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使诸多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成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在这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王实味是极个别的命途多舛的人：先是被戴帽“托派”遭关押，后来被处决。因此，书写这段历史，王实味的命运是一个重要的章节。新近出版的《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一书，也不例外。不过，与此前出版的著作相比，本书对王实味冤案的解读，却提出了新的脉络。
王实味冤案的酿成，被戴帽“托派”是关键。而王实味何时被戴上这顶帽子的？此前的研究著作，大多根据丁玲关于延安的一段回忆，认为在4月初。据丁玲回忆，“在4月初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一直感谢他老人家。”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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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解读延安》所提供的脉络，4月初毛泽东是不可能说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即使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这说明毛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很看重，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当然，毛泽东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他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称其为“同志”，还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也就是说，一直到5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更不可能产生“托派”的想法。
从5月底到6月上旬，王实味所在单位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他的大会。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作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才开始转变。6月11日，丁玲发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称王实味有“托派思想”；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第二天，即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才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的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的进攻。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在4月初就认为“王实味是托派”的。
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结论，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材料，在严谨梳理中，就有了新的看法和观点。本书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值得学者和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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