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从何而来——贡德·弗兰克名著：白银资本

我认为，学者应该回顾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给我们提供一份有关的记录。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它们最终可能是无足轻重的），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历史写作过程。……历史的撰写者并不是旁观者。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因此需要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活动的。

费正清

在这部著作中，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这个术语出自阿尔伯特·伯格森1982年的那篇文章）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我将从一种涵盖世界的全球视野来考察近代早期的经济史。我试图分析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而不是仅仅分析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只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因此，最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在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主导的亚洲部分发生了什么。我将从这种更全面的全球视野和目的出发来展示历史事件，从而说明在世界整体中“东方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西方的兴起”。这种方法将会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一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
　　正如费正清指出的，撰写历史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将遵循他的忠告，给读者提供一份关于我的工作是如何展开的记录。我将只列出思想历程中最重要的站台，以免用无关紧要的个人私事来浪费读者的时间。但是，我不可避免地要提到某些往往是在无意之间对我有所启发的人，在此向他们致以谢意。
　　我的人类学朋友锡德·明茨和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不停地争论。他总是谈“文化问题”，而我总是用“结构问题”来反驳。结构问题第一次引起我重视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楼第二层旁听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主持的研究班上。在那里我接触到整体主义，了解了社会科学追求整体主义的重要性。在研究生休息喝咖啡时的“研讨会”上，我提出，雷德菲尔德忽视了结构。或许我是在以前的几个学期里旁听来访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雷蒙特·弗思(Raymont Firth）和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的讲演时获得这一思想的。我之所以说“旁听”，是因为我当时在经济系攻读博士，被认为是应该到社会科学楼四楼上课的。从那时起，芝加哥大学的这个系以及商业法律学院的相关专业的成员和毕业生(有些是我的经济系同学）已经获得了向全世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一半左右，其中5人是在最近6年内获得的。但是，我却连续三次未能通过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学——这是我在四楼的强项——的博士考试；而在‘经济学”前的形容词中的这个连接符和斜体字的意义应该在这本著作中变得十分明显。前一句话也多少能说明为什么我在二楼觉得更舒服。但是，在我的自传体的波展的低度发展》中已经讲述了不少我的“政治兴趣”以及理论思想情况。因此，这里我仅谈谈看来与这部声称重写历史的著作最直接相关的情况。
　　1962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随身带着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给我的一些朋友的名字，还带着他早期写的有关世界资本主义是如何插手促成中美洲地区的形成(或低度发展）。1963年，我在里约热内卢写了《论资本主义的低度发展》；1966年，我在墨西哥的一家全国性报纸上与罗多尔佛·皮戈洛斯展开论战，他捍卫当时流行的说法：拉丁美洲原先是封建社会。1963年的手稿就是从对流行理论的批判人手的(这部分修改后于1967年发表，题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学的低度发展》，后收入(Frank 1969）。这是对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楼和图书馆所接触到的各种理论的尖锐批判。与眼前这部著作有直接关联的是，我的批判主要是针对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和《社会体系》(1951）向我们这一代人传达的韦伯社会学。我以前的导师、现在的好友贝尔特·霍斯利获(Belt Hoselitz）以及我的朋友曼宁·纳什(Manning Nash）等人把这种社会学应用于“第三世界现代化理论”。在读了我的草稿之后，南首·豪厄尔(Nancy Howed）建议我只谈他们的理论，而不必提到这许多人。我当时这样做了。这一次她劝我在这部著作里也这样做，尤其是涉及到她的地方；但我不太情愿了。
　　我在上面提到和未提到的著作中一直坚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成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年，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是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迎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的护片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它也确实成了经典。）另外两段广告词是由布罗代尔和沃尔夫写的。布罗代尔是这样写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但是，他们从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整体(这个世界体系）给欧洲历史的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而且，…极其令人信服”。沃尔夫是这样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这部著作，与它争论，引用它和学习它，这样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自己的新起点。”我之所以引述这些广告词，是因为它们对于下面谈到的事态发展太有预见性了。
　　有些事态的发展是平行的潮流，因为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Frank and Gills 1993）的前言已经提及，无须在此赘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这个前言中能够综合地追溯这些情况，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尔夫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1982）是想论证这些民族是如何在丧失自己的许多幸福和文化的情况下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因为他的主题是，这些民族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此他在这个标题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出版商不喜欢这个问号，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远不喜欢问号，所以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 Barratt Brown）的著作(帝国主义之后）(1963）也有同样的遭遇。沃尔夫的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曾邀请我为该书写出版推荐书，但因家事缠身，我只好推辞了。我对这部著作极为赞赏，这不仅因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为他本人的先驱。在1990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公开表示对埃里克的敬意。当一个研究者说我的著作对沃尔夫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后，我立即指出，埃里克和他的著作早就对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给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埃里克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在殖民时代已经如此。
　　事后看，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我被迫拒绝给沃尔夫的著作写推荐书是对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饭时，我告诉他，他的这部著作所表现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书中说，“资本主义”开始于1800年，而不是开始于他过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二个原因是，自从这次餐桌谈话后，我发现毕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赞同他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正如我现在这部著作所显示的。因为如果有“资本主义”这种东西的话(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似乎应该像沃尔夫所主张的那样，把它的开端定在自1800年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还认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护封上提到的“世界体系”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一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的专刊专门讨论她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Frank1987）。这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一卢格霍德肯定了这种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但是，她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说法，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独立(重新）发明出来的。我在另一篇关于她的著作的评论中发挥了我的主要批评论点(Frank 1990b）：“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确定的开端1450年以前已经存在了200年了，那么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积累，1492年一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发挥了另一个告诫，我称之为费正清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这里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它引导着我的历史研究回溯到我能发现证据的最早的时代。如果“这个体系”的开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五250年，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当然，沃勒斯坦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会说，“长波周期是决定性的”这个道理早已说清，而且已经得到公认。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是在以又年以后开始上扬的，但是在1250—1450年间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1250年间曾经上扬(Wallerst。in 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传阅人作为《评论》的主编，他十分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争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基于许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提到的这种长周期，我们可能应该把世界体系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代(Frank1990a）。
　　巴里·吉尔斯(Barry Gills）早就写了(但未发表）某些类似他几年前写的东西。当他读了我的1989年这篇文章的未定稿后，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然后开始了共同的研究工作。其结果就是我们合作的文章，包括论“积累的累积”，论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1700年的长周期，关于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交叉学科导论，以及我们共同编辑的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计。吉尔斯慷慨地让我分享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他还让我利用他的宝贵藏书和他的早期手稿。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这样快的进展。另外，他还把我带进了“国际关系”和“霸权”等领域，我虽然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但为了我们的合作还是尽力而为了。
　　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蔡斯一邓思(Christopher Chase－Dunn）开始与托马斯·霍尔(Thomas D．Hall）合作。克里斯是一个数字专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对我和另外一些学者的依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证据。另外，我们两人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尝试着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中。霍尔把对西南美洲的部族社会研究扩大到对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与蔡斯一邓思一起对世界体系“边缘”或暂时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疆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合作，基于对若干小型的和大型的“世界体系”的比较分析，着手建构更宏观的世界体系。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包括吉尔斯和我研究的一些小型坦重要的“世界体系”，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蔡斯一邓思和霍尔重新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体系”。
　　蔡斯一邓息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 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WHA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这两个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一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Frank 1990b，199l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作《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ISCSC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他主编的一部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们。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1992，1996）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 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论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1991，1993）捍卫他的“世界一体系”论，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北稳舵柄”(Wallerstein 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 and Denemark 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一卢格霍特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 and Gills 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个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分’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写的）。他此时承认，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趣(1963）对世界的体系性联系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交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我对此深表赞同。我与麦克尼尔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个公寓。马歇尔曾向我谈过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可惜的是，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当时我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在历史丛林中几乎茫然地游荡了近40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能够充分地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
　　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探讨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与按照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建议行事，看来是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起源。她自称没有兴趣做这件事。但是我有兴趣颀且尽力做了(Frank and Gills 1993）；另一个任务是，寻找阿布一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或弗兰克和吉尔斯的五千年世界体系与近代早期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她也不愿意做。因此，这就成为本书的任务。但是。这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对于重新解释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近代早期(以及当代和未来）历史，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历史的解读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1993年。我读了布罗代尔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助的第3卷《世界视野》，又重读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对他们的著作作一番深入的批判。当时我仅限于证明他们的资料，尤其是布罗代尔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的。我最初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的世界经济体系》(Frank 1994）。这个标题把沃勒斯坦和阿布一卢格霍特著作的标题与乔杜里(K．N．Chaudhuri）(1990a）的新著《欧洲之前的亚娜的标题编织在一起。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他们的著作其实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五卷护封上的3个广告词的含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布罗代尔说，沃勒斯坦给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即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释。我写的广告词说，这部著作会立刻成为经典，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恰当地估价后来的所有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补充说，人们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这部著作，必须与之争论或向它学习，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的广告词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错误的一面。我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批评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学习，又与之争论：沃勒斯坦的确为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然而，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罗代尔以及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都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欧洲并没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一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把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的著作标题结合起来，值得骄傲的地方应该属于“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或者再加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标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欧洲霸权之前亚洲现代世界体系视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谈到，大约20年前我的两个15岁左右的孩子对我说的话。我和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会如此切合本书的主题。保罗说，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盖尔说，英国是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这些说法对于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不能说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当作世界经济或体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归入其他范畴——甚至“资本主义”范畴——也是大有疑问的。如果这样定义它的话，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实际上会一无所获：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仅仅会转移我们对更重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注意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就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的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但我们却能看到，自从倍乃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的朋友艾伯特·伯格森(Albert Bergesen 1995）在其论文(让我们成为世界史方面的弗兰克》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欧洲中心论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历史学家“知道’初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就摇摇欲坠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师以及所有的“大厅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人们已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些相当著名的批判，例如爱德华·赛义德(1978）所讨论的东方学的概念，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 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萨米尔·阿明对欧洲中心论的讨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这里提到这三个主要人物是本书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驱。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JM．布劳将。他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一书中彻底摧毁了一切欧洲“特殊论”(例外论）的神话。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展示了现在赤身裸体的欧洲中心论皇帝。这使人们想起列宁的那句名言：怎么办？伯格森主张，我们应该做点“全球研究”，即使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皇帝的赤身裸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报(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玛尔塔·富恩特斯曾经说我依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因为我总是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在体系结构里的“功能”。她认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体系确实就在真实世界里面，我们也该为这个体系及其结构和运动给制一幅哪怕很简陋的图像。我的朋友罗伯特·德内马克(Robert Denemark）赞同我的观点。他参与主编了一本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对此我十分感谢。但是，他对我们两人有很高的要求。他主张，我们应该(他愿意帮助我）研究整体(体系），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也大于总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对整体世界的分析，而不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各个部分的分析。
　　可借，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术语(更不用说分析性概念和全局性理论）来取代“国际”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国际”关系的说法。论述“全球体系”中的“世界贸易”(或相反）仅仅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关键在于解释贸易和货币在世界经济“实体”中的流动是如何类似于带氧血液在循环系统中的流动(或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世界经济也有骨架和其他结构；它也有维持生存的器官——其“功能”也是由整体决定的；它有各种按日。按月等等计算的短周期和长周期(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周期）；因此，它看上去是世界万物进化(但不是无定）图式的一部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经济和‘材系’讲不是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存在的，它可以也确实与这二者有互动关系，而这二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全面关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的另一位主编丘兴(Chew Sing，译音）则认为，我的“人类中心’分析尝试是远远不够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生态中心’理论和实践。可惜，我们，至少是我，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更谈不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了。
　　本书是把德内马克和我的“(整体）世界视野”推进到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第一次更为整体主义的尝试。本书的宗旨是，考察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功能、运动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整体不仅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规定着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反过来又会改造整体。
　　因此，这部著作也记录了我们的研究起点是如何从原有的既平行又有交叉的各种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本书力求超越这些研究，按照沃尔夫所要求的，提出我自己的观点，确立我自己的新起点。这也就意味着与他和前面提到的各位决裂。但是，我依然要感谢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人所给予的帮助。
　　1994年3月，我欣然接受了我的长期合作者巴里·吉尔斯和他所在的纽卡斯尔大学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建立新视野的合作项目。我们完成的20页初稿所用的标题是；“亚洲霸权下的现代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Gills andFrank 1994）。由于我的身体原因，这项研究中断了。直到1995年后半年，我才能够重新开始这项研究并加以扩展，但是由于我从阿姆斯特丹大学退休了，所以现在只能由我自己在多伦多来完成了。
　　实际上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1995年我与南苗·豪厄尔在多伦多结婚。她在感情和精神上给了我无法言喻的支持，使我能够重新开展这项研究并写成了这部著作。如果没有南普，我就不可能承担这项工作，更谈不上完成富了。另外，她还在我们家的漂亮书房里给我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并使我能够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我没有别的机构支持）。
　　这些条件使我能够使用电子邮件来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本书中的有关问题和所需资料。除了我前面已经感谢过的学者外，我在这里还应提到一些我曾经请教过(有些是用普通信件）的学者，特别感谢其中一些人给予我的莫大帮助：加利福尼亚的Bob Adams，芝加哥的Jim Blaut，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Greg Blue，佐治亚的Terry Boswell，多伦多的Tim Brook，亚利桑那的Linda Darling，亚利桑那的Richard Eaton，加利福尼亚的Dennis Flynn，英国的Sieve Fuller，日内瓦的Paulo Frank，加利福尼亚的Jack Goldstone，东京的滨下武志，纽约州宾汉顿的油田禅洲，安卡拉的Huricihan Islamoglu，北卡罗来纳的Martin Lewis，密西根的Victor Lleberman，荷兰的AngusMadison，波士顿的Pat Manningjll利福尼亚的Bob Marks，佐治亚的Joya Misra，新西兰的Brian Molougheney，多伦多的John Munro，加尔各答的Rila Mukhefjee，爱达荷的JackOwens，法国的Frank Perlinjll利福尼亚的Ken Pomeranz，澳大利亚的Anthony Reid，北卡罗来纳的John Richard，纽约的Moms Rossabi，纽约州伊萨卡的Mark Selden，加利福尼亚的David Smith，澳大利亚的Graeme Snooks，伦敦的Dorothy和Burton Stein，密西根的Sun Laichen，以及加利福尼亚的Richard von Glahn，John Wills和王国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名字大部分会在正文里出现。我要么引用他们的著作，要么引用他们所使用过的或推荐的著作。在公开我与他们的争议(例如，对中国、欧洲、印度、中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的人口、贸易、生产、收入、货币、循环周期和制度的估量以及其他有关问题）之前，我曾请他们审阅相关的章节，并征求他们的认可。然后，我又根据他们的学术性意见修改了我的文字。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可惜的是，与印度一些学者的争议或者未能交流，或者中断了。
　　最后，我要感谢下列诸位。大卫·威尔金森对本书书名提出了建议。西蒙·弗雷泽大学地理系制图员保罗·德格雷斯把我画的草图转换成电脑制作的地图，设在瑞士苏黎世的世界社会基金会给这些地图绘制提供了财政支持。我的老朋友、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本书责任编辑斯坦·霍尔维茨为本书在伯克利的制作费尽心力。另外，这里还应感谢一直很积极的制作编辑朱利安娜·布兰德。我还特别感谢这个部门的凯瑟琳·麦克杜格尔。她的重要建议远远超过了版权编辑的职责，帮助我改进了本书的内容和观点，而且她的专业知识和耐心也大大有助于改善书的形式和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在此，我也代表读者向她表示感谢。
　　作为结束语，我要不厌其烦地引用我以前论述世界积累的那部著作的前言：
　　考察和描述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或在世界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不同事件的同时性——尽管对于满足对经济信息或理论充足性的需要来说，它对空间和时间的实际覆盖实际上是千疮百孔——这种尝试本身就是向正确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尤其是在今天，这一代人需要对处于同一个世界的统一历史进程有一种历史眼光和理解，因此他们必须“重写历史”）。
　　在结束这个冗长的前言时，我还想引用我一直赞同的费正清的一段话：
　　结果可能只是一种不完善的近似。可以庆幸的是，谁也不必把它看作是盖棺定论。当一个作者回顾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时，就会出现许多不同角度的看法。最主要的是遗漏，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是如此。一部著作对于它的作者来说，仅仅是整个尚未写成的图书馆的一个前厅，会涌现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它似乎已经坚固无比，读者只能去研究别的问题。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部著作千疮百孔。
　　我至少有一点与费正清不同，即我无须担心我的读者会被愚弄，会在这里看到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坚固堡垒。可以肯定，他们将会注意到这部著作确实千疮百孔。但是我希望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其他方面。我欢迎他们至少利用他们的一部分研究成果来填补这些漏洞，同时也开辟出他们自己的新的研究领域。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1996年1月26日，8月8日和12月25日于多伦多

第一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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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历史对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确实关注如何把握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他们也关注特殊时期的具体环境，以及各种不同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他们明确地承认，要对社会事实作出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历史作出说明；他们承认，比较历史分析对于研究稳定和变迁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历史社会学的设计师；因为他们两人都赞成一种开放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
　　埃尔文·蔡特林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对普遍性的期待，无论是多么真诚的追求，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满足过。……社会科学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形成的，因此毫不奇怪，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时的欧洲世界觉得自己是文化上的胜利者。……
　　任何一种普遍主义都会激起反响，而这些反响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占支配地位的普遍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检查我们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件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巴图塔(比nBatuta），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欺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1993）；布劳特(1993）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马丁·刘易斯(Martin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欺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肿‘文明的”定居民族发动战争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外，其他民族，如非洲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和中亚人则根本不被提及，似乎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甚至没有参与历史。在数不胜数的例子中，我这里只引述其中的一部著作的前言：“《西方的基础》是关于西方从古代近东肇始到17世纪中期的世界的一项历史研究”。
　　近现代历史，包括早期和晚期近现代历史，是由欧洲人制造出来的，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正如历史学家所“知道”的，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就是欧洲历史学家的“知识”，而正是他们“发明”了历史学，然后又充分利用了它。人们甚至丝毫没有想到，也许还有另一条相反的道路，也许是世界创造了欧洲。而这正是本书想加以证明的，至少是想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
　　本书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的任务。它们既十分宏大，又极其有限。说它们十分宏大，是因为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断’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我在主观上设定的有限目标甚至更为自负：我仅限于对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经济作出另一种提纲挈领的展示，我希望读者对此感到满意。我们大家(不得不）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里。现在我们只是对这个世界政治经济体和社会体系的结构、功能、运动和转变提出初步的(但以后会更深入、广泛的）总体分析和理论。本书希望能够为此提供一个基础。
　　本书的局限性很可能超出了我的预想，甚至会妨碍我达到这种有限的目标。但是，即便是对于重新检视近代早期全球世界经济及其结构特征，进而考察它们是如何冲击其部门性和区域性组成部分的这样一种尝试来说，这也已经无碍大局了。对于这个世界经济及其各部分的大部分历史发展所作的说明会比应该得到的说明要简短得多。本书与其说是尝试写一部这一时期的世界史或经济史，不知说是尝试着提供一个关于近代早期经济史的全球视野。虽然历史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主要不是用新的证据来挑战公认的证据，而是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
　　我的主旨是想证明，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我们需要一种全球视野，是为了鉴别、理解、说明和解释——简言之，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以及前“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前苏联、“洛杉矶的第三世界化”、“东亚奇迹’等等诸如此类的过程和事件。这些过程和事件都不是仅仅。甚至主要由于上述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内部”力量的结构或互动而造成的。它们都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的一部分。
　　由此得出的一个推论是，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例外论）。我们将会看到，欧洲的兴起也不主要是由于参与和利用了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主要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本书将证明，欧洲是如何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欧洲从亚洲的背上往上爬，然后暂时站到了亚洲的肩膀上。本书还试图从世界经济的角度解释“西方”是如何达到这一步——因而，为什么它可能很快会再失去这种地位。
　　另外一个推论是，近代早期的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既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先进。即使把它的大西洋外围地区都考虑在内，也是如此。当时的欧洲绝不是任何世界范围的经济体或体系的“中心”或“核心”。布罗代尔(1992）、沃勒斯坦(1974）以及其他人，包括弗兰克等所谓的以欧洲为“核心’的那种“世界经济和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很次要的，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真正的世界经济整体的一个边缘部分。我们还将看到，欧洲拥有的加入这个世界经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如果说在1800年以前有些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那么这些地区都在亚洲。如果说有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及其“中心”等级体系中占有“中心”的位置和角色，那么这个经济体就是中国。
　　但是，在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或体系中寻找所谓的“霸权”，乃是绿水求鱼。在1800年以前。欧洲肯定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从经济分量看，还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看，或者从人均消费看，或者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看，欧洲在结构上和在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或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上述国家无一例外。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而且中国的明一清帝国、印度的莫卧尔帝国、甚至波斯的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政治分量乃至军事分量，比欧洲任何部分和欧洲整体都要大得多。这个看法也涉及到当代和未来的世界发展问题。东亚最近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周围世界的极大关注，但也使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把所看到的发展情况纳入西方的世界图式。只要想一想把日本说成是“西方”的一部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把日本人称作“尊贵的白人”等等是多么荒谬，这个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除了日本之外，人们的注意力尤其转移到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四小虎”或“四小龙”身上。但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东南亚的其他小龙和正在地平线上赫然出现的中国巨龙身上。新闻界甚至认为：
　　中国正以宏大的气势以及微妙的和粗笨的方式……使整个亚洲感受到它自18世纪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分量。……
　　这条龙已经躁动了，这就改变了亚洲各国政府从有关区域贸易模式到制造业的种种问题的决策……这也证明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一带的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变化。1996年3月18日华盛顿《国际先驱论坛报》）
　　为了更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的关系，我们可以引用这家报纸连续两天的评论。我们在《美国必须学会尊重亚洲人的处事方式》这一标题下看到：
　　西方人习惯于教训亚洲人如何行事。这种情况现在快要结束了。亚洲国家正在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建立和维护他们的自主机……如果还想用西方方式来改造亚洲国家，那是不太可能成功的，而且还会引起亚洲人与西方的再一次冲突。……西方人需要承认亚洲人的平等地位，承认他们按自己方式行事的权利……并且肯定“亚洲人’价值观的合理性。
　　过了一天，同一家报纸在《争议的焦点是国际体系的性质》的标题下报道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一切关于国际体系及其政治、金融和贸易机构的性质的争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着形成另外一种对北京的目标更有利的国际体系。这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争取修改世界贸易组织的准入规则的努力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希尔·盖茨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中国成功地抵制了“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的压力…。而且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顶住了西方帝国主义改造世界的潮流”。还有些人则用“儒教”“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的魔法”等等来“解释”这次亚洲的苏醒。可惜，当代东亚的经验似乎不能很合适地纳入任何公认的西方理论模式或意识形态图式。相反，东亚发生的情况似乎违背了所有的西方准则——这些准则规定了“应该”如何行事，实际上是要求重复“我们”走过的“西方道路”。太糟糕了！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入这一滴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这个观点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但是其表述却值得商榷。脚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史》这部著作是从描述一千年前来代中国的经济成长入手的。但是，在该书看来，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闭和停滞的，于是太平洋地区首先是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内湖”，然后又臣服于“英国的绥靖”和“美国世纪”；只是经过了所谓的五百年或七百年的中断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预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东海岸才再次兴起。另外，在菲利普·费尔南德斯一阿尔梅斯托(FelipeFernandez－Armesto）1995年发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始终是表面的和边缘性的，西方的优势被说成是短暂的和行将消失的。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本书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支配优势的隐没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另外，我试图证明，这些转移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长周期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章导论——也是结论——将阐释这些历史认识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

