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11月6日晚，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中心发生了一起惨剧：47岁的中国籍外卖员冯建明在取餐时，被一名51岁的流浪汉刺杀身亡。舆论上又一次习惯性地将其贴上“底层互害”的标签，社交平台上关于外卖平台“丢餐扣款、考核严苛”的争论也随之沸腾。然而，这绝非偶然的个人狂暴，而是一套将人商品化、边缘化、异化至极点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平台剥削所必然产出的结构性恶果。
一、悲剧全貌：被血腥撕裂的“海外打工梦”
2026年11月6日晚8时10分左右，墨尔本CBD维多利亚女王市场附近的弗雷德里克巷依然喧嚣。47岁的中国陕西籍外卖骑手冯建明像往常一样，穿梭在城市街头。为了支撑远在中国陕西老家的六口之家——包括中风住在养老院的高龄老父、没有固定收入的妻子以及两个正值读书成家年纪的儿子，冯建明已经在澳大利亚咬牙打拼了近9年，期间未曾回过一次家。他每天工作达13个小时，从清晨6点奔波至深夜，风雨无阻。他的目标极其朴素：再拼一两年，供完孩子、攒够积蓄，就回国与家人团聚。
然而，这一切在那个夜晚戛然而止。当时，冯建明与另一名34岁的华人骑手在餐厅取餐时，发现一名流浪汉正在恶意破坏、推倒他们的谋生工具——电动自行车。对于将全部生计押在骑行单量上的外卖员来说，车辆就是他们的生存底线。二人上前试图阻止并理性交涉，却遭遇了对方极端暴力的反扑。对方猛然拔出随身携带的利刃狂刺。冯建明左胸连续中刀，伤及要害，强撑着走回餐厅后倒在血泊中，经抢救无效当场身亡;同行骑手亦被砍伤。凶手是一名51岁的本地流浪汉，随后被警方逮捕。
事件发生后，社交平台上迅速炸开了锅。除了对暴行的震怒外，大量当地华人与网友将矛头直指涉事的外卖平台——“熊猫外卖”(HungryPanda)。许多网民与骑手纷纷爆料和痛诉平台日常中极具压榨性的考核机制：由于网传或以往认知中“骑手遭遇餐品损毁、车辆受损往往面临罚款或需要自掏腰包赔偿”，骑手在面对外人破坏生产工具时，才会表现出如此紧张与激烈的防护本能。随着舆论的大面积发酵，熊猫外卖随后发表公开说明，重申“因偷盗、抢劫或安全原因造成的餐品损失不由骑手承担，不因安全原因未完成订单而扣款”。
然而，这一纸声明难掩公众的愤怒：如果不是算法和平台常年通过隐蔽的惩罚机制、严苛的时效要求将风险和成本层层向下转嫁，骑手又何至于在面对不确定风险的流浪汉时，本能地死死捍卫那辆脆弱的谋生工具?
主流舆论往往习惯陷入表层化、庸俗化的叙事困境：要么将其简化为“异国他乡治安败坏、华人是弱势群体、流浪汉精神失常”的偶然治安事件;要么将其冠以“底层互害”的冷酷标签，在对凶残罪行进行道德谴责后，留下一片空洞的哀叹。
然而，我们绝不能止步于道德感伤。唯物主义历史观要求把社会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看待。
我们必须深挖：为何一名中国的劳动者需要背井离乡9年、靠极度榨取自身生理极限来维持生计?又为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滋生出如此庞大、游离于社会边缘且极具攻击性的“流浪汉”群体?而数字平台资本又在其中扮演了何等冷酷的帮凶角色?
