段话：“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说明，“改造私有制”这件事，在宪法框架内不是被否定的，是被承认为已经完成的历史成果。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这个成果。但“巩固和发展”不等于“不能讨论”——所有制结构怎么优化、私营经济在什么范围内发展、劳动者在私营经济中的地位怎么保障，这些是可以讨论、应该讨论的。
第四，因为“条件成熟”不是等来的，是斗争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不是“条件成熟了再干”的等待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否在更多领域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化生产是否在更多领域要求共同占有，工人阶级是否具备了组织起来管理社会生产的能力——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和第二个在部分领域已经显现，第三个为什么远未成熟?
不是因为工人阶级天然没有能力，而是因为劳动者的组织化长期被压制。 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组建率低，部分企业工会主席由管理层兼任或指定，集体协商流于形式，劳动者组织化议价能力薄弱——这些不是“条件不成熟”的客观状态，是压制的结果。把“条件不成熟”当成不提的理由，逻辑上等于说：工人越弱，越不配谈改变;工人越没有力量，越要等力量长出来再谈。但力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条件不会自己成熟。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从来不是谁恩赐的，也不是等条件成熟等来的，是组织起来、斗争出来的。
“一大二公”的教训也要讲准确。教训不是“改造错了”，而是“改造的方式没有让劳动者真正有能力接管”——形式变了，人没有真正站到决策桌上。方向不能丢，方式必须让劳动者真正组织起来、真正有能力参与和管理。不能因为方式上有过教训，就把方向也搁置了;更不能把“条件不成熟”当成永久搁置的理由——那不是在讲条件论，是在用“条件”两个字把斗争本身也搁置了。
所以，不是“条件成熟了才能提”，而是提出来、组织起来、斗争起来，条件才能一步步成熟。提出来本身就是斗争的一部分——不提，矛盾不会消失，只会积累;不斗争，条件永远不会成熟。
七、提上议程提什么
提上议程，是提四件事。
第一，提“所有制结构怎么优化”的问题。 不是“要不要改造”，而是“在哪些领域、哪些环节，私人占有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公有制发挥更大作用”。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环境成本外部化——这些领域的所有制问题，需要正面讨论。
第二，提“劳动者在私营经济中的地位怎么实质改善”的问题。 工会独立性怎么保障，集体协商怎么从文本进到工资和工时，劳动监察的覆盖密度怎么与违法行为的普遍程度匹配，社保欠缴的违法成本怎么提高到不可承受。具体制度通道见下一节。
第三，提“收益分配的所有制根源怎么触及”的问题。 税收调节、社保扩面、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工具要用足，但也要承认它们的局限——它们调节二次分配，不改变一次分配中的所有制关系。
第四，提“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能力怎么生长”的问题。 这是最要害的一条。没有劳动者自己的组织能力，“改造”就是一句空话。当下把工会做实、把集体协商做实、把合作社做实，就是在为未来的条件成熟打地基。
为什么必须现在提，不能等?因为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站在风口上的老工人已经老去，当年进城的农民工开始面临养老，今天的年轻人正在用更长的工时、更重的房贷、更模糊的劳动关系接过接力棒。当一个社会的主体——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支配权长期得不到加强，它的发展就会慢慢偏离最初的方向。
更因为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不会因为不提它就自动消失。制度松紧的变化，会以新的用工形式、新的经营安排反复出现。四十年的时间窗口不会永远开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
改革下半场，如果不提这个问题，那就不是“下半场”，是“上半场的延长赛”。 上半场解决“做大”，下半场要解决“分好”;“分好”绕不开所有制结构优化这个方向。提出来，是第一步;条件成熟，是斗争出来的。但第一步不走，后面的事永远不会发生。
八、三个追问：制度通道在哪里
第一个追问：公有制的收益，有多少回到了劳动者身上? 看划转社保的比例有没有从10%继续提高、分红有没有进入个人养老账户可感知的部分、国企利润通过公共服务回流劳动者的规模有没有实质增长。制度通道：国资划转比例的提高，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调整程序，全国人大对预算的审查监督是法定通道，依据是《预算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
第二个追问：劳动者在岗位上，是当家的还是被雇佣的? 看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薪酬、裁员、重大投资，职工一方有没有实质的表决分量。制度通道：职工董事要走出“底线一名”的配置，监事会中职工代表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法定比例要守住，依据是《公司法》;派遣比例压降，靠《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10%法定上限和央企内部考核，关键是堵住“以包代派”;集体协商的实效，靠《工会法》第二十条和《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赋予工会和职工的法定权利。平台协商已经在头部平台起步，2025年全国总工会推动15家平台企业开展算法协商、覆盖超20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下一步要往行业协商推进。