2．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在迄今为止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是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到“东方学”的名下来认识的。“西方”(West）和“其他地区’(Rest）的对偶概念出自亨廷顿(1993，1994）。西方世界到处都有“东方”研究及其机构。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1978年发表的著作《东方学冲对这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他指出，西方为了显示自称的独特性而竭力与世界其他地区划清界限。他揭示了东方学在这种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萨米尔·阿明在1989年发表的《欧洲中心论》中也揭露了这种运作。马丁·伯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1987年）一书中指出，作为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人发明了一个所谓起源于“民主”的希腊的纯粹欧洲传统的历史神话，其实希腊也实行奴隶制和性别歧视。但是，伯纳尔的观点却被人用于论证非洲中心论(Asante1987），这显然是与伯纳尔本人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实际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我们可以调和一下说，这些来源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非一亚”文化。但是，欧洲的“根源”当然绝不局限于希腊和罗马(也不局限于在它们之前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欧洲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整个非洲一欧亚。另外，正如本书将要证明的，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于亚洲。
　　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有些支脉特别受惠于卡尔·马克思和沃纳·桑巴特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另外有些支脉则受惠于埃米尔·涂尔干、乔治·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社会学家。韦伯则是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所有的证据都被用于解释“欧洲的奇迹”——这正是埃里克·琼斯的著作标题(1981）。但是，琼斯的著作不过是冰山露出的一角。从马克思和韦伯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美国的全部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几乎都捍卫所谓的西方特殊论。
　　这种欧洲中心“理论”主要被应用于和滥用于伊斯兰世界，但是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运用到“东方”各个地区：
　　这种综合病症是由几个基本论点构成的：(1)社会发展起因于社会内在的特点；(2）社会的历史发展或者是进化过程，或者是逐渐的衰落。东方学的学者根据这些论点建立了西方社会的二元理想形态，认为西方社会的本质是在动态进程中展开，向民主的工业制度前进。……
　　但是，正如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世界史专家马歇尔·霍奇森所说：
　　我所看到的情况是，一旦人们对其他社会的了解也像对西方的了解那样充分，所有挖掘西方世界前现代时期的新萌芽特征的努力都会在严密的历史分析下破产。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斯·韦伯这位大师。因为他试图证明，西方在传统上具有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
　　霍奇森(1993）和布劳特把这种学术嘲讽地称作“井底历史”，是坐并观天，只看到“独特的”欧洲的内部原因和后果，而看不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对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贡献。但是，正如布劳特指出的，在1492年或1500年那个时候，欧洲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各地根本没有什么各不相同的“生产方式”。在1500年以及更晚一些时候，根本谈不到三个多世纪后欧洲或其“资本主义”的胜利。在霍奇森看来，16一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擅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
　　在19世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之前，至少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曾有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例如，突尼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将过去以及当时的“各国财富”作了估量和比较：
　　我们可以用东部地区，如埃及、叙利亚、印度和中国，以及地中海以北整个地区作为例子。当它们的文明发展时，它们居民的财富就增加，它们的王朝就变得强大。它们的城镇和居民点也越来越多，它们的商业和设施也得到改善。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到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社会来的基督教国家的商人的情况。他们的兴旺和富有简直无法用笔墨描述出来。我们见到的和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人也是如此。来自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印度和中国等国的远东商人更是如此。我们不断听到旅游者讲述有关他们的财富和繁荣的惊人故事。人们通常对这些故事将信将疑。
　　甚至到了18世纪，法国最博学的中国事务专栏作家杜哈尔德(DuHalde）神甫(他从未离开过巴黎，而是利用耶稣会和其他人的游记与翻译作品作为资料）还这样写道：(在中国）各省的富饶特产以及通过河流与大运河运送商品的能力，使得帝国总是保持繁荣昌盛。……中国境内展开的贸易活动规模如此盛大，整个欧洲都望尘莫及。在评价杜哈尔德的著作时，西奥多·福斯(TheodoreFoss1986：91）认为，当时西方怀着实用的目的，不仅翻译和研究中国的哲学著作，而且翻译和研究中国的技术资料和其他实用资料。实际上，唐纳德·拉克(DonaldLach）和埃德温·范克利(EdwinvanKley）就以(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脱为书名，撰写多卷本著作(自1965年以来已出版了7卷，还将继续出版若干卷）。有关这部巨著的总体情况，可参见田森(M．N．Person）的评论(1996）或者拉克和范克利书中所附“总体构图”。他们注意到，例如，“16世纪的欧洲人把日本和中国看作是未来的最大指望”；到17世纪末，“在有文化的欧洲人中几乎没有人完全不被(亚洲的形象）所触动，因此，如果在当时欧洲的文学、艺术、学术和文化中看不到这种影响，那就确实太奇怪了。”拉克和范克利举出史实来证明这一点：在这两个世纪里，欧洲传教士、商人、远洋船长、医生、水手、士兵以及其他旅游者用欧洲各种主要语言撰写、翻印和翻译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亚洲的书籍。其中至少有25部关于南亚的重要著作，15部关于东南亚的重要著作，20部关于亚洲群岛的重要著作，60部关于东亚的重要著作，其他短篇的著述就数不胜数了。印度帝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则始终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被欧洲人当作最高的榜样。亚洲哲学受到推崇，但是艺术和科学较为逊色；医学、手工艺和工业以及这些方面的专家都受到高度的尊重，还往往被人们所效仿。
　　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提供了一个富于启示的历史例证。他曾经被德意志西部的一个君主挽留。这个君主担心邻近的路易十四入侵。于是，莱布尼兹给路易十四写信，提出一个建议：对于法国来说，与其超过莱茵河来实现政治抱负，不如转向东南，向奥斯曼帝国挑战，这样在政治上更划算：
　　事实上，所有精美的东西都来自东印度群岛。……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世界任何地方的商业繁荣都比不上中国。
　　直到拿破仑时代为止，法国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拿破仑在入侵德意志时也费力寻找莱布尼兹这封信的一个抄本，可能并非偶然。正如拉克和赛义德等人指出的，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在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甚至直到今天，保罗·拜罗克(PaulBairoch）也承认，在近代早期，亚洲许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比欧洲有更大的发展。这个声明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一样，拜罗克(1974）也是沃勒斯坦／弗兰克命题的主要公开辩论者之一。这个命题认为，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对欧洲本身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否定的观点至今不绝，但是，与奥布赖恩一样，拜罗克仍然承认那种‘富足和权势。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在16世纪之初前后，亚洲的主要文明地区所达到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欧洲”。
　　拜罗克还具体指出了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奥斯曼帝国的优势所在她认为，拥有70万人口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稍少一点的北京是第二大城市。他还指出，北非穆斯林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比欧洲还高；1500年前后，巴黎有125万人口，而开罗则拥有45万人口，菲斯(摩洛哥城市）原有的25万人口已经逐渐减少。另外，印度的卡利卡特拥有50万人口。甚至缅甸的教固和柬埔寨的吴哥原先分别拥有的18万人口和15万人口已经在减少。有意思的是，拜罗克依然断定：“欧洲在16世纪就开始支配其他大陆了。”当然，这不过是自19世纪中期起由马克思等人所表达的欧洲人的信条。这种世界观至今依然流行于世。《生活》杂志为了在1977年9月号上宣布一千年来最重要的100个人物和事件，雇佣了20多个编辑，广泛征求专家的意见，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展开激烈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西方人……在推动和震撼全球的活动中起了一种不合比例的作用。在100人中，除了豆7人朱其余都是欧洲血统；只有10人是妇女。这并不是出于《生活》杂志编辑和专家顾问的偏见，而是反映了过去一千年的社会政治现实。
　　亚当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因此，毫不奇怪，在我们特别关注的欧洲思想家中，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也极其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从各自的时代、各自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对于近代早期历史以及亚洲在其中的位置，斯密和马克思既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写道：
　　美洲的发现以及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记载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供产党宣言件继承了这种说法：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以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但是，斯密是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写的《国富论》，是对20多年前哲学家体漠的著作的呼应。斯密是(西方）最后一位承认欧洲在各国财富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姗姗来迟者的社会理论家。他于1776年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斯密并没有预见到这种对比会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意识到在他写作时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正在开始。另外，正如里格利指出的，更晚一两代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甚至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依然对斯密的说法深信不疑。
　　但是，斯密也没有把“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看作是欧洲给人类的礼物——不论是文明的礼物，还是资本主义的礼物，或是其他什么的礼物。相反，他警告说：
　　对于东印度和西印度两处的土人来说，由这些事件本来能产生的商业利益都淹没在它们带来的不幸灾难中。…这些伟大事件究竟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什么灾难，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预见的。
　　然而，到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亚洲，尤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雷蒙德·道森在《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梳理和分析了这种变化。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和20世纪“经典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比18世纪较现实地理解世界的欧洲视野后退了一大步，更不要说与更现实的伊斯兰学者的视野相比了。马克思和韦伯就跻身于这些从较狭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视野看问题的学者中间。按照他们以及迄今他们的信徒的看法，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为了对他们的观点作一个简短的评述，除了我个人的读书体会，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权威作者，例如欧文·蔡特林的评论。
　　马克思在描述“亚洲”的特点时似乎有选择地利用了他所获得的资料，更不用说对非洲了。在对马克思产生过影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中，斯密曾表示感谢“有关中国以及(古代）埃及和…、印度斯坦的财富与发展的精彩报道”。但是，在这方面，马克思却偏爱诸如孟德斯鸠、卢梭这样的哲学家以及詹姆斯穆勒等人。这些人‘没现”‘专制主义”乃是亚洲和“东方”的“天然”状态和“统治模式”。马克思还提到“从印度到俄国的最残忍的国家形式，东方专制主义”。他还把这种国家形式推广到奥斯曼帝国、波斯和中国，乃至整个“东方”。马克思断言，在这些地方有一种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他断言，在整个亚洲，生产力始终是“传统的、落后的和停滞的”，如果不是“西方”及其资本主义的入侵把亚洲唤醒，亚洲会永远沉睡。
　　虽然马克思注意到，印度和中国的购买力刺激了欧洲市场，但在他看来，英国给印度提供了一面未来的镜子，美国在1846年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促成了墨西哥的进步。更有甚者，马克思断言，自16世纪资本(甚至资本主义）在欧洲创生以来，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改造了整个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始终比欧洲落后得多，因为欧洲的“封建主义”自身至少还包含着“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种子。反之，虽然他说过亚洲的市场推动了欧洲市场，但是，据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借助欧洲这种“转变”的进步成果来摆脱根深蒂固的停滞。在想象中，这种停滞的所谓原因被归结为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使整个亚洲“分裂为村社，每一个村社都拥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身构成一个小世界”。
　　但是，说亚洲分裂成无数孤立的小世界，就已经与马克思以及其他欧洲学者另一方面的断言自相矛盾。他们用“东方专制主义”来概括亚洲的特征，把它说成是为了管理这些社会的大型水利工程而必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大型水利工程是所谓的孤立村社力所不能及的。魏特夫后来把这种“理论”加以通俗化了，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理论”却成为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器。不过，从来没有人指出上述的内在矛盾！我们在这部著作中将会看到，马克思所说的这些特征不过是他和其他欧洲中心论思想家想象的产物，在实际历史中根本没有依或这种无稽之谈的谬误也涉及其正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被说成是欧洲人创造出来的；而且促成了欧洲、西方乃至全球的发展。
　　实际上。特沙尔·带贝布在对佩里·安德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精彩批判中就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些人关于封建主义、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以及“他们对欧洲的特殊性…与所谓的优越性的迷恋”乃是西方“文明的自负”，是“披上历史外衣的意识形态”和“徐成红颜色的东方学”，即“另一种方式的东方学的延续”。有一些社会理论家也会反驳马克思(据说是赞成斯密），但是他们一致赞同马克思的说法：1492年和1498年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时刻，因为在这两个时刻，欧洲发现了世界。他们从来不考虑，世界一直就在那里存在着，至少是它的＊洲一亚洲部分早就在塑造着欧洲。实际上，著名的欧洲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就强调欧洲的极端依附性，因为他在1935年已经指出，“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但是，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从那时以来却一直标榜所谓的(西方）欧洲人的独特性，而且说由此产生了“西方的兴起”。更糟糕的是，据说欧洲人还不得不承担起白人推广文明的使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传播”当做欧洲和西方给予人类的礼物面推广到全世界。韦伯当然赞同马克思关于欧洲起源和“资本主义”特征的全部说法，也赞同桑巴特的有关说法。韦伯只是想把这些说法表述得更好一些。桑巴特已经把欧洲的合理性以及他所谓的犹太教根源说成是“资本主义”及其在欧洲的“诞生”的绝对必要条件。韦伯也接受了这种说法。他进一步修饰了所谓以水利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的论点，断言亚洲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发展了。但是，韦伯殚精竭虑地研究了亚洲各个文明的“城市”、“宗教”以及其他方面。这位研究官僚制的大学者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懂得如何管理官僚体制以及整个国家。另外，他比马克思有更多的条件看到西方的金钱是如何进人亚洲各个部分并在那里循环的。
　　韦伯对亚洲实际情况的了解更多一些，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比马克思的粗糙说法更复杂、更精致。例如，韦伯承认，亚洲有大城市。因此，它们就必须被设法说成在结构与功能上与欧洲城市有“根本区别”。威廉·罗在研究中国城市汉口时仔细考察了这一论点，揭示了韦伯在这方面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及韦伯理论，让我在此援引特纳的论述：
　　伊斯兰社会从一开始就陷入停滞或不断衰落。因此，是用缺乏(所谓的）西方的一系列特征来界定这些社会的——没有中产阶级，没有城市，没有政治权利，没有革命。
　　这些特征的缺乏…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没有产生资本主义。
　　如果韦伯本人不能在他所研究的东方社会发现所有这些因素的缺乏，那么最根本的差异，即缺乏的要素(据说“西方”拥有而“其他地区”没有的要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所缺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韦伯则增添了一种缺乏的因素，即适当的宗教及其与其他因素配合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运作。韦伯辛勤地研究了各种主要的世界宗教，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性地把握现实。这与欧洲人的理性态度截然不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韦伯认为，这种伦理和精神乃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韦伯的态度与马克思的态度其实是殊途同归。而且，韦伯的论点比马克思的论点更难让人理解。
　　这种理性精神据说是一种秘密的酵母，它与其他因素结合而造成“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兴起。亚洲人因为没有它而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起来，即使他们发挥城市、生产和商业的作用也无济于事。这种说法根本没考虑到，早在加尔文等人把这种酵母赐给北欧人之前，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的天主教徒没有受到这种酵母的特惠也活得不错。这种说法也没有考虑到，正如我早已指出的，在东欧。在美国南方早期欧洲人殖民地以及至今在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不是所有信奉新教伦理的人都活得那么好。但是，戴维·兰德斯(Davidl。andes）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969）一书中明确地给予韦伯的论点以实证支持，断然否定那种认为穆斯林“文化”能够容许技术创新的观点。
　　然而，日本人没有经历西方殖民主义，没有外国投资，更不用说新教伦理了，他们举营‘菊花与刀”，却制造了繁荣，甚至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以后依然如此。因此，詹姆斯·阿贝格伦和罗伯特·贝拉在解释这些发展情况时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在功能上与新教伦理相同的东西”，而在他们看来，很遗憾，信奉儒教的中国人没有这种东西。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在经济上突飞猛进，于是这个论点就又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正在促使它们前进的乃是东亚‘儒教’。当然，在实际的世界经济中，这种解释可以说是毫不沾边。
　　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曾祖父是19世纪的“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河L德以及亨利·梅因爵士(HenryMaine）。这两人分别区分出所谓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新思维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新社会组织，据说这些新方式取代了古老的“传统”方式。欧洲中心论的一个祖父是埃米尔·涂尔干。他提出了“有机的”社会组织与“机械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另外一个祖父是费迪南德·胜尼斯。他强调的是从传统“共同体”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下一代人里，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普遍主义”社会形式与“特殊主义”社会形式之间的对立，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则宣称发现了传统的“民间”社会与现代“城市”社会之间的对立和转变，至少是二者之间的一种“连续性”，而且还发现了“低级文明”与‘“高级文明”的共生现象。汤因比(194）虽然研究了20多个文明，但是他也宣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斯宾格勒则对西方文明的“衰落”提出警告。
　　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无论是想改革它还是想取代它，也都支持这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都宣称在‘亚细亚的”、“封建的”或其他形式的“纳贡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所谓的根本不同。列宁断言：“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欧洲内部产生并向外扩散的一种发展的产物。较近的卡尔·波拉尼宣称，在19世纪欧洲发生他所谓的“大转变”之前，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市场关系，更谈不上什么远距离的贸易和生产分工了。考古学发现一再地否定了波拉尼(1957年）否认早期帝国存在贸易和市场的说法，我也对此提出过理论和实证的批判。这里的问题在于，市场的扩散和支配地位被说成完全是从近期的(西方的）欧洲开始的，然后从欧洲扩散到全世界。罗伯特·麦基弗(RobertMclver）在为波拉尼的第一部著作写的前言中宣布，这部著作的出现使该领域的大部分著作变得陈旧了。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也只能说它使以前许多承认市场，包括世界市场及其关系和影响的重要性的著作“变得陈旧”了。波拉尼用以取代这种古老现实的是，所谓非经济的“互惠”和“再分配”的社会关系的首要地位。本书则要根据史实来证明，这种“大转变’单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肯定不是在欧洲和由欧洲发起的。
　　所有这些二分法的以及其他区分方法的“理想类型’市一些共同点。首先，在它们提出的基本社会文化特征和差异中，想象的成分远远多于现实成分。其次，它们断言，这些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用萨缨尔·亨廷顿的术语说，它们把“西方”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当然，据说这些特征不仅把现代(西方）社会与残存至今的其他社会区分开，也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区分开。另外，这些“理想”类型把某种原初的自我发展归诸某些民族——主要是归诸“我们”，这些“理想”类型后来是从这里(积极地）扩散到别处或(消极地）强加给别处。这种“传统”说法的集大成者是丹尼尔·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在现实世界里，唯一符合实际的整体主义选择则与上述说法都不同。早在30年前，我就对这称‘社会学的低度发展”提出了挑战。但是，无论这种挑战获得怎样的成功，它的整体主义性质依然不够充分。本书试图做得更好一些。
　　上述材料和论点表明，我们所引述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浸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自负。我们将会看到，历史证据有力地否定现代社会发展的所谓欧洲起源论，更不用说那种优越的特殊论(例外论）了——因而摧毁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历史根基。我很赞同人们的意见；我们应该尽力抢救出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但是所有公认的说法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质疑。
　　事实表明，甚至博学的世界史专家和社会理论家布罗代尔(1993）还在宣称：
　　(在历史上）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限的，坦率地说，与西方相比是落后的。……它的弱点在于，其经济结构不如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发育得好。…他们的企业家没有唯利是图的精神。…他仅没有达到西方资本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中国的经济还不成熟。…在18世纪以前，某些地方在19世纪以前，根本没有信贷体系…德幕府的革命使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加强了封建习俗和制度的控制力量。。
　　我们在这本书里将会看到这位史学大师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者所作的估计与历史实际有多么大的偏差，而且也与他本人在别的地方的论述有多么大的矛盾。
　　(2）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拥有世界经济和文化支配权力以来，由于帕森斯在社会学领域里把韦伯主义奉为神明，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了。帕森斯的文不对题的《社会行动的结论>《社会体系》，由此旅生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62）都出自同一个欧洲中心论，都遵循着同样的理论模式。那么，我们要问，有什么新颖之处呢？罗斯托的“阶段论”几乎是马克思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的阶段论的“资产阶级”翻版——都是以欧洲为起点。与马克思一样，罗斯托宣称，继英国之后，美国将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面未来的镜子。罗斯托还在《整个事情是如何开始的》(1975）一书中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革命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兰德斯在《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为过去两个世纪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寻找欧洲特有的文化条件。奇波拉(1976：276）认为：“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一种社会一文化现象，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现象。这已经变得一目了然了。人们注意到，最先工业化的国家是那些与英国的文化和社会最相似的国家。”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所谓西方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和霸权作出“内因论的”解释。在这些学者看来，欧洲的兴起当然是一种“奇迹”。这种奇迹应归因于所谓欧洲特有的而其他地区缺乏的独特性质。例如，林思·怀特(1962）、约翰·霍尔(1985）以及让·贝什勒、霍尔和迈克尔·曼(1988）都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布劳特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论与欧洲中心历史学》这一标题醒目的著作中对这种神话作了认真的考察。布劳特细致地考察、揭示和摧毁了“欧洲奇迹”神话的各种形式，如生物学说法《种族优越论和人口节制论》、《环境论》(令人烦躁的热带非洲；因干旱而专制的亚洲；气候宜人的欧洲）、独特的理性与自由(相对“东方专制主义”而言，这是韦伯理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欧洲历史上的技术优越论(无视欧洲对古老的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先进技术的借鉴与依赖）、《社会结构论》(国家的发展，教会和“新教伦理”的重要性，资产阶级在阶级结构中的角色，核心家庭等等）。
　　布劳特(1997）在逐字逐句地剖析8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些论点。其中人们较熟悉的基韦伯、林思·怀特(1962）、埃里克·琼斯(1981）、(阿斯顿和菲利平(1985）论述的）罗伯特·布伦纳、迈克尔·曼(1986）、约翰·霍尔(198）以及贝什勒、霍尔和曼(1988）。因此，对于这些人我们在此就无须多费笔墨了。布劳特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这些人的欧洲中心论在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亲缘关系。他根据科学证据和基本逻辑逐一考察并击破了他们的立论。
　　结果，布劳将实际上证明了霍奇森早已表达的观点；各种所谓的欧洲特殊论和整个欧洲奇迹的说法不过是完全建立在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神话。因此，由它派生出来的社会‘科学”在经验上和理论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布劳特还把1492年以前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封建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作了比较。他指出，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相对于亚洲和非洲毫无优势可言。因此，布劳特尖锐地指出，把欧洲和西方后来的发展归因于那些所谓欧洲内部特殊性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最近，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1996）也批驳了韦伯所谓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成就”的种种论断。他考察了西亚、南亚和东亚的类似成就。阿散蒂(MolefiKeteAsante）对持有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理论家的尖锐批判更是一针见血。