二、劳动力商品的跨国流动：资本积累与平台资本主义的超额榨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不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在帝国主义和全球化时代，这种积累早已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中心-半外围-边缘”的不平等分工体系。
冯建明的悲剧，首先是跨国劳动力流动与平台资本超额剥削交织的缩影。
1.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导致的劳动力跨国流动
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资本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率，将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环节留在中心国家，而将劳动密集型、高风险、低保障的产业甩给边缘或外围国家。这种结构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工资)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巨大梯度差。一个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在国内所能获取的劳动力价值(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被压低;为了实现家庭的阶层再生产(支付养老、教育、医疗等巨大开支)，他被迫选择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口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澳大利亚)。这种跨国流动背后的驱动力，绝非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宣扬的“自由选择”，而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对无产者的无情驱逐。
2.数字平台资本主义下的超额剥削与“伪自雇”陷阱
当冯建明们来到澳大利亚，进入外卖配送行业时，他们迎面撞上的是当今资本主义最精致、最具隐蔽性的剥削形态——平台资本主义。
外卖平台通过算法将自己包装为“技术撮合者”，将骑手定性为“独立承包商”而非法定雇员。马克思曾深入分析过“计件工资”的实质：“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测量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于预先确定并由经验决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算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作为劳动时间来支付。”(即资本家通过计件工资制度，剔除“不合格”与“低效”劳动，风险完全转嫁给劳动者，而拒绝承担任何生产损耗和效率风险)
算法平台(典型如外卖、网约车平台)将这一逻辑推到了极致。平台不承担雇主的法定社会保障义务(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将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风险(交通事故、治安风险、设备损耗、劳损病痛)完全转嫁给劳动者个人。
正如社交平台上无数骑手所控诉的那样，平台往往通过隐性的罚款、扣分、派单权重调整等惩罚手段，让骑手时刻生活在对“单量缩减”与“经济罚款”的焦虑之中。
骑手为了在扣除高昂的生活成本后获得能够寄回国内的汇款，被迫陷入资本所设立的“算法跑步机”中。每天工作13小时、风雨无阻，本质上是劳动者为了对抗劳动力价值的贬值，不得不主动无限度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超极限的抽取。
在这种体制下，骑手的身体成为了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燃料，而任何对生产工具(电动自行车)的威胁，都被算法和生存压力放大成了成倍的危机感。
三、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庞大的“流浪汉”群体现象
在这起悲剧中，凶手是一名51岁的澳大利亚流浪汉。主流资产阶级媒体习惯于将流浪汉问题归咎于“个人品行恶劣”、“吸毒”或“精神疾病”，从而掩盖其背后的制度根源。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理解流浪汉现象提供了最尖锐的理论武器。
1.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机制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推进，资本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率)不断提高。机器、自动化和算法替代了大量活劳动，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增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己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形式。”
马克思将相对过剩人口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而在这一切之下，还存在着最底层的“等待受救济的脱轨人口”——即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彻底抛弃、失去稳定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的边缘群体和赤贫人口。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城市街头庞大流浪汉群体的主要来源。
2.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底层人群的彻底遗弃
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英美法澳等西方国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推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与市场化。精神卫生体系的解体、公共住房补贴的削减、失业救济条件的极其苛刻，使得大量遭遇失业、疾病、家庭破裂或心理创伤的底层劳动者直接滑入绝望的深渊。他们不仅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也失去了被资本继续剥削的“资格”，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剩余”。
澳大利亚等国一方面维持着发达国家的富裕假象，另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下，城市内部撕裂出巨大的贫民窟与流浪汉聚集区。这些无家可归者长期处于极端贫困、社会排斥、物质匮乏与精神崩溃的边缘。
资本主义制度既不能为他们提供生存尊严的条件，又无法将其重新纳入生产循环，最终听之任之，任其在街头彻底流毒与腐化。
流浪汉的狂暴与精神失常，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暴力施加于个人肉体与心灵后所产生的畸形反弹。
四、“底层互害”的虚妄与实质：资本主义异化关系下的阶级内耗