第三个追问：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者，过得好不好、受不受尊重? 看基尼系数有没有向0.4以下实质回落、周工时有没有降到40小时以内、带薪休假落实率有没有从六成往上走、3亿农民工能不能在城市里获得更平等的社保住房教育权利、税负结构有没有从劳动和消费端向财富存量端调整。制度通道落在劳动监察、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税制改革四条线上：劳动监察靠《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执法力度、编制经费和考核;公共服务靠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靠参保扩面和统筹层次提高;税制改革要把财产税、资本所得征税、反避税的短板补上。
三个追问，每个都有对应的制度通道，缺的不是“有没有办法”，是“用多大的力度、在多长的时间里”。
结语
回到于都河畔。九十年前那支队伍出发的时候，承诺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强大国家，而是一个劳动者不再被人呼来喝去的国家。这个承诺，写在宪法第一条第一款“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里，写在第六条“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里，也写在社论“人民至上”的表述里。
承诺要兑现，不能只靠纪念文字里的排比句。它要靠基尼系数向0.4以下回落，靠周工时降到40小时以内，靠国企收益更多回流到劳动者的养老、医疗、教育，靠每一个劳动者在自己干活的地方有真正的发言权。而绕不开的一步，是把所有制结构问题正式提上改革下半场的议程——不是明天就动手，而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把矛盾正视起来，把方向明确起来。
为什么“敢休息、敢生病、敢要孩子”这三件事，成了今天很多普通家庭不敢伸手的东西?因为休息意味着收入减少，一场大病就可能拖垮一个普通家庭，要孩子意味着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山同时压下来。这三件事不是私人的心态问题，它们是分配结构、公共服务、劳动保障在日常生活里的直接投影。这三个“敢”字，是检验“人民至上”最朴素的刻度。
数字做大了，还要看日子过得踏实;总量上去了，还要看分配是不是向劳动者倾斜。检验“新的长征路”走得对不对，最终不看GDP增速，不看资产规模，看的是：工人对自己干活的地方是不是真有发言权，农民对自己的土地和集体是不是真有依靠，普通的年轻人是不是敢休息、敢生病、敢要孩子。这把尺子量出来的答案，才是对九十年前那些把最好年华交出来的年轻人，最好的告慰。
数据来源
1. 国家统计局《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国家统计局《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3. 国家统计局《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4. 国家统计局“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五
5. 财政部国库司《2025年财政收支情况》
6. 人民日报社论《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
7. 全国人大网：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
8. 国新办“十四五”就业和社会保障发布会
9. 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审查结果报告
10. 财政部预算司《2025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决算的说明》
11. 全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六条
12. 人民论坛网·蔡昉《以制度建设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13. 当代中国研究所《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14.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综述(居民财产基尼系数研究综述)
15. 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16. 财经网：2023、2024年周工时数据
17. 智联招聘《2025职场人加班情况调研报告》
18. 202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
19.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2024年微观调查(学者口径)
20. 人社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
21. 人社部等五部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通知》(2025年4月)
22. 央视网：业务外包了，劳动者权益不能“外包”
23. 人社部带薪年休假调查公开报道
24. 党史学习教育官网：中央红军由出发时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25.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综述(学者口径)
26. 全国总工会2025年平台算法协商进展报道
主要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六条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条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一条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7.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8.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四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10.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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