　　他们实质上是某种自负的俘虏。他们不懂得自己的无知之处究竟何在，而他们说起话来仿佛他们知道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于是）我的工作就逐渐变成了对那种冒充成一种宇宙观的欧洲中。C论意识形态的激进批判。
　　最近另一位孤军奋战的批评者弗兰克·柏林也指出：
　　创立“科学事实”的行动往往会甚至是有条不紊地转化成自己的反面，即变成了确立神话的行动，从而记录下“我们”在“我们”“科学家”私‘知识分子”(很正当地）厌恶的这种偏离科学的事实中的集体共谋。……社会科学竟然只让神话的兜售者听到如此之少的相反意见，结果是，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基本上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仅仅是加强了、甚至是扶持了他们(指神话兜售者）的事业。，千真万确！我的这部著作就是试图用相反的证据(包括琅林所收集的大量资料）与神话的兜售者对质。承认欧洲之外的非洲一欧亚民族和地区应有的历史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最近编辑出版的霍奇森的文集《重新思考世界历史》收集了他的一些零散文章和本刊手稿。该书进一步肯定这种重要性：
　　如果没有经过一种更广阔视野的权正，一种西方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会造成无法衡量的祸害。实际上，它现在正在造成这种无法衡量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说，如果没有掌握真正有力的证据，不要大谈18世纪以前伊斯兰社会的“衰落’。我认为，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了形形色色、先入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我们必须迫使自己认识到，这也就是说，西方并不是一个逐渐消化落后地区的现代世界，而是一种能够为其他起作用的力量创造条件的催化剂。……现代大转变是以发源于一些已经提到的东半球的民族的无数发明、发现为前提的，有许多发现的更早基础不是欧洲提供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大的世界市场的存在。这种世界市场是由非洲一欧亚的商业网络构成的，到第二个千年的中期，主要是在穆斯林的扶持下发育成型。……西方只是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西方的转变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提）欧洲的财富才可能形成，欧洲人的想象力才得以施展。
　　我完全赞同布劳特、柏林和霍奇森的观点，并且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的证据加以证实。另外，我还想赞扬琼斯近期的一部著作(198）。琼斯在这部著作中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他先前那部著作(198）的观点提出了怀疑。他引述了另一位学者的话，大意是“接下来要做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可能就是证明理论是错的”，然后他责备自己说“《欧洲的奇迹》作为一个标题有点过于招摇”：
　　《增长的复归》也是双重地后退，不仅是川欧洲的奇挪对欧洲现象的说明后退，更是从《欧洲的奇献》这个标题的含义后退。……另一方面，我再也不把它看作是“独一无二事件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奇迹。……我开始考虑，我寻找促使欧洲变成第一个实现持续增长的大陆的特殊积极因素的做法是否正确。陷阱似乎在于我们的假设：由于欧洲是不一般的，因此这种差异应该能够告诉我们有关增长的缘起…
　　琼斯还进一步做了两点发人深省的自白。首先，他与我一样阅读了马歇尔·霍奇森的著作并深受影响，但这是在前一部著作发表之后，因此有相见恨晚之感。其次，即使后一部著作的主要“缺陷……也源于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政治或宗教态度无关，而是源于更深层的东西。我的出身和教养决定了我是一个英国人…”。因此，他为了做到“没有种族偏见、没有性别偏见等等而做的种种努力…必须是满腔热情的”。他确实这样做了。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他自己承认的许多缺陷。在重新审视了中国的情况并增加了有关日本的内容后，他依然不贪‘证明理论是错的”。另外，他的“总结与结论”是：“如此看来，日本历史与欧洲历史似乎是一系列偶然形成的力量平衡。确实如此。有什么必要否认呢？”我将在本书中试着证明他的理论是错的，并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不是仅仅是把偶然性作为一种替代解释。
　　经济史学家们
　　有人会天真地认为，因为经济史研究是务实的，所以经济史学家才是可信赖的。其实他们是最能胡作非为的。大多数自封的“经济史学家”完全无视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历史，而余下的少数人则彻底地歪曲这些地区的历史。多数经济史学家根本没有世界视野，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视野。因此，他们的“经济史”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方。哈特(N．B．Harte）主编的《经济史研究：1893年一1970年就职讲演料(1971）汇集了最著名的英语经济史学家的21篇讲演。他们对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同行们写的“经济史”作了回顾与评论，其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谈欧洲、美国以及他们的‘人西洋经济”，甚至连非洲都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其他地区仿佛根本不存在。
　　浏览一下经济史国际大会近年来的会议通报就会发现，大约90％的“国际”论文都是论述西方的。最近两次大会和大会通报有诸如(世界经济的兴起，1500－1914年》这样的标题(Fisher，Mclnnis，andSchneider1986）。但是，大部分论文依然是谈论西方的。
　　这种欧洲中心论经济史最值得注意的著作之一的作者前几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与罗伯特·保罗·托马斯合写了一本书——《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个新经济史）(1973）。这本书之所以值得注意，不仅是因为其作者之一获得了承认，而且因为它的书名及其对“新”经济史的强调完全是直言不讳的，另外，它对公认的理论作了修正。但是，在章节标题“理论与综述：1．问题”的下面，在第1页，他们就明确地表示：“西欧的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发展乃是西方兴起的原因”(NorthandThomas1973：1）。然后，他们追溯了这种制度变迁，尤其是财产权的发展，将其归因于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短缺，而经济短缺则是由西欧人口的增加造成的。他们同样对世界其他地区及其人口增长视而不见。另外，正如诺思与托马斯在前言中所强调的，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也是‘与正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协调一致，互为补充”。我们可以猜想，正是这种一致性影响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决定。
　　诺思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可以成为一个例子，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以及我的反驳意见。首先，欧洲中心论者拒绝将西方与世界其他部分进行比较，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将不仅能够揭示制度与技术方面的相似之处，而且还会揭示造成这种相似之处的那些结构与人口因素的相似之处。其次，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4章看到的，这些比较将会显示，所谓的欧洲特殊性根本不特殊。第三，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在某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不如说是引起了这些变化(无论这些变化发生在哪里）的全球性结构与力量是什么——这是本书第6章将要分析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极少数的经济史学家在谈到“其他地区”时，通常都对“东方”及其与“西方”的经济关系作了极其严重的歪曲。在他们心目中，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情况，“世界经济’是从欧洲产生的，欧洲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譬如，最近约翰·威尔斯(1993）为《美国历史评论》写了一篇关于“1500年一1800年亚洲沿海地区”的综述。他加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互动中产生的欧洲霸权”。他评述了十几本著作，还提到了上百部论及东西方之间某种“互动”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谈论的基本上是欧洲对亚洲的行动，几乎没有论及反向的行动。另外，这篇综述的标题明确地宣布，欧洲的霸权是在1500一1800年产生的。但是，文章对这种论断根本没有给予证明。实际上，威尔斯评述和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提供的资料反而否定这一论断。因此，这篇综述的标题远比文章涉及的内容更体现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
　　另外一个欧洲中心论的最新典型是富有创新精神的瓦里奥鲁姆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该丛书重印了许多优秀的但鲜为人知的经济史论文，尤其是关于西方周围及西方以外地区的论文。最新的一套丛书冠以一个大标题：“一个扩张的世界：欧洲对世界历史的冲击，1450－1800年”。出版者利用世界史“元老”威廉·麦克尼尔和原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彼得·马赛厄斯的支持来推销这套丛书。马赛厄斯表示，希望“该丛书能扩大和加深我们对世界舞台的理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加深了我们对世界舞台的误解，因为该丛书对1450—1800年世界舞台上的实际情况根本没有给出任何提示。世界经济确实在扩张，但首先是在亚洲；而且，在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扩张对欧洲的冲击要比欧洲对“世界历史’的任何”冲击“都大得多。虽然丛书中有一本书的标题是《洲的机遇》，但是整套丛书的重点是欧洲的活动，而不是它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在亚洲的机遇。其实，欧洲只不过是趁机而人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表面上似乎别开生面，但它同样甚至更是以欧洲为中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家也在欧洲内部寻找“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根源。1950年代莫里斯·多布、保罗·斯威齐、高桥幸八郎、罗德尼·希尔顿等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的论战(收于希尔顿主编的书中，1976）以及围绕布伦纳的文章展开的论战(AstonandPhilin1985）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德·克鲁瓦(G．E．M、deSte．Croix1981）论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阶级斗争的著作和佩里·安德森关于“日本封建主义”的论述(1974）也都把这些社会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宣称，他们更关注经济“基础”是如何塑造社会的；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社会”是被它与另一个“社会”的关系塑造的，更没有意识到，所有的社会共同参与一个世界经济这一情况，也塑造着各个社会。马克思明确地否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只是列宁后来才承认这一点。但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也是起源于欧洲较晚的时期。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说法，“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外部的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市场，并在其中扩张。
　　(4）近期社会理论的局限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表达即探寻“西方的兴起”的根源时在时间上能够追溯多远，在空间上能够追溯多广。例如，克里斯多弗·蔡斯一邓恩与托马斯·霍尔(1977）写道，西方的兴起和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但这就引出了问题：这些根源在什么地方，是怎么扩散的？整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只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这些根源。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灯光最远照到文艺复兴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灯光透过基督教时代而照到犹太教。在持后一种观点的理论家中，迈克尔·曼(1986，1993）是一个恢使者。他探寻“社会权力的来源”，发现它们(依次）出自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他认为：“欧洲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意识形态(基督教）共同体”(Mann1993：35）。要害就在这里：无论在时间上追溯多远，归根结底还是所谓的欧洲来源！布劳特(197：51）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曼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能想象的不过是一列技术型的东方快车，这列火车沿着向西的轨道，从古代的中东出发，通过古希腊，驶向中世纪和现代的西欧。
　　然而，麦克尼尔在他那部开创性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中证明，其根源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而遍及整个非洲一欧亚世界。这当然也是霍奇森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与麦克尼尔的著作同时写成）所传递的信息。与弗兰克和吉尔斯的地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形(1993）一样，非洲一欧亚也是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分析“现代世界体系”“兴起与灭亡”的基础。但是，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在时间上更久远、在空间上更广阔的视野对于(重新）解释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有什么意义？本书就是试图从一种更广阔的全球视野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代流行理论在理论、分析、经验方面的局限性，简言之，在“视贤’方面的局限性，乃是“经典”社会理论及其所依据的同样(甚至更严重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的遗产和反映。当这种社会理论在19世纪孕育之时，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论给了它活力。到了20世纪，随着它在西方的发展和在全世界的传播，它自身变得越来越活跃。现在，到了世纪末，这个理论及其所依据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完全不足以应付即将来临的21世纪，因为在这个新世纪，亚洲可望再次兴起。
　　流行的社会理论不仅在所谓的历史依据方面有许多无稽之谈，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实际上也是这整个理论的重大缺陷：无论这种理论自称如何具有“普遍主义”性质，但它根本没有全球整体意识。
　　如果我们想发现真正促成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因素，我们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整个全球的社会一文化的、生态一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提供了又限制着我们所有人的“可能性”。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并决定着构成部分，所以任何具体研究的叠加或不同部分的组合都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功能和转变。
　　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在立论基础方面迥然不同的世界史和全球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一韦伯”及其信徒的现行经典社会理论是靠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来维系其生命的。尽管通常人们不承认、或许意识不到这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歪曲了我们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现实的全部感知，甚至使我们变成视而不见的瞎子。另外，欧洲中心论甚至也阻碍和歪曲着我们对欧洲和西方本身的现实主义的感知。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根本不可能去理解一个整体世界的(经济体系）现实，但正是这个整体世界决定了“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以及其他所有部分的各自不同却并非孤立的“现实”。因此，真正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马克思、韦伯或别的什么人有关这个世界体系某一部分的论述正确与否。真正的理论问题是，他们之中迄今没有一个人从整体上去探讨这个体系化的全球整体。而这种探讨才是理论上的真正挑战。
　　读者或许会用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已完成的或宣称的东西来质疑这种论断和挑战。例如，人们会说，威廉·麦克尼尔已经开创了新的世界史。他不仅给他的巨著命名为《西方的兴起》，而且还批评场因比把世界史分解成21个不同的文明。麦克尼尔认为，原来只有三个主要的‘文明”支流，它们汇合成世界史，并促成了西方的兴起。这种说法似乎已经很完美了。但是，麦克尼尔在25年后回顾这部著作时承认：“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缺陷是，虽然它强调了超越文明界限的互动，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全人类世界体系的兴起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他认为，他所划分的“三个地区及其居民在(自公元前1500年起的）整个古典时代始终保持着密切而不间断的联系”，因此，公元1500年以后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正是基于这一点，本书将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且由来已久。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全球世界视野，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但是，建立一种世界视野、克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也是相当艰难的。例如，对于布罗代尔，这些困难曾经是不可逾越的；对于沃勒斯坦，这些困难至今还是不可逾越的。我以前就指出(Frank1994，1995），在本书中还要进一步证明，他们两人的著作是出自一种欧洲的世界视野。
　　布罗代尔考察1500年以来世界时的“世界视野”比大多数人都广阔得多。但是，他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和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当然，布罗代尔也多少研究和描述了“其他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在论述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3卷本巨著的第3卷中。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把第3卷中的发现融入各自第1卷提出的模式和理论中。而且，他们的疏忽是十分自觉的和有意识的：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他们做出的唯一让步是，欧洲及其模式会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1974）——以及我当时写的(参见本书前言）《世界积累》和《依附性积累》——就是旨在对欧洲扩张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做出系统的论述。我们两人都强调欧洲的扩张给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造成“低度发展”的消极影响，以及这些地区对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的资本积累与发展所作的贡献。沃勒斯坦更关注世界体系的核心一边缘结构——当然我也用“中心一卫星”的说法予以承认；而我比他更关注该体系内结构之间的循环运动。
　　但是，沃勒斯坦和我都局限于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过程提出概括模式和进行理论分析。我当时认为，沃勒斯坦至今认为，这个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这就是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理论的局限性。只要这种理论依然以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一欧洲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为中心，它就不能充分地涵盖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我们提出的这一体系“早在”16世纪就涵盖了美洲和一部分非洲，但只是在1750年以后才包容了世界其他部分，分析这种进程也许能给人某种经验的和历史的教益。
　　但是，这种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材系模式不仅不够完整，而且与我们真正需要的关于完整的实际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背道而驰。可惜的是，这种理论还没有诞生，其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韦伯、波拉尼，还有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再加上弗兰克，这些人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探望。无论我们多么想具有世界眼光，但只要我们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在那里寻找借以建构我们的理论的证据，我们的世界眼光就不会被开发出来。有许多人可能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只是盯着那个地方，因为——由于我们以及其他人的著作——(欧洲和北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把那里照得更亮一些。
　　在我看来，近年来在这个陈旧题目上各种各样的花样翻新几乎一无所获，不仅是昙花一现，而且还白白浪费了许多重新进行理论概括的好机会。例如，埃里克·沃尔夫(1982）和萨米尔·阿明(1991）固守所谓的“纳贡生产方式”，旨在对15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沃尔夫）或1800年以前的大部分世界(阿明）做出概括。再如，盖茨(1996）对一千年间基于“纳贡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国的原动力”进行了一番分析，尽管她使出浑身解数，也很难说明它们为什么和怎么支持和助长了中国的父权制度。反之，本书将要证明；“不管他们的家庭生产关系——不必考虑生产‘方式’——如何千变万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着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而这一点因人们不恰当地、甚至张冠李戴他强调‘生产方式’而被掩盖了。”
　　最近，范赞登(vanZanden1997）以“们需要一个商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吗？”为题作了一个张冠李戴乃至指鹿为马的论忒《评论》1997年春季号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主编沃勒斯坦也写了文章。基于对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的分析，范赞登断言：“商业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形成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个成长中的世界市场…集中在一片非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相对狭小的城市化的商业孤岛上。”因此，它也就成了在前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必要“阶段”，而迄今人们还没有给予它充分的承认。沃勒斯坦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这一论点。他指出，商业资本主义和荷兰的资本主义不过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能够获取较大利润的企业或公司…都同时是厂家、商人和金融家，或者在这些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根据经济形势变化，什么更有利可图就做什么”(Wallerstein1977：252）。当然，沃勒斯坦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没有看到，不仅在很小的欧洲“资本主义”部分是这样，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从来如此，
　　还有一些学者(埃德·话特、凯瑟琳娜确斯以及而果·索利）在最近发表的著作中论述了尼德兰、佛兰德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工业化之前的工业化”。只要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范赞登的说法无法用来分析这个过程：商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联结并非问题所在，而且，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原工业(protoindustry）不是最活跃的因素”。如果他们不把眼界局限于欧洲的边缘半岛部分，而是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就像本书这样，完全把这些地区当作整个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来分析，那么这些“生产方式”就根本不再是问题所在了。
　　(极）少数学者，尤其是有非洲一亚洲背景的学者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扩大或改变我们的理论视野和取向。其中有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探究了“欧洲霸权之前”的历史。乔杜里考察了“欧洲之前的亚洲”。当然，他们也因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现有的欧洲和其他西方的路灯而踉踉跄跄。对于那些想要寻找更远距离的证据的人来说，这些路灯只提供了极其微弱的光亮。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更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队伍日益扩大。新加入者大多是非“西方”研究者(虽然大多是受西方训练或受西方影响的人），他们借助火把或蜡烛的光亮，挖掘各自地区的档案或考古资料所透露的历史信息。他们所发掘的证据乃是一个宝库——某些乃是原本意义上的宝库，因为水下考古使某些沉没已久的商船和宝库重现人世。这些发现能够和应该提供一个更广阔、更深厚的基础，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更深远的历史研究进行归纳综合，并且建构一个真正整体性的世界经济／体系模式和理论。
　　但是，光有证据是不够的。证据本身并不能替代一个整体主义的涵盖整个世界的理论模式。我们正是需要(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理论模式来组织和解释现有的证据，而且使我们能够远远超出原有西方理论路灯所照射的范围，指导我们去寻找世界各地的更多更好的证据。本书不过是沿着这个方向迈出最初的几小步，而且还跟踉跄跄。但是，我希望，我的缺点能够激励比我能力更强的人沿着这个方向大步前进。
　　在这种努力中，似乎研究近代早期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比研究更早时期要容易一些。例如，当我研究青铜时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情况，探索它的长周期时，我使用了一个拼图的比喻。我发现，普通的拼图是从已经给出的直边外沿开始，然后往里拼，而我的工作无法走这样一个捷径。我只能先设想一个中心，然后由此向外寻找世界体系拼图的边缘。而且，这些边界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外推进。我的任务就是确定这种情况是何时何地发生的。
　　组合近代早期的世界体系似乎要容易得多。确定外治的工作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情况似乎十分明显；先是其非洲一欧亚范围，然后迟至1492年以后才将美洲并入，迟至1760年以后才将大洋洲并入。当我们考察这个世界经济时，很容易从这个拼图的外沿入手，虽然外沿不是笔直的而是圆的。其实．本书最初的标题就是“世界是圆的”。我们只须把它围一圈，然后挑选那些拼决，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于是，整个画面几乎会自动呈现出来。即使我们把这些拼块之间的关系搞错了，历史的、地理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证据也能帮助我们校正每一拼块与其他拼块的相对位置。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更充分的？）整体视野。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既不接受上述方法，也不照这种方法行事。他们不仅根本没有、甚至毫不考虑整体视野。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根本上始终顽固地排斥整体观念。
　　然而，如果我们不看全球拼图的示意图，我们就无法为它的每一个拼块找到正确的位置，无法理解每一个拼块在功能上的真正联系。状如不列颠群岛轮廓的红色拼块的位置在哪里，其角色是什么？我们也无法了解另外一些红色拼块有什么用——其中有一大块像是一个垂直的陆地边缘，另一块是被水环绕的横向的肾状物。另外，在第一个红色拼块分边，我们还得放蓝色的、黄色的和绿色的拼块，而这些拼块中的每一个也都要被五颜六色的拼块围住。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整体概念，才能把这些五颜六色的拼块放到地图的正确位置上。尤其是那些有几个直边的拼块，它们像是什么人在桌子上画线画出来的(实际上是欧洲殖民列强1884年在柏林切割非洲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不对这个拼图整体及其制造过程进行整体分析，我们就永远不能理解它的“设计师”为什么和如何安排每一个拼块的颜色、形状和位置，更不用说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系了。
　　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断。我的一个孩子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在送给我的一部历史著作上题写：“一个研究树木的人赠送给一个研究树林的人”。不要说“文明研究者”，就是“世界史”学者也习惯把自己的注意力局限在某些大树上，仅仅对某些大的片断加以比较。实际上，许多人喜欢关注自己文明的特点或文化相似与相异之处。有些人为自己的方法辩护说，遵照“科学”标准，我们只能研究整体的片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它们的差异。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那么整体本身也会造成整体的部分或片断之间的差异。总之，他们或者由于不愿看见整体，或者由于看不见整体，因而不去看整个画面。因此，他们甚至也无法理解他们考察的那个片断或他们想加以比较的两个或更多的片断的某些基本要素。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世界史”学者指出，明摆着的真实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球拼图，他们本来可以把它组合起来，但不去做，更不用说去设法理解它了。