当背负着沉重家庭负担、极度疲惫的中国骑手，撞上了被社会彻底抛弃、物质上极其匮乏、精神处于疯癫、崩溃状态的澳洲流浪汉，一场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社交平台上的声讨虽然指向了平台的具体规则，但更深层次的真相在于：底层从来不会自动产生相互伤害的冲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与平台算法将他们置于了生死博弈的残酷境地。
1.资本异化劳动与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维度：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最终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里的“异化”可以理解为走向对立面)
当一个人同他自己的劳动产品、同他的生命活动、同他的人类本质相对立时，他同身边其他人相对立也就成了必然。
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生存资源被高度垄断与商品化。
对于骑手冯建明而言，那辆电动自行车不是奢侈品，而是他维持全家生计、交纳社保费用、供养孩子的唯一生产工具;平台规则长期以来给骑手施加的考核压力，让他们在面对生产工具遭破坏时神经紧绷。
而对于流浪汉而言，极度的物质匮乏与长期被排斥在社会边缘的身心体验，使其丧失了基本的社会化理性，将攻击行为作为宣泄痛苦或掠夺资源的手段。
资本主义将一切社会关系简化为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生存资源抢夺”，剥夺了人与人之间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物质基础。当两个同样被资本主义秩序剥削、排斥、边缘化的个体在街头发生一丁点利益冲突时，异化关系的恶果便以最血腥的方式爆发了。
2.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与平台资本的合谋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警察、司法系统)与数字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冷漠或推卸责任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国家，警察的首要职能是维护私有财产权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而非保护底层无产者的生命安全。
在墨尔本等发达国家城市，针对外卖骑手、移工等边际劳动者的暴力犯罪屡见不鲜，但社会治安资源高度倾斜于富人区与商业核心资本的安全。
与此同时，当悲剧发生后，平台虽然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撇清责任、重申“不因安全原因扣款”，但公众的质疑恰恰揭示了其日常算法管理中隐含的压榨本质——平时通过高强度派单和隐性惩罚压榨骑手，出事后则用公关声明将系统性剥削轻描淡写为个体选择和行为。
更深层次来看，“底层互害”的论调在客观上起到了分化无产阶级、转移阶级矛盾的效果。
当公众的愤怒全部宣泄在“狂暴的流浪汉”、“海外华人被暴力针对”或“平台的个别规则”上时，推高生活成本、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整个平台资本体系，削减社会福利的资产阶级官僚，以及享受着低廉外卖服务却无视劳工苦难的资本社会结构，却毫发无损地隐身于幕后。
统治阶级利用无产阶级内部的地域、族群、身份差异，以及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阶级(流浪汉)之间的生存冲突，完美地避开了舆论的矛头所指。
五、毛泽东思想关于“流氓无产者”与阶级分析法的现实显影
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流氓无产者”的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实穿透力。他指出：“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破坏性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1.流氓无产者的两面性与资本主义晚期的腐朽性
流浪汉、失业游民等群体属于无产阶级阵营外围的变种。由于长期脱离有组织的生产劳动，缺乏阶级觉悟与纪律性，这一群体极易被各路势力煽动，或退化成具有强烈破坏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西方资本主义晚期，由于阶级斗争力量的衰落和革命政党的缺失，这部分被抛弃的社会边缘群体无法被整合为改造社会的积极力量，反而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毒品泛滥和精神荒芜的侵蚀下，彻底堕落为具有极高社会危害性的个体。
2.国际主义视角下的无产阶级团结与困境
事件发生后，华人群体自发悼念，要求“捍卫正义、守护安全”，社交平台上对外卖平台制度的声讨也此起彼伏。这种朴素的同胞共情与对资本逻辑的质疑是极其宝贵的，但必须指出：单靠同乡会式的救济、法治主义的呼吁，或者指望外卖平台发善心、改规则，无法彻底终结广大异乡劳动者的血泪史。
外卖骑手冯建明的悲剧，既是海外移工的苦难，也是全球无产阶级苦难的一部分。
平台资本主义对劳动的控制是没有国界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底层的弃绝也是没有国界的。只要资本掌控生产资料、将利润置于生命之上的基本逻辑不改变，只要全世界无产者未能跨越族群与国界建立起共同的抗争统一战线，类似的惨剧就必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重复上映。
六、结语：唯有撕碎异化的锁链，方能告慰无辜的亡灵
47岁的陕西汉子冯建明倒在了墨尔本的街头。他生前最后的愿望，不过是再跑两年单，凑齐儿子的婚礼钱，然后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是一个劳动者最微小、最正当的生存期盼，却在一个号称富裕、文明的西方发达国家被一柄凶残的利刃彻底撕碎。
我们哀悼冯建明，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胞，更因为他是千千万万在资本机器中被榨干血汗、时刻面临生存危机与暴力威胁的无产阶级兄弟的缩影。
我们除了谴责凶残的施暴者，更要把批判的枪口对准制造这一切悲剧的幕后黑手——那个将劳动者推向绝境的跨国资本体系，那个用冷酷算法将人异化为工具的外卖平台，以及那个源源不断制造贫困、绝望与暴力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掷地有声地写道：“让统治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场发生在墨尔本街头的血案，再次用极其残酷的事实提醒着我们：资本主义绝不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结”，它所带来的只有日趋尖锐的阶级对立、正义的彻底破灭与无休止的底层撕裂。唯有揭露资本与平台剥削的邪恶本质，唤醒全世界无产者的阶级觉悟，彻底砸碎这套将人的生命当做燃料的异化秩序，劳动者才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卖命，街头才不再有绝望咆哮的狂徒，逝者的灵魂也才能在真正平等与公正的人类社会中，得到永恒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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