3．一种全球经济视野的轮廓

现在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第2章到第7章是如何来组合1400一1800年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拱图的。
　　第2章将考察贸易的结构与流动。这种贸易活动从美洲开始，然后围绕着地球向东方展开。我们将考察贸易不平衡的模式及其货币清偿结算的方式，而货币也主要是流向东方的。我们将考察十几个地区及其相互关系。我们的考察路线将从美洲开始，经由非洲和欧洲，到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然后到日本和中国，再从这两个国家跨越太平洋，然后再回过头来跨越中亚和俄罗斯。这一巡视将揭示出这些“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成长及其相互之间的贸易和金融关系。这一巡视还将(至少是含蓄地）显示从14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是如何扩展和变化的。这一章至少要证明已经存在着这样一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在这一章里，我将确定当时有许多不同的产品和服务、部门和地区、企业和“国家’实际上在同一个全球经济中进行着竞争。因此，我们将看到，已有的全部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的忽视或否认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第3章将考察货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区间关系时的作用。有关金钱从美洲银矿流向欧洲的文献极其丰富，也一直有人关注金钱流向亚洲的情况。但是，人们没有充分地对硬币的制造、运输、铸造、改铸、兑换等等的原因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经济分析。在这一章里，除了对银币和其他货币的制造与兑换做出宏观和微观经济分析外，有一节专门考察货币流通体系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如何联结力巨利）运行和扩张的。
　　在第3章中还有一节专门考察这种状如血液循环系统的货币体系以及在其中流动的货币血液为什么和如何渗透进和滋养着世界经济的经济体。我们将考察为什么某些货币动脉和血管会比其他动脉和血管更粗大，为什么某些较细小的动脉和血管会远远地延伸到世界经济体的某些(不是所有的政沿地区，甚至为扩大和刺激那些地区的生产服务。我们将看到，有关亚洲“囤积”金银的古老神话，关于世界货币供应在印度、尤其在中国“沉陷”(被“秘藏”起来）的传说是没有根据的。
　　第4章将考察某些全球经济的数量方面。虽然很难找到确切的资料，但是在这一章里用了一节来收集和比较某些世界范围和地区的、尤其是亚洲和欧洲的人口、生产、贸易和消费，以及它们各自的增长率。我们将会看到，不仅亚洲各个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远比整个欧洲重要得多，而且正如历史资料无可辩驳地显示的，至少在1750年以前，亚洲在这些方面的发展速度比欧洲更快，总量更大，而且一直保持着领先于欧洲的经济优势。如果说在近代早期，亚洲若干部分比欧洲更富有，生产效率更高，而且它们的经济还在扩张和成长，那么欧洲人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怎么可能会像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等所宣称的那样是传统的、静止的、停滞的、基本上是浪费的呢？情况根本不是那样，因此这种欧洲中心论制造出来的神话完全是一派胡言。第4章中有一节援引史料和权威论断来对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力、技术以及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加以比较。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证明，欧洲人对亚洲的贬低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开端，而且到这个时期结束之时，亚洲在经济上以及在许多技术领域都领先于欧洲。另外，这一章还提出了一个观点：生产、贸易及其机制和技术不仅应该作国际间的比较，而且还应该被视为在世界经济的领域里相互联系和相互催生。
　　第5章将提出并阐释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在这种历史观中，事件和过程的同时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事件不应该归因于各地“内部”环境的各自作用。相反，在这一章里将逐节探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相互连带的原因。为了说明和解释在不同地点发生的事情，我采用各种互补的方法进行了人口结构的、货币的、康德拉捷夫的、长周期的分析。这种货币周期的分析被用来说明在17世纪40年代同时发生的中国明代王朝的崩溃、美国的革命、西班牙和日本的叛乱、马尼拉和其他地方的其他问题。对18世纪晚期法国、荷兰一巴达维亚、美国以及工业革命也从一种周期和联系的角度作了简略的考察。第5章里用了一节探讨所谓欧洲的“17世纪危机”是不是世界范围的危机，是不是包括亚洲在内；我还将探讨一种否定的回答对于世界经济史的重要意义。我们注意到，在亚洲许多地方，“延长的16世纪”的经济扩张持续到整个17世纪，并延伸到18世纪上半期。这也就引出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大约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政治的周期。
　　这个长周期问题引出了第6章探讨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和如何在19世纪“取胜”，这个“胜利”将会持续下去，还是暂时的？在以前的著作里(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Frank1993a），我宣称发现了一个长达500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周期，其中有一个扩张的A阶段和收缩的B阶段，它们都各自长达二三百年。我对这个周期的研究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截止到大约公元1450年。其他学者分别作的三个考察为我确定的这个所谓的周期及其阶段提供了某种肯定。那么这个长周期模式是否适用于近代早期呢？这是第6章第1节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适用的话，那么它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在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一段时间里亚洲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占据的支配地位，是否反映和有助于说明此后亚洲的衰落和欧洲的兴起呢？
　　第6章还将把本书的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推进到最后阶段，探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如何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我用一部分篇幅考察在单一的全球经济中不平等的地区和部门结构以及支持着生产和人口增长的那种不平衡的暂时性或周期性运动。我的观点是，导致亚洲在1750年以后衰落的原因，不是所谓近代早期亚洲的孱弱和欧洲的强大，而是亚洲本身强大所引起的后果。同样，正是欧洲原先在世界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孱弱才使得它在1800年以后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这种发展也是利用了1750年以后“亚洲的衰落”这一机会。在这一章里，我将用一节来考察这种发展的根源和时间进程。另外，我提出，在这种全球发展的持续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天平已经开始再次倒向亚洲。
　　第6章的最后一部分更细致地考察了“西方的兴起”。我的论点是对布劳特的呼应和扩展：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我用一节考察欧洲人如何用美洲金钱来达到这一目的，并援引亚当·斯密的有关分析。他们在使用美洲金钱时不仅扩张了自己的经济，而且或甚至花钱打进了亚洲还在扩展着的市场。工业革命及其最终使欧洲人在世界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结果，不可能仅仅用欧洲“内部”的因素来解释，甚至加上欧洲从殖民地榨取的资本的积累来解释也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对这种全球进程做出一种世界经济的说明和解释。为此，这一节接着提出并考察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的立论基点是，世界范围的和附属地区的供求关系为节省劳动和产生动力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基础。
　　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所以每一个部分不仅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整个世界(体系）情况变化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变化情况，就无法理解和说明欧洲和美洲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从各个地方散射出来的影响——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与动力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一个地方的变化。简言之，我们需要用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来解释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总结性的第7章再次审视了这种整体分析的必要性以及根据这种整体分析我们得出的发现和假说对于进一步考察历史学、流行理论的意义，对于重建二者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意义。第7章的前半部分总结了历史学的教训，后半部分提出了变换理论方向的建议。

4．对阻力和障碍的预见与辩驳

首先，当我们受到误导因而以为我们的世界现在完全处于一个单方面的“全球化”进程时，我们对于全球现实的知识是非常糟糕的。我们的语言本身及其范畴概念反映着并误导着我们的思维，使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部分，然后再把各个部分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心目中的范例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的国家，德语词民族经济(Nationaloekonomie，又译为“国民经济”）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或不相关的国际关系。这些范畴概念听起来仿佛是我们一直生活——可能还将继续生活——在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单位”里，这些单位据说甚至是(它们）生来就有的。这类说法和术语几乎可以说是体现了最荒谬的“世界观”，是对世界现实的想象呈现。但是，如果不发明一整套使读者感到生疏的全新术语，我就必须使用现有的术语，设法把它们稍加改造，使之能够涵盖一个更完整的全球现实。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全球性术语，而且需要全球分析和理论。
　　然而，即使是提出一种对世界的全球分析，也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提出一种全球理论了。它必然遇到强大的阻力，会引起激烈的反对。可以预见，在惊涛骇浪的海面上，我们的分析至少会遇到(且不说破除）某些冰山露出的一角。因为本书的设想现在刚刚下水，所以我是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我自己以往的经验提出这种预见的。沃勒斯坦的经验十分合适，因为我目前提出的设想比他当年的设想还要宏大，或许也更肤浅一些。
　　本书遇到的大多数障碍可能不过是吹毛求疵。其他更理论化的反对意见可能很少，但是会很尖锐。有一个特殊的大障碍是沃勒斯坦设置的。
　　有人会挑剔地指责说，我没有使用(甚至没有能力使用）原始资料。对此，我有几个理由进行反驳。1966年，我把一份有创见的批评墨西哥历史研究中的传统说法的稿件寄给一位墨西哥史专家。他很客气地给我写了回信，但是在信中说，我的稿子没有发表价值，因为它不是基于原始资料写成的。我把这篇稿子放在抽屉里达13年之久，后来因沃勒斯坦邀请我把它纳入由他主编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一套丛书中才发表出来(Frank1979）。此晚那位专家写了一篇书评，认为我的这本书不应该出版，因为我所说的东西已经陈旧了，其他学者的新的研究和分析成果已经把我早先提出的看似希奇古怪的世界经济现变成了公认的流行理论。
　　这段经历表明，做出一种历史阐释，尤其是范式阐释，需要什么样的资料。用显微镜进行档案研究会很自然地造成一个问题：它不可能给历史学家提供一个广阔的视野，历史学家必须在进入档案馆前已经具有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另外，如果历史学家希望跳出公认的范式，甚至向基于微观研究的范式发出挑战，那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然，如果历史学家迈得步子太大，不可能用望远镜来考证资料，那么他们必然会遗漏某些细节。这就会引起下面这种指责。
　　有人会指责说，尤其是因为缺少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根本没有察着原始资料，因此我的知识不足以考察世界整体，甚至不足以考察世界的若干部分。甚至布罗代尔(1992：468）也提出疑问：“历史学家试图在一项分析里把尚未被充分探究的历史片断都组合起来，这种尝试是否明智？”其他人会说：“哦，不过你的建议与我在自己的领域里已经花费了20年的生命所研究的一年。十年或百年历史的方式大不相同。”然而，正如世界史专家威廉·麦克尼尔在为我的一本书(FrankandGills1993）写的前言中指出的，无论我们把研究课题规定得多么狭窄，我们不可能洞察一切，甚至不可能对任何一件事有“足够”的知识。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
　　宏观史学家对已有的文献记录的大多数细节都不屑一顾。……但这并不会使宏观历史缺少严格或充分的证明。……不同范围的研究会创造出各自具有重要意义的画面。范围较小的研究并不像分工细密的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更接近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优秀的历史著作乃是出自对与历史学家探究的问题相关的资料中的信息进行精心筛选和考订的工作——应该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因此，知识的匾乏(我很愿意承认这种缺点）实际上并不取决于研究课题究竟是狭窄还是宏大。相反，正如本书第5章所援引的约瑟夫·弗莱彻(JosephFletcher）的说法，正是由于人们普遍不愿意作“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才导致了历史知识的狭窄乃至极其匾乏。
　　读者也许会指责我只注意一个“经济”侧面或一个“经济”特征。在1996年世界历史学会和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联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学者私下对我说：“你正在做一项很好的经济史研究；但这也是我之所以不感兴趣的原因。”另一位学者公开说：“你对文化视而不见。”主张进行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等等分析的学者会抱怨说，我的研究对他们的特殊(主义的）愿望丝毫没有给予支持、赏识或顶礼膜拜。有些党派人士会遗憾地说：这项研究对于“我的人民”用处不大或根本没用。他们是想从某种种族中心论或新非洲中心论、旧伊斯兰中心论、甚至更古老的中国中心论、俄国特殊论等等中寻求某种支持，而所有这些东西在这项研究中都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我的见解也是针对原先的冷战斗士萨缨尔·亨廷顿(1993，1996）用“文明的冲突？”这种新包装兜售的欧洲中心一西方特殊论。(咎由自取——亨廷顿在1993年价交事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后也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过于急切的公众已经把它省略了。然而，到1996年，他的同名著作的书名上就没有问号了。）正如第7章所强调的，本书所提出的见解是支挣‘多样性的统一”的。
　　女性主义者会指责说，这种视野和分析不足以打破剥夺妇女发言权的家长制性别社会结构的牢笼。她们的批评是正确的。这项研究与流行的理论一样避免不了性别因素的影响，除非它既不涉及妇女本身，因而也不涉及男人。实际上，这项结构分析似乎根本不是探讨任何人群的。第2章探讨的是分工和贸易，第3章探讨的是货币如何围绕着世界流动、又如何使世界围绕着它转动，第5、6章探讨的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动力。这些章节正是在探讨人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在我的这本书里，与其说是人创造了历史，不如说是历史创造了人。
　　这就足以给人提供大量的炮弹来批判某种经济‘快定论”或其他的结构‘扶定论”，据说这些“决定论”忽视意志论所主张的各种具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力量”。其实，现实世界所受到的各种限制并非体系论者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对唯意志论者讲这个道理无异于对牛弹琴。另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体系论者认为，这个被人们所研究的客观“体系”丝毫不容个人和群体有任何文化、政治或“自下而上”(当然也有“自上而下”）的主观活动和反应。但是，人们的良好意图——甚至恶劣意图——往往不能实现；正如第5、6章所论证的，这些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该体系所产生的机遇和制约。
　　此外，正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所遇到的反响一样，社会理论家们还会提出更“具体的”抱怨和要求。欧洲中心论者提出的一项具体指责是，沃勒斯坦和我认为，欧洲人还受益于自己努力之外的某些东西，但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沃勒斯坦的观点，更不足以支持我的观点。数年前，保罗·拜罗克(196，1974）、帕特里克·奥布赖恩(1982）等人明确地反对我和沃勒斯坦问974）早先的论点：殖民地贸易和新殖民主义贸易促进了欧洲的投资和发展。拜罗克(1969）否认商业资本对此有什么贡献。奥布赖恩(198，1990）多次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促成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他的计算，这种贸易仅仅相当于18世纪晚期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更不用说从这种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了。奥布赖恩认为：“对于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说，边缘地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现在奥布赖思甚至走得更远。他在“全球经济的形成，1846—1914年”的小标题下断言：
　　直到19世纪中期，洲际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似乎还是很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和商人不仅接触不到外国竞争者，而且还受到保护。…甚至在一国之内也不受竞争的威胁。一体化首先在地区范围内发生，然后在一国基础上发生，随着19世纪的进展，才逐渐在全球范围发生一体化。
　　本书则要清除疑问的阴云，证明奥布赖恩的观点在事实上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在理论上了。但是，他也说过：“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
　　我们应该赞成奥布赖恩的说法：证据永远不能平息这个争端。这并不是因为证据本身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它在我们的实际争论中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奥布赖恩(1982，1990）甚至排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实际上，奥布赖恩(1997：86－89）一再宣称：“欧洲的依赖性。…始终是微不足道的”，“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经济重要性……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他援引拜罗克1974年和1993年的论述作为后盾）；虽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事实与收益”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殖民主义并不一定有收益”，“帝国主义最后被证明是获益有限的”。因此，奥布赖思(1997：86）认为，弗兰克、沃勒斯坦和阿明的“意见”——欧洲经济增长“是在设法损害(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生的”——“是值得商榷的”。而奥布赖恩认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大。”(199：177）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如本书第4章和第6章那样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他们只会继续坚持他们的欧洲中心论，宣称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对于欧洲没有什么作用，但对于世界则很重要。
　　在这种否认世界经济体系各种因素具有重要性的说法背后，有一种方法论的假设，而这种方法论假设在这种场合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即应该从被解释对象的“内部”来寻求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是什么东西的“内部”呢？奇波拉(1976：61）总结他的论点时说；“把贸易说成‘增长的引擎’，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说法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伯特·布伦纳认为，只有用普遍存在的内部阶级关系才能说明某一地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在其著名的《矛盾论》中用鸡蛋和石头的比喻概括了同一观点。外部的温度只会使一个鸡蛋而不是一块石头的“内部矛盾”产生出一个小鸡。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可能如此，也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关键在于，真正的问题不是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而是关于整体世界经济和全球体系的问题，而一切东西都是它的“内部因素”。
　　这种关于“内部”和“外部”的争论甚至把以欧洲为基础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分析本身变成了另外一个需要克服的阻力和障碍。这种分析认为，欧洲“现代世界体系”导致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然后这一转变才传播到(欧洲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这种分析本身也是这种体系的内部产物。我则认为，欧洲及其“世界经济”乃是早已存在的非洲一欧亚经济的一部分，而这种非洲一欧亚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变成了全球性的，“而且也造成了欧洲许多方面的发展。因此，需要加以分析的正是全球世界经济的“内部”运作，而不仅仅是欧洲“世界经济”的“内部”运作。
　　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呢？应该重新重视国家的作用！应该重视文化！面对这些主张，我的回答很简单：在世界经济中确实存在着阶级，但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马克思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赋予的那种火车头的力量。国家和文化以及阶级斗争确实需要加以更多的分析，但要把它们看作是依附于世界经济和体系的结构与运动的因素。
　　还有些人会说，99．99％的人肯定没有感知到我所说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它不可能对他们的意识造成任何影响。这种说法又对又不对。首先，客观环境影响着——实际上塑造着——主观意识，尤其是在主体不自觉的情况下。其次，意识并不是一切；正如我们在第5．6章中将会看到的，一种客观环境不仅影响着主体的意识，也影响着主体的其他客观环境。
　　后现代主义者也会提出异议。他们可能会赏识我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欧洲中心论术语和概念的“解构”。后现代主义者也可能会喜欢我的论证：涉及亚洲的殖民主义概念只不过是晚近才产生的，在亚洲很可能是暂时性的。但是，在他们看来，所谓的现实只不过是头脑中的概念或只是在语言的交流中存在。因此，他们会反对我的主张：历史事实本身否定了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而且，他们会断言，我之所以宣称有一个真实的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完全是出于我的想象；这种表述不过是我的想象力的产物。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论证，甚至面对多少证据，他们都不会信服。他们只愿意开着他们自己的论辩汽车驶进一棵想象的大树里，在那里评点这棵大树。
　　相形之下，与那些承认树林的现实、甚至承认确实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的森林的人展开论辩会更有益处。例如，沃勒斯坦(1974，1980，1989）、弗兰克(1978a，b）、布罗代尔(1879，1992）、沃尔夫(1982）、布劳特(1993a）、斯蒂芬·桑德森(1995）。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199）、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就提供了一种更有益的“世界视野”，用以考察“世界”及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而且，他们都自觉地试图提供更广阔的视野来对抗偏狭的欧洲中心论。然而，尽管他们的世界模式还不具有充分的全球性和整体主义，因而不能涵盖整个世界经济的森林，但是他们的分析已经招致了原有社会理论捍卫者的激烈抵制和反驳。可以想见，如果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全球分析不仅会掀翻大多数流行理论，而且也会掀翻上述理论家的修正理论，那么也就会引起更多的抵制和反驳。
　　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这类抵制的例子。埃里克·沃尔夫(198）曾严正地批评有些人忽视欧洲对“没有历史的民族”的影响。他指出，欧洲之外的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欧洲的扩张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是，他依然低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也没有探究在一个共同参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如何影响了各个参与者的。另外，他维护甚至是恢复了“生产方式”的首要地位，强调从亲属关系的“生产方式”到纳贡“生产方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我认为，这会进一步转移人们对最紧迫的东西——整个世界体系——的注意力。
　　沃勒斯坦(1974）走得更远一些。他把欧洲核心与世界各地边题的相互关系整合在一起，他考察了统一的政治经济体的劳动分工的结构与转型及其对核心与边睡的影响。但是，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直到1750年还把世界大部分地区排除在外。在沃勒斯坦的视野里，欧洲的扩张确实把一部分非洲冲D 勒比地区和美洲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他明确地解释说，这种经济体系仅仅是准世界性的，根本不是全球性的。在他看来，西亚、南亚和东亚以及俄国只是在1750年以后才被纳入这种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因此，不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视野、理论和分析没有包容1750年以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而且他还明确地宣布，在他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发展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地中海以东的欧亚大陆和整个东欧在内，都没有起任何重大作用。
　　因此，沃勒斯坦所阐述的十分有限的现代“世界”经济和体系的历史和理论也很自然地拒绝考虑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至少直到1750年为止的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但是，正如本书、尤其是第3、4和6章所力图证明的，在全球经济和真正的世界体系中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布罗代尔一沃勒斯坦所谓的“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内部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作用。哪怕是为了对这个真正的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任何缘起、结构和功能乃至转变和发展能够稍加研究和理解，我们也需要一个如本书第6章所提出的那种从总体上看更充分的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分析。然而，沃勒斯坦(1991，1992，1993）已经多次拒绝对世界体系分析做出这种修正。最近，他在《把稳舵励》(1995）一文中抨击了各种改‘以公理自居”、或“标榜独特性”、或“强调具体性”的修正主义，尤其指责我的观点。
　　就连布劳特也不例外。虽然他揭露了“欧洲的奇迹”的神话，断言在1500年前后欧洲人毫无优于亚洲人之处，但是他(1992，1993a）也抵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连续性进行整体分析。其他持有宏观的欧洲历史视野的学者也不例外。桑德森(1995）对日本和英国作了比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96）发现了远溯到中国家代的康德拉捷夫周期(本书第6章将加以讨论），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分析了一万多年的各种“世界体系”模式。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向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本书第2章和第4章则用大量的证据向我也曾赞同过的这种观点的基础提出质疑。
　　社会“科学”界的另外一些同行和朋友虽然口头上赞成整体主义，但是也不愿正视整体。整体主义调子唱得最高的是萨米尔·阿明和吉奥瓦尼·阿里基。他们曾与沃勒斯坦和我合作写过两本书(Aminetal．1982，1990）。与沃勒斯坦一样，阿明与阿里基在组合他们的现代世界拼图时也是从中心开始，然后再考虑四周的情况；而且，他们也是在欧洲找“中心’。他们力斥欧洲中心论；阿明(1989）甚至以橄洲中心论》为题写了一本书来抨击它，而阿里基则对东亚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但是他们两人依然以对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回顾为起点，理由是“资本主义”是从那里起步的。与沃勒斯坦(199）一样，阿明(1991，1993，1996）也批评我的观点，维护那种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在欧洲——发生了明显的断裂的正统观点。在那之前，“世界帝国”(沃勒斯坦的说法）只是在“纳贡生产方式”(阿明的说法；沃尔夫(1982）也赞同）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和分配活动。在那之后，从欧洲发展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向外扩散。阿里基给中国和东亚赋予了更多的重要性。但是，阿里基的《延长的20世纪》(1994）在追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及其金融体制的沿革时仍然以它们在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所谓滥筋为起点。
　　由此可见，欧洲中心论甚至深刻地影响和限制着对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社会理论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令人信服地主张更广大的世界在“西方的兴起”中的作用远比这种理论所承认的大得多的学者。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艾伦·史密斯(1991）。他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一书的开头批评了韦伯以及当代的诺思和托马斯、罗斯托、琼斯乃至沃尔夫、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忽视、贬低或曲解欧洲之外的“更广大世界”的作用。但是，史密斯只是在第2章中对这种更广大世界的历史扫了一眼，便马上在第3章中转向对中世纪欧洲的分析。他顺着社会和政治的“直线潮流”而下，抵达公元1500年。那种潮流在“保证持续增长的技术＂所起的作用下导致了。稳健的进步＂——但这一切都出自欧洲(Smith1991：67，5）。这部著作余下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论述欧洲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海外扩张以及世界经济中的“边睡和附属地区”。由于史密斯依然在欧洲寻找“世界经济的创建”以及“资本主义的”的诞生和扩散，所以他必然会宣称：
　　(当时）世界许多地区依然处于这个新体系之外。东非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东南亚、中国、日本和中东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是否加入商业交往可以任由选择……因此似乎对各个社会组织的结构没有什么持续的影响。人们不应夸大国际贸易在塑造道远大陆之间的实质性联系方面的作用。……只是在欧洲……(一体化的社会进程炉生了果实。）
　　当然，按照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老调，我们绝不会发现任何在“创建一个世界经济”中起作用的结构、进程或力量。与他所批评的那些人的弱点一样，史密斯的视线并没有超出19世纪安装的欧洲路灯的昏暗灯光所照射的地方。相比之F，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和第6章看到的，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在他的帼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巡视了极其遥远的空间，像(德国19世纪史学家）兰克所说的那样向我们展示了广阔得多的“实际情况”。
　　大体上看，正是这种有关1500年或其他日期以来欧洲发展出来的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体系的信条，构成了一道马奇诺防线。所有的人都躲在它的背后，拒绝面对真实的世界。本书提出了一个结束沿着这条防线奔跑的终点。当我提出目前这个世界体系始于1500年以前的论点时，沃勒斯坦很大度地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和后续文章。但是他本人一贯坚持1500年这道神圣的分水岭。在沃尔夫(1982）看来，分水岭是1800年；在马克思以及另外一些人看来，是在1600年到180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在布罗代尔(199）看来，是从1100－1600年这整个时期。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主张，应该把欧洲乃至西方的兴起理解为欧亚地区两千多年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也把1500以来的现代时期看作是转向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而这个新转向是在欧洲开始的，并由欧洲发起的。主要由沃勒斯坦(1996）撰写的古尔本克委员会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抨击了19和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欧洲中心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见本章卷首第二段引语）。但是，即使他如此急切地呼唤为迎接对世纪而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也没有去打破为资本主义及其所谓的后果所设置的欧洲起源和中心论这一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樊笼。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被定为中心；至少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或别的什么地方的“资本主义”发端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值得商榷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所有的社会理论家以及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开始考察早期近代的历史。他们完全是在欧洲的路灯下四处观望。当他们从欧洲出发考察欧洲的“扩张”，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时，越远的地方越昏暗。也就是说，他们离开欧洲的灯塔越远，就越看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沃勒斯坦以及许多人认为，在1750年以前亚洲始终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只是在那之后才被“整合’进来。
　　本书、尤其是第4章和第7章认为，弗兰克和吉尔斯(199）对1500年以前历史时代的重新解释也给流行的有关1500年以后历史时代的解释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这个现代世界历史迫切需要重新做出解释。在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至少是一种不那么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灯光下，亚洲和世界经济的证据将会显示出一种退然不同的画面。本书第4章将证明，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事实上，与当时欧洲依然处于边缘的前哨阵地(不是灯塔！）带给亚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亚洲给欧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经济光芒，更不用说文化光芒了。
　　凡是超越了欧洲“世界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局限的整体主义分析，都会遇到这些实际的障碍、理论上的抵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遇到一种在理论原则上柜斥任何整体主义的立场。其突出的代表是约翰·霍尔。
　　霍尔很明白地看到：“弗兰克始终只探索一个方向的决定关系，即从整体到局部”，‘咽此，必须通过一种整体主义的假设来理解现代世界体系，因为整体规定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
　　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霍尔更明确地发挥了他的理论原则，更具体地表达了他对整体主义的拒斥。霍尔首先明确表示：
　　我本人的批评意见一直是，整体主义假设强化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兴起的误读。……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则是，放弃对一种全面的历史理论的追求，接受一种提倡分析历史学、但不预先承认任何先验解释的新韦伯主地……这种新韦伯主义反对基于整体论和必然性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硬把事实塞进基于某种第一推动力——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或其他说法的第一推动力——的普遍历史的模式里。
　　接着霍尔错误地宣称：
　　本书的分析……表明，局限于世界体系视野内的整体主义假设不足以解释历史的变迁。……(呼唤）一种作为主导性历史理论的世界体系理论……从几个方面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啃先，追求普遍主义的历史著作几乎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次，它们毫无必要地限制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第三，它们都不能解决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霍尔对我的整体主义方法的经验性概括使我感到荣幸，那么他对“世界体系”的批评则根本站不住脚。事实上，普遍主义、整体主义以及真正的世界体系理论都致力于解决拓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这是我们十分需要的。正如我在前面的理论论述中所说的和我在后面的历史分析中将要论证的，其原因在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都与整体主义相去甚远，基本上回避乃至否认全球及其历史的“整体性”。在霍尔对整体主义的批评中，我们唯一能够赞同的是，“一旦抛弃了整体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也就丧失了成为主导性历史理论的依据”(Hall1991：83）。由此，霍尔确实触及到他所批评的那种理论的实际局限，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把历史婴儿与理论澡水一起倒掉的理由。相反，在他的正确概括中恰恰提供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使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具有更多的整体主义性质，以涵盖整个全球，其原因正如霍尔本人所谈到的：“整体规定着部分的性质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因此，众多学者在实践中对这种整体主义的忽视以及霍尔的这种在理论原则上的拒斥态度反而证明，整体主义理论虽然在实践中难以建构，但它确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同样值得重视是，反对意见不仅出自拜罗克、奥布赖恩和霍尔对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的批判，而且也出自沃勒斯坦及其“世界体系”拥护者。
　　近些年来，另外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阐释也值得特别的注意。虽然我们在方法上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结论则是相互支持的。其中有一些亚洲学者。菲律宾学者乔治·阿西尼耶罗研究亚洲在全球的地位(1978，1985）；乔杜里早期研究印度和印度洋的著作(197，1985）中的观点在本书中将被多次引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著作《欧洲之前的亚洲》(1990a）中得到发展。王国斌对欧洲和中国的工业革命作了新的比较研究。日本学者读下和胜考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本书第2章大量引用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阿吉里、滨下和塞尔登(1996）主张对过去五百年这一东亚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研究整个世界经济。丹尼斯·弗林及其合作者阿尔图罗·吉拉尔德兹进行了一项世界经济分析，但是他们仅局限于分析世界白银市场(我在第3章中多次引用这一分析）；不过他们也强调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
　　另外两位学者的著作也带有一种世界经济视野。弗兰克·柏林以真正的全球视野分析了印度经济(我在论述贸易的第2章、论述货币的第3章和论述市场制度的第4章都将引用他的著作）。但是他似乎怯于把同一个分析视野应用到整个世界经济上。肯尼思·波梅兰茨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位用全球视野来考察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的人。在我已经完成了本书、包括这一章导论的初稿后，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他从技术、制度、经济和生态方面对中国和欧洲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对欧洲的优势。我在修改我的书稿时引用了其中一些观点。波梅兰茨和我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强调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
　　这也使得我们这两个对抗习惯性思维的少数分子一致认为，欧洲的这些发展并不是多少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社会文化乃至经济方面的准备所造成的结果，而主要是欧洲和世界很晚近时期突然发生的转折和偏离所造成的结果。波梅兰茨尤其对生态一经济方面的压力、刺激和可能性所起的作用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他证明，欧洲从美洲殖民地不仅掠夺金钱，而且还搜刮产品，从而造成了欧洲发展的条件。我当然承认他的这些论述，但是我更强调欧洲从它与亚洲的关系中获得的好处，而他对这方面注意不够。丘兴(Chew1997，andforthcoming）也在撰写一种全球范围的生态经济史，但是他也与波梅兰茨一样，怯于分析世界经济的整体。另外，我比他们更注重约瑟夫·弗莱彻(198，1995）所说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从全球层面把世界经济中同时发生的事件和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第5章）。
　　本书认为并力求证明，由于人们普遍地不能采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结果不仅使我们囿于狭隘的地方主义，而且也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一切地区性、部门性和暂时性的事物。那些避免狭隘的地方主义的尝试，只要是以一个局部、尤其是从一个错误的地点作为出发点来认识全球整体的结构和进程，也都难免这种结果。这是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的原罪，因为它们都是以欧洲作为出发点，由此向外窥探。戈登·伍德(1997：51）在(纽约书评》上指出，这种方式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在研究“美国”史的历史学家中流行的“例外论和……夸大的独特意识”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即使美国史学界最近“把美国史置于整个大西洋水盆的背景之中”，但是这种“拓宽”了的眼界依然局限于“大西洋文明”的概念。另外，伍德以及他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补救办法也不过是“在各个大学逐渐联合开设比较课程”，“更多地发表对西半球两个大陆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著作”。
　　本书则要把这种方法颠倒过来，要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反观世界内部。换言之，本书将从探索我们环绕地球的路线入手，从世界范围的贸易、货币、人口和生产入手。第5章和第6章将提供一个更充分的整体主义观念以及一个全球进程(包括欧洲和美洲的进程）分析，由此，我们将在第7章得出与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迥然不同的结论，把那种社会理论颠倒过来，或者说，正过来！

第二章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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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较早时代有组织的生活的一件重要事实(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相反），在市场计算机化的时代只不过更明显罢了。……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重大的变化只是涉及一体化形式的转变，而不是通常所说的一体化本身的出现。……世界历史不应被说成是一种从地方封闭状态向世界日益一体化和同质化发展的历程。通常人们所说的被新兴的普遍主义力量所“渗透”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无论在9世纪和10世纪，还是在12世纪和13世纪，或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世界一直有着复杂的联系。……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连续发展中，不是仅有一个中心，甚至不是仅有少数中。心成为影响着一体化的源泉。相反，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有许多中心。

弗兰克·柏林

1．世界经济的导论

与普遍的怀疑和拒绝态度相反，本书的主题是，自1500年以来就有一个全球世界经济及其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多边贸易。这种世界经济具有可以认定的自身的体系特征和动力，它在非洲一欧亚的根源可以上溯一千年。甚至在欧洲十字军东征之前，这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及其动力就推动着欧洲寻求通向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亚洲的途径。正是亚洲的吸引力导致了在1492年哥伦布的航海活动之后西半球“新”世界的“发现”及其被纳入旧世界的经济和体系中，导致了在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绕非洲航行之后欧洲与亚洲的关系更加紧密。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继续积极地寻找另外一条经由西北航线绕过或通过北美——以及向东通过北冰洋——抵达中国的途径。
　　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人至少继续支配世界经济达三个世纪之久。虽然欧洲与美洲建立起新的关系，并因此强化了它与亚洲的关系，但是欧洲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相对的和绝对的边缘地位。实际上，欧洲新近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只是稍微扩大了它对世界市场的参与，还谈不上加深这种参与。正如这一章以及后面两章所证实的，至少到1750年，亚洲的生产性和商业性经济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增长，依然比欧洲扩张得更快。
　　这一章将通过对各个地区的分析勾画世界贸易关系和金融流动的环球模式。通过对这些全球经济关系的结构和运作的考察，我将证明，在近代早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我之所以重申这一观点，是为了反击众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这一世界经济的普遍忽视乃至否认。事实上，近来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世界经济只是到现在才开始“全球化”。另外，忽视乃至明确否认近代早期世界市场及其基本劳动分工，依然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和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以及他们的众多信徒所作的历史研究和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错误基础，更不用说第一章中提到的奥布赖恩那样的反对者。
　　弗雷德里克·莫罗(FredericMauro1961）提出了一个从1500—1800年以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竞争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的：‘洲际模式”。但是，在它的早期，达德利·诺思(DudleyNorth）在1691年就已经注意到它了：“就贸易而言，全世界犹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世界各国犹如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各个成员。”另外，这个世界市场以及经由这个世界市场的货币流动造成了地区与部门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分工和竞争，从而也建立和加强了全球的相互联系：
　　记录资料表明，在可供选择的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东印度的纺织品与欧洲的纺织品；在气候相同的各个地区的同类产品之间存在着竞争，例如爪哇与孟加拉湾出产的蔗糖，马德拉岛与圣多美岛出产的蔗糖以及巴西与西印度群岛出产的蔗糖；在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区的产品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例如分别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烟草，中国、波斯和印度的丝绸，日本、匈牙利、瑞典和西印度群岛的铜，所有这些产品都在竞争。……但是，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交易价格是最好的晴雨表。
　　奇波拉所挑选出来的阿姆斯特丹可能是一段时期内的最好的市场价格晴雨表，但是我们不要把它混同于经济和金融气候本身及其起伏变化，那是世界范围的东西。当然，全球范围的地区内部和之间的竞争性、互补性和补偿性分工远远超出了奇波拉所举的几个例子。例如，勒内·巴伦德斯考察了阿拉伯海地区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的运营：
　　生产是向劳动成本最低的地方集中。用这一点、主要不是用低廉的运输成本就可以解释…正是比较成本优势把亚洲市场和美洲市场拉到一起——无论重商主义设置什么限制。另一个例子是，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的产品，如靛青、丝绸、蔗糖、珍珠、烟草，甚至稍后的咖啡——这些17世纪后期阿拉伯海贸易中最有利可图的商品——被其他地区、主要是美洲殖民地的产品取而代之。……由于这种全球性的产品替代进程，到1680年，阿拉伯海对欧洲的转口贸易消失了或者说衰落了。这种情况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被咖啡贸易的兴起所掩盖。但是它造成了海湾地区、红海和印度西海岸之间商业的长期萧条。这种转口贸易的衰落困阿拉伯海地区的内部贸易而有所缓和。但是中东地区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产品，如谷物或羊毛来换取来自印度的产品。不稳定的贸易平桥…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的通货膨胀起了一种拉动作用。
　　本章将概述这些全球循环的世界市场关系及其分工基础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并用地图来加以显示。
　　在本章的各“地区”说明中，我们会反复看到，农作物的选择与组合变化，或者丛林“处女地”的开垦，以及加工业的选择和这些农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应着当地的刺激和需求变动。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导致了孟加拉和中国南方的毁林开荒。结果，土地、稻米、蔗糖、丝绸、白银和劳动相互交换，并换取木材及木制品，然后又从东南亚向外输出。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区性和地区间的市场力量传递的。而这些刺激又反过来通过竞争或补偿活动向地球的另一面扩散。实际上，有一些压力在同时向东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环球传递过程中会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国的乡村相遇。当然，正如第6章论述欧洲情况时所强调的，从美洲输入的蔗糖和从亚洲输入的丝绸和棉织品对当地的食品和羊毛生产是一个补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果。
　　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第3章将较详细地考察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不同货币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套利转换如何促进了一个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场。当然，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或黄金、白银、铜、锡、贝币、铸币、纸币、汇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据之间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这些货币在非洲一欧亚内部和周边已经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据某些报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国和西半球之间流通）。但是，从16世纪起，美洲新世界被纳人这个旧世界经济以及美洲对世界货币总量和流动的贡献确实给经济活动与贸易一个新的推动。

(一）13世纪和14世纪时的前身

近年有两部著作开始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作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读解。它们是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和乔杜里的《欧洲之前的亚洲》。后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卢格霍德为我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出发点。她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世纪非洲一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按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一东亚亚体系。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卢格霍德正确地指出，欧洲是“一个暴发户，处于亚洲兴旺发达的事业的边缘”，因此“不能足够早地开创这段历史反而导致了……对西方的兴起的因果做出一种指头去尾和歪曲的解释”。实际上，她认为欧洲本身12世纪和13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种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实际上，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由于尝试失败，欧洲只得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但是，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长期的世界经济萧条之苦，而黑死病与其说是这种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这一次贸易、生产和收入的盛衰的经济决定因素则远在更东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1400年前后，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复兴在那些地方再次开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读解，在此之前，这个世界体系已经在1250－1350年间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后，它逐步衰落乃至(实际）灭绝，然后于16世纪在南欧和西欧再生出来。用她的话说，“最重要的事实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Abll、Lllgh。d1989：388）我们应该赞同这后一句话，但不能赞同她的时间表，也不能赞同她的说法；13世纪和16世纪不是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又“重建”同一体系。对此，我曾提出批评，她也作了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描述截止到1400年前后，我们可以从她结束的地方开始对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的考察。
　　世界经济原来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事业和成就也是以亚洲为基础的。这两个城市从它们在亚洲财富和欧洲对财富的需求之间的中介地位中获取财富。它们与西亚的亚洲贸易终点之间的贸易是从黑海开始，经过地中海东部到埃及。这种贸易也是欧洲扩张的先声。欧洲人后来还是为了寻找通往亚洲之路面向大西洋扩张，最终向下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人们对于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活动和达·伽马1498年的航海活动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因为他要寻找东亚的市场和黄金。当时，贵金属货币短缺日益严重，引起非洲一欧亚世界市场黄金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得这种冒险极有诱惑力，而且还可能有利可图(最后证明确是如此）。正如自称货币主义者的约翰·戴所说：
　　这个(货币短缺）问题从长远看引发了它自己的解决办法。金银块价格上涨及其储备的相应紧缩，是造成贵金属在欧洲各地走俏的基本原因，最终导致了人们寻求并成功地掌握了新的提炼加工技术。另外，15世纪的这种强烈的“黄金热”正是“地理大发现”背后的动力，最终使对货币如饥似渴的欧洲经济在现代之初一头扎入美洲宝库。
　　另外，伊比利亚人接近这个宝库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穆斯林大张旗鼓的扩张、奥斯曼人的挺进及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地区商路的竞争，热那亚人在伊比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了战胜威尼斯人对埃及商路的牢固控制而使出的种种手段。正如林达·谢弗(LyndaShaffer1989）指出的，这正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TomePires）的那句话的意义：“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可以回想一下，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他最初是为葡萄牙服务来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后来才接受西班牙的庇护。
　　再者，无论哥伦布、达·伽马以及后来的麦哲伦等人航海活动的直接刺激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欧洲人长期广泛接受的冲动。正如帕尼卡尔(K．M．Panikkar1959：21－22）所说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达·枷马抵达加尔各答一事乃是200年的古老梦想和75年的不懈努力的最终实现，才能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这种梦想是除了威尼斯人以外的所有地中海商业民族的共同梦想；这种努力主要是葡萄牙人付出的。”但是，博克瑟(C．R．Boxer1990：ix）引述了1534年葡萄牙的一份官方文件上的说法：“许多人……说，是印度发现了葡萄牙。”我们在以后几章中还会对欧洲人探寻亚洲的事业进行反思。这里我们接下来考察这项事业的某些后果。

(二）“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动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贸易关系的三个主要后果很值得人们注意，这里只能作简略的描述。前两个后果是克罗斯比(AlfredCrosby1972，1986）所说的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市交流”(Columbianexchange）以及“生态帝国主义”。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许多人包括克罗斯比以及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和助(1977）中都描述了这种毁灭性的扫荡。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荡殆尽。在大陆上，病菌的传播比科特斯(COnez）和皮萨罗(Pizarro）率领的远征军进展得更快更远，也更具有毁灭性。科特斯和皮萨罗发现，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他们带来的新植物种子和动物则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着它们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这些征服活动是毁灭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北美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许多土著居民。关于欧洲对美国的根本影响，有一种估计是，土著居民从500万减少到6万，后来才重新开始增多。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甚至在游牧民族的亚洲腹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克罗斯比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不过，与新的跨大西洋接触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一欧亚地区的传播没有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衰落。当然，这是由于非洲一欧亚地区的居民早已从多少世代的入侵、迁徙、长期贸易等相互接触中继承了较强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对欧洲的相对巨大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在欧亚大陆中的封闭和边缘地位。
　　“哥伦布基因交流”不仅涉及到人类，而且涉及到动物和植物。旧世界的欧洲人不仅把自己而且把许多新的动植物引进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动物是马(美洲原来也有马，但后来灭绝了）、牛、绵羊、鸡和蜜蜂。欧洲人带来的植物中，较重要的有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和葛黄。他们还带来了香蕉、咖啡。如果从实用角度而不是从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们带来的，而且后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的经济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哥伦布交流”，新世界也对旧世界有许多贡献，例如动物方面的火鸡以及许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大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存条件。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和生存可能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作物更能经受恶劣的气候。新作物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绝对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可能最大，因为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两倍。中国在16世纪觎年代已有关于红薯种植的记载，玉米在广世纪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马铃薯、烟草以及其他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论述到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长远比欧洲大得多。今天中国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于美洲的。今天，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全世界种植的块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在非洲，特别是木薯和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坚果和无处不成活的西红柿、辣椒扩大了人们的生存可能。后来非洲也成为可可、香草、花生和菠萝的一个主要出口地，而这些原本都来自美洲。
　　当然，哥伦布交流的第三个主要后果是新世界的金银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这也给自16世纪起旧世界经济中的经济活动和贸易一个新的推动。第3章将详细地考察这些流动，但在这一章将回顾一下这些后果对贸易流向和贸易平衡的某些影响。

(三）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

我们特别有必要对地区间世界贸易网的某些特点作一点初步的评述(尽管在这一总结中它们不可能得到应有的笔墨）。这些特点涉及地区、商业移民群体、文献记载和生态等方面。
　　把‘美洲”、“欧洲”、“中国”说成“地区”，一方面是为了说明上的便利而武断地确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像刘易斯和威报(LewiandWigen1997）在(大陆的神话》一书中所强调的，也是现实的一种反映。世界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许多地区，这些地区“边界”内的劳动分工以及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与“边界”外的分工和交易。“内部”贸易关系的密度大于“对外”贸易关系，可以归因于地理因素(高山、沙漠或海洋的分割和阻碍），政治因素(帝国的控制能力和代价以及帝国之间的竞争），文化因素(种族、宗教以及语言的联系）以及其他因素或其他的因素组合。群体的结合取决于因时因地的目标和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是很突然的。地区“单位”或“群体”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小家庭或大家庭，一个村庄或城镇，一个地方性“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性”地区(环地中海地区）或一个“世界”地区(美洲、西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些“地区单位”的确定是多么不稳定和不严格(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十分严格），对它们的确定是多么武断。这也是为了强调，地区内的联系无论多么紧密，并不构成地区间的联系的障碍。实际上，所谓的地区内和地区间本身不过是我们如何着手确定地区的一个变量。如果世界是一个“地区”，那么一切都是内部关系。同理，如果断言现在或曾经有一个世界经济或体系，那么也就等于说它是由地区构成的。一切都取决于在哪儿、在什么时候存在着什么样的地区。
　　因此，在1400－1800年这一时期，美洲、欧洲、东南亚或中国是不是“地区”，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定义。就西半球大部分‘亚地区”而言，美洲内部的贸易关系肯定不如这些“亚地区”各自与欧洲某一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更不用说文化上的联系和接触或政治关系了。欧洲某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也不如它们各自与美洲和亚洲民族或区域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印度次大陆或“中国”内部的大部分地区(亚地区？），印度内部或中国内部的地区间贸易(除了莫卧尔帝国和满清帝国边界变动的情况外）可能比它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贸易更频繁。(后面有对印度内部和地区间贸易的一些研究，并附有地图。）但是，东南亚某些部分，尤其是马尼拉和马六甲以及西亚的亚丁和霍尔木兹则是货物集散地。它们在16世纪和17世纪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贸易关系强于它们与各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内的穷乡僻壤的关系。
　　世界经济中的地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的显著特点是，有一批背井离乡的商人和商业移民群体。他们早在青铜时代就对贸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近代早期当然还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海外’华人、背井离乡的日本人和美国人“殖民地”及其‘地方性”报纸所显示的，今天他们依然如此。海外华人现在正向祖国投资；《国际先驱论坛报》这份美国报刊最初是在巴黎发行，现在已经在世界十几个城市开机印刷。
　　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马六甲几乎完全被背井离乡的商人所充斥，据皮雷斯统计，他们使用着84种不同的语言。在马六甲，来自坎贝和苏拉特的印度商人可能人数最多，但是他们也是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其他十几个港口城市的定居者，更是那些地方的季节性来客。17世纪，马尼拉有多达3万的定居华人，经营着跨太平洋的中国丝绸和瓷器贸易。来自中亚西部一个内陆国家的亚美尼亚人在萨非王朝的波斯城市伊斯法罕建立了一个内陆的商业移民基地，凭借着这个基地进行全亚洲贸易，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本指导亚美尼亚人经商的手册。北美新英格兰人不仅在世界各海域寻找白鲸和其他鲸鱼，而且致力于非洲和加勒比海之间的奴隶贸易，还不时地在马达加斯加沿海进行海盗活动。数以万计、甚至上百万的华人移居海外——穆斯林的海外商人更是使东南亚“印度化”了。中亚自古以来就是商旅和迁徙的必经之地，此时依然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存有关亚洲贸易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欧洲私人公司。他们当然只记录了商业活动或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关于这些客居异乡的商人情况。因此，许多有关亚洲生产和贸易的资料被这些欧洲人的记载遗漏了。内陆经济和跨洲南队贸易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欧洲人几乎看不到。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它们与迄1800年为止这一时期的海上贸易是互为补充的。
　　所有这些“发展”还有其他长远的影响。近年来的学术界把这种影响称作生态帝国主义或绿色帝国主义。一个重大后果是，森林普遍遭到破坏。人们毁林开荒或砍伐林木来造船和修建房屋，甚至更浪费地把木材烧成冶炼业使用的木炭或者当做其他方面的燃料(Chew1997，andforthcoming）。另一方面，马铃薯和玉米的栽培缓解了土地的压力，腾出的土地可以种植其他更适宜的作物。另外，新世界的蔗糖给欧洲提供了欧洲自身不能提供的食物热量。众所周知，后来新世界输出的小麦和肉类供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使他们能够把原本稀缺的土地用于其他方面，正如输入棉花后，就无需大片圈地来养羊了。在后面的地区考察和第6章中，我们会更详细地论及生态帝国主义问题。

2．世界劳动分工和贸易平衡

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一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另外，还发生从其他方面看是十分重要的周期性变化，我在以前(1978a，1994，1995）以及本书第5章中对其中一些变化作了考察。再有，从18世纪初欧洲的霸权开始兴起，我们对此将在第6章中加以分析。但是，大体上说，即使不说在一千年里，那么至少在数个世纪里，世界贸易和分工的模式始终明显地保持着稳定，虽然有同期性变化，但基本表现为持续的发展(如GillsandFrank(1992）所考察的公元1400年以前那段时期；另参见FrankandGills1993）。从1400年到1800年这一时期的连续性也足以使我们承认下文所勾画的模式。

(一）全球经济的图示

我们用地图及其说明文字来大略地反映全球劳动分工、世界贸易网、贸易的平衡和不平衡，以及这些贸易不平衡是如何由反向货币流动来解决的。在1400年前后到1800年前后，在建立在世界分工基础上的复杂贸易网中进行交易的商品种类极其繁多，其中包括许多诸如大米这样的大宗商品。在确定其中某些商品的情况时，使用地图似乎十分便利。地图2．1是对世界经济的一个最概括的、但也比较粗略的显示。我选择“上北下南”的全球投影图来对环球贸易，尤其包括马尼拉大帆船(ManilaGalleon）跨太平洋的白银海运，作一个总体显示。但是，读者会明白，为了简洁明了，这幅地图和后面的地区图上的所有贸易路线都是示意性的。从示意的考虑出发，即使是想竭力反映全球和各地区的实际地理状况，这些图也没有追求做到极其准确。另外，与本书的标题和内容相反，这幅全球地图2．1与第3章的地图3．1都不是按照我的愿望以亚洲为中心的。这是因为我的绘图员在用电脑绘图时，在他所在的西加拿大大学地理系找不到一幅不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图为样本，甚至他的制图软件也没有足够的伸缩性，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无法把这幅地图稍微转动一下，使之重新以东方为准调整方向。
　　地区图及其各自的说明文字更具体地显示了主要的地区和地区间的贸易路线。地图2．2展现的是大西洋地区，包括美洲、非洲和欧洲及其著名的“三角”贸易以及从美洲到欧洲的跨大西洋白银运输。地图2．3与前一幅地图衔接，主要显示欧洲与西亚、南亚和中亚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包括绕道南非好望角和通过波罗的海、红海和波斯湾的路线。地图2．4具体显示了经由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东西方贸易路线的连续性，其海上贸易把东非和西亚与南亚和东南亚联结起来。但是，这幅地图也显示了一些西亚和中亚的重要内陆商路以及它们与南亚之间的重要商路，按照我在正文里的解释，这些商路与海上商路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地图2．5的西部与前一幅地图衔接，主要显示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孟加拉湾和南中国海贸易路线以及它们与马尼拉的跨太平洋贸易的联结。但是，这幅地图也想强调印度各地(旁遮普、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之间的海上和陆地贸易，以及经常被人忽视的中国与东南亚的缅甸、逞罗和越南之间、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内陆贸易。
　　绘制这4幅地图也是为了显示地区间贸易不平衡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不平衡是如何通过金银块的运输来补偿的。因此，这些地图是用实线来显示商品贸易路线。这些实线从1号编到13号，并附有相应的说明文字，列举出每一条至要路线的主要商品。经常性的贸易赤字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出口商品来支付其他商品的进口造成的，因此只能用出口黄金、主要是银块或银币来支付和平衡。这一章和下一章(论货币）强调，最西方地区与最东方地区之间的长期贸易赤字，使得白银主要向东流动——以及从出口金银块或金银币来谋利。全球地图2．1用商品贸易路线上画的向东的箭头显示这种以白银为主的流向，个别向西的箭头表示从美洲和日本流向中国。
　　地区图则使用了不同的惯例：白银流向是用与实线平行的间断线来表示，黄金流向是用与实线平行的虚线来表示，数字表示商品。因此，表示白银输出的间断线上的向东箭头也表示，沿着平行的表示商品贸易路线的实线从东向西有一个基本相反的商品输出盈余。具体地说，欧洲从东方的全部进口几乎都要用欧洲输出(美洲）白银来支付。在地图上，西欧与波罗的海和西亚之间以及从这些地区接着向南亚、东南亚乃至最终到东亚(主要是中国）的带有向东箭头的间断线，就显示了这种情况。那里是世界上大约一半白银的“秘客”。第3章将会对此做出描述，并提供一幅有关世界白银生产和流向的基本地图。
　　本章还将逐个地区地讨论全球多边世界贸易，首先从美洲开始，然后绕着地球从西向东逐一考察。在我们考察世界每一个主要地区时，我们将注意各个地区的一些特点，以及它们是如何介人和促进各个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尤其是与东西两侧直接毗邻地区之间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金银输出地区也是贵金属生产地区和商业性输出地区(例如，美洲和日本的白银，非洲和东南亚的黄金）。可能除了这种情况外，金银及其铸币的净输出表明了一种贸易入超或赤字。因此，有关金银块和(或）金银币的运输记载，就成为有关地区间贸易赤字和盈余以及结算和平衡情况的最便利的资料。遗憾的是，虽然汇票、信用状以及其他信用手段确实被广泛地使用，我们却知之甚少。
　　基于下述原因，我们的评述给予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的篇幅比较少：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份额、参与程度以及重要性(除了由欧洲人分配的美洲金钱的独特作用外）远远不如世界其他许多部分，尤其是东亚和南亚，可能也远远逊于东南亚和西亚。其次，现有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文献已经向欧洲和美洲以及二者与非洲的关系倾泻了大量的笔墨和关注，而这与公元1800年以前它们在世界经济中不那么重要的作用完全不成比例。另外，迄今为止从一种膨胀的欧洲中心论角度撰写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也包括我以前的著作在内，而本书的宗旨就是想促使人们对此有所纠正，甚至想取而代之。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重要而又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其他地区，可以说是完全正当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这点微薄努力就能包打天下，彻底翻案。第三个原因是，本书的宗旨主要不是通过考察不同“地区”来纠正这类错案；正如前面指出的，这种“地区”划分本身总是武断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论证这些地区之间的关系的性质、类型和变化。
　　因此，实际的目的，也是第四个原因是，为研究世界经济和体系整体的结构和动力建立更坚实的基础。我们要不厌其烦地说，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决定着部分的“内部”性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外部关系”。因此，我们开始做80页(英文原书第二章的篇幅。——译者注）的历史环球巡游，主要是绕着地球向东走。我们从美洲开始，但是始终要谨记这个整体观念。

(二）美洲

我们已经考察了“发现”美洲和把美洲纳入世界经济的原因及其对美洲土著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使美洲人口从大约1亿人减少到500万人。最初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的，主要是美洲提供的新植物，种植园作物的输出，当然还有首先是黄金然后是大量白银的生产与输出。黄金输出始于1492年的(地理）“发现”，到16世纪中期大量白银开始输出。在17世纪这种白银生产与输出究竟衰落到什么程度，或仅仅是有些萧条，甚至有所增加，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也不管(或者可能是因为？）欧洲供应的美洲金钱所产生的刺激小了，还是对这种供应的利用更完善了，总之，在“17世纪危机”期间，生产和贸易似乎在持续增长。在18世纪，白银的生产和输出再次增长(或继续保持增长势头），而且全世界其他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也在增长。
　　在这几个世纪，尤其在18世纪，著名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发展成非洲一欧亚贸易和世界经济分工的一个重要附属部分(见地图22）。实际上，这里有几个相互关联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最重要的三角贸易是，欧洲、尤其英国制造业产品向美洲和非洲出口，包括把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和其他商品转口到美洲和非洲；非洲向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美和北美奴隶种植园输出奴隶；加勒比海地区向欧洲输出蔗糖，北美向欧洲输出烟草、皮毛以及其他商品。在17世纪，更不用说18世纪，对于欧洲制造业来说，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也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亚洲还谈不上），包括向非洲出口枪支，用于围捕奴隶。此时欧洲也向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大量转口输出亚洲商品，尤其是印度的纺织品。
　　但是，还有其他相关的三角贸易。其中，北美殖民地从加勒比海地区进口砂糖和糖浆，向加勒比海地区出口谷物、木材和松脂制品，向欧洲出口用进口的糖浆制成的朗姆酒。但是，在这些三角贸易中，第二位重要的贸易是贸易本身，包括航运、金融服务和奴隶贸易。美洲殖民地从这种贸易中大获其利，从而能够弥补它们与欧洲的长期贸易赤字，并积累它们本身的资本。有关大西洋贸易的文献极其浩繁(我本人对此作过分析，见Frank1978旬，远比关于规模更大、也更重要的跨(环）非洲一欧亚贸易的文献丰富得多。但是，这些文献大大忽视了美洲继续作为前往亚洲的中转站这一角色的巨大吸引力。继续探寻前往中国的西北通道，这种努力决定了加拿大历史的许多方面，而加拿大也被视为一个与同样作为中间站的美国互补的平行通道。迟至1873年，加拿大托利党的一份报纸还对一项修建通向太平洋的铁路的合同表示欢迎，因为“它用最短的路线和最便宜的运费给蒙特利尔带来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贸易”。

(三)非洲

1500年前后，非洲有大约8，500万人，但是两个半世纪后，到1750年才只有大约1亿人，其中大约8，000万到9，500万人居住在撒哈拉以南(参见第4章的表4．1和4．2）。当然，奴隶战争和奴隶贸易促使贩奴地区的人口、尤其是男人减少(虽然这种比例变化有利于女人，但是也减少了生育的妇女）。另外，贩卖奴隶并不限于西非和西南非的大西洋奴隶贸易，而且包括非洲内部以及从东非向阿拉伯地区贩卖奴隶。但是，早先认为奴隶贸易输出了1亿奴隶的说法，长期以来得到修正。这个数字下降到大约1，000万，后来又上升到1，200万。直接的人口影响似乎不是根本性的。间接的影响是否更大，还很难讲。但是，人口和社会经济增长似乎比以前几个世纪放慢了。很显然，当欧亚大部分地区的人口迅速膨胀时，非洲的人口始终稳定不变。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非洲在没有被完全纳入世界体系之前，是否相对游离于刺激着其他地方的生产与人口增长的世界性力量之外(当然这些力量也减少了美洲的人口）？
　　在15世纪，非洲内部贸易的总量远远大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的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贸易(Curtin1983：232）。另外，在以后几个世纪里，跨撒哈拉的贸易也在增长(Austen1990：312）。西非的长途贸易——尤其是黄金贸易——主要面向北方，穿过撒哈拉(尤其但不仅仅是沿着著名的廷巴克图一非斯路线）通向地中海(见地图2．3）。以西北非为起点的塞内加尔沿岸海上贸易以及后来以西南非为起点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对这种贸易的补充，但从来没有取代这种贸易。
　　也就是说，非洲参与大西洋贸易，既没有使非洲发展出全面的贸易关系和分工，也没有取代原有的跨撒哈拉贸易。相反，在非洲(以及我们后面将会论述的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新的海上贸易只是补充甚至刺激了原有的、而且依然发展的内陆贸易。莫斯利(KarenMoseley1992：536）敏锐地指出：“新贸易的形式和内容……至少到18世纪为止，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伸。”“当这个地区被纳入这两个沙漠和海上商业体系后，苏丹的贸易和工业达到了全盛期。”(Austen1987：82，转引自Moseley1992：538）因此，跨撒哈拉贸易在总体上继续兴旺发展。具体而言，它从西非转运的奴隶，从15世纪的43万增加到16世纪的55万，在17和18世纪都超过了70万。当然，也一直有东西方向的贸易，其中包括“朝觐的香客”把无数黄金经由马格里布从陆地上带到利比亚，或者通过地中海带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在西非，贝壳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它们产于马尔代夫群岛，在南亚被当做货币使用。欧洲人把它们带到非洲，购买作为输出品的奴隶。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贝壳的进口量增长得十分迅速——后来又减少了。非洲需要贝壳，因此贝壳就输入非洲。在非洲，贝壳作为货币与金粉和金银币并存，甚至取代后者，成为主要的地区货币。与其他地方的贵金属和货币一样，贝壳推动着经济活动和商业化的扩张，使之深入到内地，尤其是穷乡僻壤。但是，贝壳无法再输出，因为欧洲人和其他人不接受这种支付手段。因此，这种单向的贝壳贸易也就进一步促成了非洲人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边缘化(Seider1995；参见本书论述货币的第3章的更详细讨论）。但是，在非洲，纺织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交换媒介；但是，进口的高质量织物的货币化程度不如非洲织物的程度高(Curtin1983；232）。
　　东非贸易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红海巡航记脚就有所描述，主要是对北方肥沃新月地区和向东跨越印度洋的贸易。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输出品主要是“天然”产品，尤其是象牙和黄金，但也有奴隶；输人品是印度的纺织品和谷物、阿拉伯的陶器。中国的瓷器以及充当货币的马尔代夫的贝壳。东非港口是南非、尤其是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与北非和(或）印度洋港口之间的中转站。海运业和贸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控制，但是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人在东南非和马达加斯加沿岸很活跃，尽管只是一些海盗船只：
　　美国人抢劫阿拉伯和法国船只。然后在其他奴隶贸易市场上用印度纺织品、绳索、帆布、武器或弹药来交换珊瑚。珍珠以及其他实用品。因为美国人不仅在马达加斯加，而且在莫桑比克、又拉果河湾、斯瓦希利海岸以及厂一一如果奋福的话是真的——甚至在摩加迪沙进行交易。他们手中除了肯定有武器和朗好酒外，还会有其他许多货物，因为法国人、荷兰人和宗主国英国人等这些竞争者不知道这些货物究竟有多少，在哪里进行交易。(Barendse1997：chap、1）

(四）欧洲

金银的主要输入者和再输出者是西欧和南欧，因为它们要以此来弥补与其他地区(除了美洲和非洲）之间的长期而巨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当然，欧洲人之所以能接受非洲和美洲的金银而不大量地返回金银，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转手输出亚洲商品时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西欧与波罗的海、东欧、西亚有直接的贸易赤字，与印度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西亚的贸易赤字，与东南亚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印度的贸易赤字，与中国有间接的通过上述所有地区和日本的贸易赤字，因此把大量白银和一些黄金转手输出到这些地区。
　　表明欧洲结构性贸易赤字的一个数据是，在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例如，在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实物只占6％的价值，金银则占94％的价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实际上，在1660—1720年这60年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入总值的87％。出于同样的原因，代表制造业和其他“提倡出口”的利益集团的英国政府，在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上要求，英国出口产品至少要占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10。即使这样一点儿出口产品，该公司都难以找到市场，它们大部分最远只能出口到西亚。后来，少量的细绒呢运到印度，但不是做衣服，而是被当做家庭和军事用品，如地毯和鞍垫。欧洲大部分出口物是金属或金属制品。由于无法完成仅仅10％的定额，该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弄虚作假，以减少出口“总数”，而且它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寻找资金的压力。因此，它卷入亚洲内部的“国内贸易”。这种贸易比亚洲一欧洲贸易兴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图。
　　总之，欧洲在获得美洲金钱时相对容易和廉价，如果没有这种资源，欧洲几乎不可能参与世界经济；但是欧洲一直有贸易赤宇，在世界经济中始终是一个边缘角色。欧洲新发现的收入与财富资源使欧洲本身的生产有所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增长。欧洲人口在14世纪的大萎缩之后，在15世纪开始恢复。在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大约平均每年增长0．3％，从1500年的6，000多万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或1亿4，000万，翻了一番。但是，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欧洲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因为整个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总数也大得多(见表4．1和表42）。

(五）西亚

西亚(更恰当地说，是分散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以及毗邻地区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包含着一系列相互紧密联系的生产和商业中心。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在16世纪是增长的，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西亚人口总体上似乎稳定在3，000万人左右(见表4．1）。
　　自远古以来，西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向北到波罗的海、俄罗斯、中亚与向南到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尤其是向西到沿大西洋的西非、马格里布、欧洲和地中海等地经济中心与向东到整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这里的生产中心分散在各地，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从海上和陆地进行贸易活动。西亚也有一种陆地、海上与河运贸易的结合，在许多城市转运货物。在许多世纪里，联结亚洲的波斯湾商路使巴格达成为各个方向的陆路、海上与沿河贸易的汇聚点和转运站。另外一条与之长期竞争的红海商路则扶持了开罗、苏伊土地区，当然也扶持了靠近印度洋的穆哈与亚丁。西亚的贸易主要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波斯为基地的亚美尼亚定居商人所掌握。(在亚洲其他地方，亚美尼亚客商团体也有很大势力。）

奥斯曼帝国

欧洲人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是自成一体的世界和“基本上是一个城堡”观念，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而不是对事实的概括。另外，“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把奥斯曼统治阶层贬低为陷入泥潭的穆斯林军事官僚。这种观念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反映了奥斯曼人针对欧洲商业利益和野心而展开的商业竞争。虽然布罗代尔也把奥斯曼帝国称作“一个贸易枢纽”，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远远超出布罗代尔这样的欧洲人所承认的程度。
　　奥斯曼人确实占据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理和经济枢纽，而且他们也竭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好处。东西方的香料和丝绸贸易通过奥斯曼境内的水陆要道。自拜占廷帝国以来的一千年间，君士坦丁堡凭借着其作为一个南北和东西交通枢纽的地位而发达兴旺起来。这也诱使奥斯曼人征服它。奥斯曼人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它拥有60万到75万人口，是欧洲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第二大城市。总体上看，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化程度高于欧洲。其他相互争夺通商要道的商业中心有布尔萨、伊兹密尔、阿勒颇和开罗。开罗的命运总是取决于与波斯湾商路竞争的红海商路。在18世纪晚期，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咖啡和阿拉伯地区出产的咖啡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开罗的盛衰。
　　当然，奥斯曼人与其他人一样，不想杀掉转口贸易这只下金蛋的母鸡。货币的转口贸易尤为重要，尽告’世界经济和货币的发展经常对奥斯曼货币体系产生影响……(从西方流向东方的）大规模金银运动对这个脆弱的体系经常产生有害的影响”。另外，奥斯曼人不仅与西方的欧洲有联系，而且与北方的俄罗斯和东方的波斯有直接联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迫使(奥斯曼和波斯）双方即使在交战期间也必须维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欧洲的丝绸消费和加工业的膨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奥斯曼和波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基础。这两个帝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和白银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来自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奥斯曼帝国的丝绸加工业…依赖于从伊朗进口的生丝…在14世纪(至少一直到整个16世纪），由于世界贸易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布尔萨变成了东西方之间不仅是丝绸、而且还有其他亚洲产品的世界市场。
　　但是，奥斯曼宫廷以及其他奥斯曼人还有自己特有的资源——以及大陆贸易联系——来进口远方中国的大量产品。今天，在一个收藏处就有上万件瓷器，足以证明这种推断。
　　奥斯曼帝国也从南国内各地的生产和商业中，从地区间的和国际的分工、专业化和贸易中汲取财富。在奥斯曼的经济里，在私人的、公共的和各种半公共的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部门间、地区间甚至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许多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7）和苏莱雅·法洛奇(198，1986，1987）关于丝绸、棉花及其纺织品、皮革及其制品、农业以及采矿业和金属业的研究。例如，法洛奇总结说：
　　首先，粗布纺织是许多地区的一种乡间生产活动。其次，它的开展与市场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少情况下，原料必须由商业提供，与远方买主的联系也是稳定的。顺便说，有一份更详细的文件……显示，在这方面有投资谋利的机会。
　　另外，奥斯曼人在向西方和东方两个方向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和基础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而且确实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与威尼斯人、法国人、葡萄牙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人一样，奥斯曼人也一直努力改变和控制主要的商路，因为这是他们及其国家的生命线。在这方面，奥斯曼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西方的欧洲列强和东方近邻波斯。在能够采摘经济果实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奥斯曼的穆斯林们对抗而且力图取代欧洲基督徒，显然也包括控制地中海的商路。当然，巴尔干也是木材、染料、白银以及其他金属的一个重要来源。征服埃及确保了奥斯曼人能够获得来自苏丹和非洲其他地方的黄金。
　　帕尔米拉·布鲁梅特(1994）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经济视野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探讨。她在研究中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政策和其他军事政策看作是附属于其首要的商业地区利益和世界经济野心的一种开路工具：
　　奥斯曼人是地中海贸易网的自觉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帝国就是从这种贸易网中产生出来的。在野心、商业行为以及对大一统霸权的追求方面，他们的国家与欧洲各国不相上下。奥斯曼人的国家以商人的方式追逐利润，确立、宣扬和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占据和剥削商业中心与生产基地。……那些高官大臣从不疏远商业活动，反而寻找商业机会，从这些机会中获取和鲸吞财富。……有资料表明，奥斯曼王室成员和行政军事官员直接参与贸易活动……尤其是已经根深蒂固的谷物出口。……奥斯曼人在铜、木材、丝绸和香料贸易中的投资也很重要。很显然，控制东方贸易的前景比仅仅开拓疆界的机遇，对奥斯曼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朝廷官员鼓动君主为获取商业财富而征战。奥斯曼海军的发展就是为了占有和保护这种财富。
　　奥斯曼人在东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亚贸易。这种野心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商人。借助葡萄牙人之力，奥斯曼人很快就迫使马水路克退出生意场。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阿拉伯商人继续从事印度洋的生意。尤其对于土耳其人的东方贸易来说，第二个主要障碍是波斯的萨菲帝国。奥斯曼与萨菲进行了多次战争，始终未能克服这种障碍。虽然奥斯曼人与葡萄牙人心照不喜地相互提供便利，共同对付波斯人，但是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另有自己的图谋。他们要从奥斯曼人和波斯人手中争夺贸易控制权。葡萄牙人的介入从根本上消除了威尼斯人在丝绸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帮助奥斯曼人至少在东地中海贸易中建立了垄断地位．
　　附带地说，在追求最大和优先的商业利益方面的这些外交。政治和军事上的纵横排阎、竞争策略和公开战争，完全戳穿了所谓基督教的西方与伊斯兰教的东方两军对垒、泾渭分明的神话。穆斯林们(马木路克、奥斯曼人、波斯人和印度人）互相厮杀，而且不断地变换着与不同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例如葡萄牙人、法国人、威尼斯人和哈布斯堡）的结盟关系。而这些基督教国家也为了同样的利润目的而相互较量。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一再派使团到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以结成反对共同的奥斯曼穆斯林敌人的同盟，后来又给予英国人商业特许权，报答他们在把葡萄牙人驱逐出霍尔木兹时提供的帮助。但是，在此之前，葡萄牙人曾经向伊斯兰教的萨菲王朝供应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生产的武器，来对抗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人。
　　因此，只要有机可乘，“利用宗教字眼儿……便成为所有争夺欧亚势力范围的竞争者的一个策略。它可以用来为主权要求辩护，争取军队和民众的支持，诋毁别的国家的主权要求”(Brummett1994：180）。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奥斯曼穆斯林与印度的古吉拉特人、亚齐特的苏门答腊人结成同盟，奥斯曼帝国向后者派遣了一个大型海军使团，共同对抗葡萄牙人的商业竞争。附带地说，这种纵横排间、翻云覆雨的“生意”还有另外一种发人深省的启示：所谓在国际行为方面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这也就打破了另外一种关于欧洲“独特性”的欧洲中心论神话。
　　总之，与通常的想法相反，我们应该赞同法洛奇的总结：
　　奥斯曼帝国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以及奥斯曼与伊朗的商业和帝国内的地区间贸……(主制利用了亚洲陆上商路。奥斯曼国家对这些商路的控制是延缓欧洲经济渗透的一个因素。……奥斯曼帝国和印度莫卧尔王朝都属于“火药帝国”的范畴。但是，它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征收现金赋税的帝国，因此如果没有国内外贸易，它们就不能生存。

萨菲王朝时期的波斯

波斯不太容易受外界影响。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一个更强大的贸易地位；它自身拥有更多的白银资源，它的铸币也在奥斯曼帝国流通。
　　伊朗高原上商路纵横交错，从东向西把中亚大草原、印度平原与地中海的港口联结起来，从南向北把俄罗斯的河流与波斯湾沿岸联结起来，支撑着从东印度群岛、印度和中国到欧洲的贸易。沿路有一连串重要城镇，它们的位置是由地理和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各条主要商路的相对重要性时有变动，但是它们几乎一直都被人们使用着。
　　另外，与我们在撒哈拉已经看到的和将在印度看到的情况一样，波斯的陆路贸易和海上贸易主要是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实际上，印度和波斯之间的陆地商队贸易在整个18世纪十分兴旺，所输送的商品数量与海路贸易不相上下。商人们为了分散风险，让一些货物通过坎大哈和其他内陆商业中心来转运，让另一些货物通过霍尔木兹一阿巴斯港来转运回。
　　15世纪中期，早在葡萄牙人抵达霍尔木兹之前，就有人记录了“来自7种气候的商人”抵达霍尔木兹的情况。他们分别来自埃及、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突厥斯坦、俄罗斯、中国、爪哇、孟加拉、逞罗、(缅甸的）丹那沙林、(也门的）索科特拉、(印度的）比贾布尔、马尔代夫群岛。(印度的）马拉巴尔、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印度的）胜利城、(印度的）古尔伯加、古吉拉特、坎贝、阿拉伯半岛、亚丁、(埃塞俄比亚的）吉达、也门，当然还有波斯各地。他们到这里或者进行易货贸易，或者出售货物换取现金，有时也赊账。商人在社会中享有很好的待遇。到15世纪末，波斯与印度和东方的贸易特别兴旺。波斯成为西亚主要的丝绸产地和出口地，其成本甚至比中国和后来的孟加拉都低(Attman1981：40）。主要进口者是俄罗斯、高加索、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奥斯曼人及其转手后的欧洲人。这种贸易使得波斯生产者从俄罗斯、欧洲以及奥斯曼人那里获得重要的白银收益和其他收入，同时也使奥斯曼中间商获得利润。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1588－1629年）及其后继者们不遗余力地促进和保护这种贸易，其中包括对奥斯曼人开战，从奥斯曼的战区招引亚美尼亚工匠和商人并加以保护，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霍尔木兹。1615－1618年的奥斯曼一萨菲战争以及从1578年到1639年的断断续续的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对丝绸贸易及其商路的控制权。波斯人想绕过奥斯曼的中间商，而奥斯曼人则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以后，波斯贸易逐渐转向印度洋的东方贸易；在1723年萨菲王朝垮台后，波斯的丝绸基本上被来自叙利亚的丝绸取代了。
　　葡萄牙人首先来到波斯及其周边进行贸易活动，接踵而来的是荷兰人。欧洲主要需要波斯的丝绸和一些毛织品，用亚洲的香料、棉织品、瓷器、各种日用品以及欧洲的金属制品乃至黄金来进行交易。欧洲人与波斯国王和普通商人之间的长期反复的商业冲突，不断地引起外交冲突，偶尔也会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欧洲人没有足够的商业竞争力量和政治军事力量，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例如，当人们说荷兰东印度公司迫使波斯屈从于其世界贸易联系网时，不过表达了一种荷兰人和波斯人都不曾有的信念。因此，有时候我们必须看看历史现实，即实际上可能是怎么回事。……(历史现实）显示，欧洲人并没有把波斯人指挥得团团转，而是采取了其他的迂回方式。……欧洲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本来会采取行动的，而且事实上也采取了行动，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活动了整整140年，他们却无力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处境。
　　总的来看，西亚对欧洲的贸易有盈余，但对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可能还有中亚——白银通过中亚主要向东流动，但黄金主要向西流动）的贸易有赤字。西亚是用它对欧洲贸易、对马格里市贸易以及经马格里布中转的对西非贸易的盈余白银和东非黄金、再加上西亚本身、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波斯生产的一些金银来弥补东方贸易的赤字。1621年，有一位观察者写道：
　　波斯人、摩尔人和印度人在阿勒颇、穆哈和亚历山大港与土耳其人j政生丝、药材、香料、靛青和印花布的生意；现金交易，规矩依旧；他们需要的其他外国货很少……他们每年统共用不了四万或五万镑(只有上述进口货总值的5％需要用香料来支付）。(转引自Masters1988：147）
　　但是，乔杜里认为：(西亚）伊斯兰世界是否长期苦于贸易方面的赤字，尚无定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对印底印度尼西亚群岛和中国的贸易是用出口贵金属、黄金和白银来平衡的。(但是）中东似乎在与基督教的西方、中亚以及东非的城邦国家的贸易方面有盈余。这种顺差表现为金银财宝的形式，但是这些金银财宝没有成为本地的财富储备，而是流向东方。

(六）印度与印度洋

我们在亚洲可以看到一串犹如项链的港口城市
　　顺时外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有亚丁(和稍后的穆哈）。霍尔木兹、坎贝湾的几处(在不同时期分别是第乌、坎贝和苏拉特）、果阿、卡利卡特、科伦坡、马德拉斯、默苏利确德姆、马六甲和亚齐持。毫无疑问，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所有这些港口城市的重要性此起披伏，但是它们的某些共同特点值得注意。它们的居民极其庞杂，通常有印度洋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所有主要航海民族的代表：马六甲有华人，大多数地方有欧洲人……所有这些港口城市也是转运中。有些港口城市没有自己的供货内地，如霍尔木兹和马六甲，因此几乎以转运货物作为自己的唯一功能，但是，甚至那些出口。岸城市也转运从其他地方来的货物。
　　印度洋世界的地理和经济中心是印度次大陆本身。在莫卧尔人征服之前，它的许多地区相当发达，已经在世界组织业中独占鳌头。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莫卧尔帝国在财政上依赖于农业及其税收，但是莫卧尔人的征服使印度实现了进一步的统一、城市化和商业化。事实上，到对世纪，莫卧尔的主要都市阿格拉。德里与拉合尔都有大约50万人口，有些商业中心城市也有20万以上的人口。这大大高于19世纪印度城市化的程度，也使欧洲人控制的仅有3万人口的亚洲飞地，如葡属马六甲与荷属巴达维亚相形见拙(Reid1990：82）。印度次大陆的总人口在两个半世纪里也翻了一倍多，从1500年的5，400万到7，900万之间，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到2亿之间《见表4．1和4．2）。还有人估计，1500年大约有1亿人，1600年大约有1亿4，000万到二亿5，000万人，到1800年大约有1亿8，500万到2亿人(Richards1996）。
　　关于印度的情况，乔杜里认为：
　　总体来看，印度的陆路贸易和海运贸易越来越倾向于出口而不是进口，贸易顺差最终用贵金属来平衡。……印度对中东的贸易主要是靠进口金银财宝来平衡，正如对东南亚的出口是用进口香料、香草和中国货来平衡。…甚至有相当大数量的白银从次大陆再出口到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中国。……有大量的棉织品出口到马尼拉，然后再用开往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运到西属美洲。
　　因此，印度在与欧洲的贸易中有巨大的顺差，与西亚的贸易有一些顺差。这主要是因为它拥有效率较高、成本低廉的棉纺织业以及可供出口的铜。棉织品和铜向西销往非洲、西亚和欧洲，又从欧洲跨过大西洋销往加勒比海地区和美洲。但是，印度也出口主要食品，如稻米、豆类和植物油，向西(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就是这种情况——见Frank1993）出口到波斯湾与红海的贸易港口(这些地方也依赖于埃及的粮食供应），向东出口到马六甲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反过来，印度从西方获得大量白银和少量黄金(这些金银或直接绕过好望角运来，或间接通过西亚贸易转手），也获得西亚本身的金银。穆哈(Mocha，这个词也被用来指咖啡）被人们称作“莫卧尔的钱库”，因为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白银。由于印度自身的白银产量很少，所以它主要用进口白银来铸造钱币或再出口，用黄金来铸造宝塔形钱币、制作首饰或储藏。
　　印度还向东南亚出口棉织品，从那里进口香料。这条商路还被用来同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用棉织品换丝绸、瓷器以及其他各种陶瓷制品。但是，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看来是逆差，至少它向那里、尤其中国输出白银。不过，这种贸易大部分掌握在印度穆斯林手中，而且是用印度建造的船舶来运送货物，小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也是穆斯林——手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货物是用某个欧洲国家的货船运载，即使到18世纪这种份额也仅仅稍有增加；而且，这些欧洲货船雇佣的是亚洲船长、水手和商人。
　　内陆贸易是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的。印度沿海到处都有短途运输(或小船运输）。印度许多地方，尤其南方，有许多内陆水道。甚至北方许多省也有水道运输，如克什米尔、特达、拉合尔。阿拉阿巴德对b哈尔、奥里萨和孟加拉。在陆地上，商队在同一时间押送着多达一万到四万驮货物(包括驮运货物的牲畜）。所有这些商队在次大陆上熙熙攘攘、纵横交错，与远途的海上贸易联结在一起。“我们认为，陆上活动与海上活动是不对称的。在多数时间里，海上活动对陆上活动的影响不如陆上活动对海上活动的影响大。”
　　几乎所有的港口城市都与延伸到内地偏远地方的商路有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有时还与遥远的跨大陆地区、尤其中亚有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因此，乔杜里暗示，大陆上的陆路贸易与印度洋海上贸易应该被看作是彼此的镜像。
　　在印度南方，内陆首都胜利城长期以来是西方的果阿、南方的卡利卡特和东方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默苏利用德姆与布利格德的一个贸易交汇点。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港口城市，尤其是那些没有内地生产基地的港口城市，严重地依赖于粮食进口。粮食需要从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运来，但也有不少来自与数千里之外的稻米或其他粮食产区有联系的港口。另外，果阿、布利格德和胜利城也与北方的内陆中心海得拉巴和布尔汉布尔、西部港口苏拉特(或坎贝）有陆上联系，而海得拉巴、布尔汉布尔、苏拉特和坎贝则是通往旁遮普和中亚的贸易中转站．
　　虽然中亚贸易与海上贸易没有这种直接联系，但是，这个地区对更靠近印度洋季风地带的人民的生活却产生着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就直接关系而言，中亚内陆贸易对欧亚跨洲海上贸易起着一种补充作用。
　　另外，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穿越尼泊尔和西藏的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孟加拉和阿萨姆向西藏出口纺织品、靛青、香料、糖、兽皮以及其他物品，卖给那里的商人，这些商人再拿到中国出售。换回来的是中国产品、茶叶，更多的是黄金(Chakrabarti1990）。(我在1992年的著作中讨论过某些中亚商路以及它们的“丝绸之路”的历史；关于中亚，本章后面还有单独的一节来论述。）
　　印度各地区之间也进行贸易活动，相互之间有盈余或赤字。主要的沿海地区(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都相互进行贸易活动，还与锡兰进行贸易活动。它们还彼此充当越洋贸易和内陆贸易的中转站。在向印度内地出口货物方面，它们也相互竞争，因为它们的区域市场是交错重叠的。但是，一般而言，内地与沿海港口的贸易有顺差，因此接受进口货物和钱币，这些钱币是在港口及其附近用进口金银(或被熔化的外国钱币）铸造的。白银通常流向北方莫卧尔王朝统治的地区，黄金更多地流向南方，尤其是马拉巴尔和胜利城。下面，我们更细致地看看印度的一些主要地区。

印度北部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印度北部与中亚和西亚的地区间和“国家’间贸易很活跃。B．R．格罗弗总结说：
　　印度北部许多地区的工业品贸易有深厚的传统。许多村庄……生产各种商品。…印度北部许多省的商业地区的工业品出则其他地方。在有关地图的说明文字中列举了其中许多产品。

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

沿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印度西海岸分布着重要的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港口城市第乌、古吉拉特邦的坎贝(后来是苏拉特），另外还有马拉巴尔海岸上的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商品集散中心。来自红海和波斯湾的靠季风运行的沿海货船，来自欧洲的绕非洲航行的货船以及驰往印度河河口与北上到信德的货船，都把这些地方当做主要停靠港口。坎贝和苏拉特也是与波斯、俄罗斯、中亚、旁遮普以及印度东南地区进行内陆贸易的中转站；它们还向这些地方中的许多地区供应大米或小麦。另外，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的港口也与印度次大陆两侧的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保持着贸易关系，与东南亚、中国和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它们的制造业专门生产主要向西方和北方出口的纺织品。它们从这些方向进口马匹、金属、消费品以及其他商品(见地图2．3和2．4的文字说明），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是由那些地区用白银来补偿的。不过，它们获得的白银有些则要再出口，用以补偿东方的海上贸易的进口逆差。古吉拉特从东方进口自己和内地需要的货物，而且它还是把这些货物再向西转运到西亚、地中海和欧洲(从欧洲又转手到非洲和美洲）的重要中转站。不过，大部分贸易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也有一部分掌握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手中。甚至迟至18世纪，苏拉特的贸易也只有大约12％是由欧洲人控制的(DasGuptaandPearson1987：136）。

科罗曼德尔

印度东部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有许多重要的生产和出口中心，但该地区的产品可能只有1／10出口。它的一项主要上口产品是向东出口到东南亚和中国的棉织品，从那些地方进口香料、瓷器和黄金。它的另一个功能是，它是与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的一个货物集散地。这些贸易大部分也掌握在印度人手中。但是，荷兰人以及后来的其他欧洲人也利用科罗曼德尔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来为自己在印度和世界的业务活动服务。科罗曼德尔主要是与东北的孟加拉(从孟加拉进口粮食和丝绸）和西北的古吉拉特进行“国内”贸易，当然也与内地进行贸易活动。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产品(纺织品、胡椒、靛青、大米、钢铁、钻石等等数不胜数，见地图2．4和2、5的说明文字中列举的部分项目）以及奴隶制使科罗曼德尔成为向东和向西的国际贸易和洲际贸易的一个必经之地。它也从西方进口波斯和阿拉伯的奢侈品和马匹。再转运到东方。
　　科罗曼德尔从东方进口香料、木材、大象、铅、锌、锡，尤其是铜和黄金。其中有些又接着向西转运。向东，科罗曼德尔与东南亚的陆地和岛屿、尤其是亚齐特和马六甲、中国和日本以及马尼拉乃至阿卡普尔科进行贸易活动(当然也与邻近的锡兰进行贸易，把锡兰当做一个贸易伙伴和另一个中转站）。向西，科罗曼德尔不仅是一个与马尔代夫进行贸易的重要转运站，而且也是一个为这种贸易活动提供食品和进行商品与资金属交易的重要地区。这种贸易活动也直接或经过马尔代夫通向非洲、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城市，再通向地中海和(或绕过南非到）欧洲——然后跨过大西洋到美洲。科罗曼德尔也与果阿和坎贝一苏拉特进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既是印度内部地区间贸易，也是世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间环节。当然，科罗曼德尔的各个港口也是内陆贸易中心，而且与印度其他沿海港口相互竞争

孟加拉

印度物产最丰富的地区当数孟加拉。它向印度大多数地区出口棉织品、丝织品和大米。它的一些产品沿着科罗曼德尔海岸运向南方，一些产品则直接或间接运往西海岸的坎贝或苏拉特，或者从海上向西运往西亚和欧洲，向东运往东南亚和中国。由此，孟加拉吸收来自各个方向的、包括从西藏、云南和缅甸的陆路以及从缅甸经由孟加拉湾来的白银和黄金。孟加拉在1670年提供了印度进口总额的20％，整个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总额的15％，在1700年提供了二者进口总额的大约35％，到1738——1740年则提供了几乎高达印度进口总额的80％和Th者总额的66％。在普拉西战役刚刚结束后的1758—176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中的印度份额占80％。以后，由于中国份额从一个世纪前的零上升到1740年的12％和1760年的34％，印度的份额也就下降到52％。但是，到这个时候，孟加拉的出口物有一部分是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用鸦片代替一部分白银，支付给中国(Attman1981：51）。
　　乔杜里(1978：207）根据孟加拉自1770年起发生的多次大饥荒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直到18世纪前期，在其他地区农业歉收对，孟加拉一直是可以依赖的粮食供应地。柏林(1983：53）得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是：“在欧洲历史学的众多研究中，缺少对17世纪(孟加拉或印度其他地区）纺织业的研究专著”(拉马斯瓦米1980年的著作和乔杜里最近于1995年发表的著作似乎是例外）。

(七）东南亚

东南亚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历史学家往往要么根本无视，要么只是简略地提及1500年以前的东南亚，而用浓墨重彩描述1500年以后欧洲人在那个地区的活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南亚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的历史作比较详细的回顾。这里至少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开始栽培水稻，这里还有公元前1500年铜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公元前500年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Taring1992；185）。东南亚的世界贸易联系也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彼得·弗朗西斯(1989，1991：40）在对串珠(串珠在考古记录中是保存最好的东西）制造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印度东部的阿里卡梅度(Arikamedu）曾经是“印度一罗马的‘贸易大站’，但是它的东方视野比西方视野要远得多”。中国东汉时期的文献也证明，公元2世纪，中国与东南亚有重要的贸易活动，而且这些文献还显示在公元前2世纪就有这种贸易活动。
　　到基督教纪元初期，这些贸易路线继续延长，把原先东南亚各地孤立的交易体系联结起来，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从西欧通过地中海盆地、波斯湾和红海延伸到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这个网络被人们称作世界体系。
　　东南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在商业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最发达的生产和贸易区却位于被中国称作“扶南”的临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半岛东侧，而不在克拉地峡的印度洋一侧。但是，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欧洲文明的角度看，更不用说从后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利益看，东南亚只不过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民族占据的中间站。甚至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282ff）也没有给东南亚应有的地位，而把它看作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睡”贸易中心区。
　　但是，考古和历史资料都显示，在基督诞生之前和之后的漫长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广大的具有高度文明和生产力的东南亚地区。无论在东南亚的陆地还是在附近的岛屿，早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国家有越南的越(Viet）和占婆(Champa）、高棉柬埔寨的吴哥、缅甸的勃固、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以及室利佛逝衰落后的满者伯夷(麻暗巴歇）。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印度和中国都有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从7世纪到13世纪，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及其首都巴邻旁控制着大片的群岛和陆地。13世纪前期，爪哇以富庶而闻名天下。蒙古人入侵东南亚，就是想掠夺这片最富庶的地区，但没有成功。14世纪到15世纪，在室利佛逝衰落后，爪哇的满者怕夷帝国几乎控制了整个印度尼西亚中部地区，并且争夺对南中国海的经济和贸易的垄断权。
　　〈倒桥东南亚史》总结说：
　　东南亚地区被人们传说成一片拥有无限财富的土地；那里的发展对于16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东半球各个大陆的作家、游客、水手、商人和官员都盛传东南亚的富庶，进入公元1000年以后，它更是名扬通途。……直到19世纪“工业时代”，全世界的贸易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东南亚香料输出起伏的影响。…相比之下，东南亚及其国际作用的历史在现代没有受到重视。
　　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也使之成为世界贸易的一个天然交汇点，更不用说是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聚汇点了。这是因为它北临中国和日本，西邻南亚，东邻太平洋。15世纪初，克拉地峡马来半岛的狭长部分成为孟加拉湾与南中国海之间的陆上运输通道(而且至今被视为一条交通要道）。它后来被经由位于马来半岛南端与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的海路所取代。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另一条绕苏门答腊南部、穿越把苏门答腊和爪哇分开的粪他海峡到南中国海的海路(见地图2．5）。在很长时间里，东南亚的许多地点上直是货物集散地，在那些地方转运货物并交换来自各地的货物。
　　沿海贸易港口、沿河居民点以及内地农业区一直是交错缠绕的；港口和内陆政权的盛衰也与这些关系的盛衰以及商路的变迁相关联。
　　“但是，当我们仔细地考察影响东南亚近代早期历史的关键因素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早在欧洲船队到来之前就发挥作用了。”(Reid1993：10）“延长的16世纪”(1450－1640）时期的经济扩张，虽然以在欧洲和美洲的扩张著称，但很可能早在东南亚(自1400年起）为了满足东亚(尤其中国）、南亚和西亚以及欧洲对香料和胡椒的需求时就开始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卷入生产和贸易的高潮中。这种繁荣虽然在1500年后有大约30年的间断，但基本上至少持续到1630年。1600年到1640年，当东南亚依然是其他地区的平等的贸易伙伴时，美洲白银和印度纺织品的进口达到了顶峰(Reid1993：11，17）。1580年到1630年间，东南亚贸易的繁荣是与同一时期日本、中国、印度和欧洲的经济繁荣和需求相得益彰的。若干种香料几乎完全是几个海岛的特产；东南亚的胡椒取代了印度胡椒，因为其生产成本比印度低1／3。不过，棉花是一种更普遍的经济作物和出口产品。由于经济作物在农村的扩大和城市化对农村造成的商业化影响，也导致了大量食品从海上进口(Reid1993：7－16；另参见Taring1992：463－468）。1662年以后，东京湾也进入世界市场，成为一个重要的陶瓷制品出口地。
　　到1600年，东南亚已经拥有2，300万人口(Tarting1992：463），大约相当于整个中国人口的1／5到1／4。他们在自身内部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贸易活动。至少有五六个以贸易为主的城市——越南的升龙、逞罗的阿育他亚、苏门答腊的亚齐特、爪哇的班丹和马塔兰、西里伯斯(又名“苏拉威西”）的望加锡——都有10万左右的居民，还有大量季节性和常年的客商(Reid1990：83）。另外以商业为主的五六个城市也至少有5万居民。马六甲也有10万居民，但是在被葡萄牙人占领后下降到25，000人到33，000人之间。因此，无论是与当时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相比，还是与自身后来几个世纪相比，这个时期的东南亚的城市化程度都是比较高的(Tarting1992：473－475）。

群岛和岛屿

印度尼西亚及其邻近地区的劳动分工和贸易模式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轴心组合起来的：海岛和半岛之间的短程贸易、与印度和中国、日本、琉球群岛之间的地区贸易、与西亚、欧洲和美洲的世界贸易。这三个轴心都不仅依赖于远方产品的交易，而且也依赖于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自身的生产能力和专业化程度。根据B．施里克(Schrieke1955）的研究，达斯·古普塔对15世纪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
　　这基本上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内的东西方商品交换的模式，通过这种交换，爪哇大米被运往各地。印度尼西亚贸易的核心事实是，两种主要产品——胡椒和香料——出自群岛的两端。胡椒产自苏门答腊、马来亚、西爪哇和婆罗洲。香料——丁香、豆荡和豆荣衣——则只有在东部摩鹿加和班达群岛才生产。爪哇生产大米、盐、聪鱼和各种食品，还生产棉花、棉线和纺织品。……爪哇的大米和其他产品被爪哇商人和船主运到苏门答腊，换取胡椒和其他外国商品。他们把胡椒运回爪哇，并运到巴厘，再用它收购巴厘的棉织品，因为香料群岛对这种棉织品有很大的需求。最后，爪哇人带着大米和其他爪哇产品、巴厘的棉织品以及印度纺织品、中国瓷器、丝绸和小钱币航行到摩鹿加和班达。…一度尼西亚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海岛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DasGupta1987：143）里德对东南亚的国际贸易所作的概述是：
　　这个时期东南亚商业交换的模式是，进口印度的布匹。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中国的铜钱、丝绸、瓷器和其他工艺品，出口胡椒、香料、香木、松香、漆、龟壳、珍珠、鹿友以及从越南和柬埔寨进口来的砂糖。(Reid1993：23）
　　到17世纪晚期，爪哇也向日本、苏拉特、波斯(在那里排挤了孟加拉糖），远至欧洲出口砂糖(Attman1981：41）。
　　再有，东南亚的一些港口——正如后来的琉球群岛和今天的香港——成为中国、日本、欧亚大陆其他部分和美洲彼此之间的重要贸易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对直接贸易实行严格限制而又没有完全杜绝的时期。甚至越南港口会安的小贸易中心也显示了各个交错的市场之间的联系：
　　越南成为世界贵金属流通的一个交汇点。……日本的货船装载着大量的银币和铜币来换取丝绸、蔗糖、沉香、鹿皮、瓷器。日本商人用预付现金的方式控制着当地的丝绸和蔗糖市场。中国商人在这四个月的“集市”期间蜂拥而至，用他们的丝绸、铜钱和生锌来换取日本白银和东南亚产品。越南人热情接待(所有的人）……从在他们的地盘里进行的交易中提取财政收入。葡萄牙人与中国商人交往密切，带来经果阿转手的美洲和波斯白银，经马尼拉转手的美洲白银以及日本白银。荷兰人也带着美洲白银与中国人在会安接触…。
　　日本人也在通罗的阿育他亚(靠近现在的曼谷）的地区贸易中心建立了一个商业殖民地。到1632年，他们之中许多人遭到屠杀，其余的人被驱逐。甚至在这之前几年，一个葡萄牙游客就已经多少带点儿夸张地报道说，阿育他亚有40万户居民，其中有10万户是外国人(Lourido1996a：24）。这个城市是一个联系广泛的贸易中心，不仅与日本、澳门和广州，而且与东南亚群岛港口和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北大年都有贸易往来。另外，阿育他亚还与半岛西侧的丹老和丹那沙林、由此向北的缅甸的勃固以及向东越过海湾的孟加拉、科罗曼德尔以及印度其他部分都保持着联系(见地图2．5）。经常被人们提到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注意到：“上百只船驶向中国、安南、Lequois、柬埔寨和占婆……卖他、巴邻旁等岛屿、交趾支那、缅甸和清迈。丹那沙林的逞罗一侧还与波散、帕提尔、吉打、勃固和孟加拉进行贸易；而且古吉拉特人每年都到逞罗的港口来”卢里多的结论是：“从经济角度看，逞罗是中国贸易的一个‘半边睡地区’，但是，逞罗湾所有国家都承认它们构成了一个经济区，逞罗自身是这个经济区的中心。”不过，最主要的贸易中心是马六甲。正如皮雷斯指出的，控制了马六甲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马六甲是1403年建立的，正值明朝中国海上势力扩张，郑和开始其著名的七次航海活动(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带27，000人，乘着由300艘船组成的舰队驶往印度、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但是，其中多次航行把马六甲作为中转站。由于中国政府转而应付蒙古人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这种航海活动到1433年暂时中止。但是，马六甲继续兴旺昌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古吉拉特人。有100人在此留居，有数千人为了与坎贝做生意而每年出人此地。此外，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也把马六甲当作与东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心。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其中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中国。但是，马六甲也是印度纺织品销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批发站——并且通过马尼拉销往美洲。它的食品则由爪哇和印度供应。
　　1511年，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这一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葡萄牙人最多时不超过600人，平时大约只有200人。他们试图垄断马六甲贸易并进而垄断其他贸易。虽然这种企图失败了，但是葡萄牙人成功地把许多穆斯林从马六甲赶到马来亚的柔佛、婆罗洲的文莱、爪哇的班丹，尤其是苏门答腊的亚齐特。这些贸易中心彼此之间以及与马六甲展开了竞争。结果是开辟出另一条环绕苏门答腊另一侧的通往爪哇和中国海的商路。这对爪哇的班丹十分有利，使班丹直接面向中国贸易；这尤其促进了苏门答腊最西端的亚齐特的发展。亚齐特在16世纪充分利用这一点，把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的贸易吸引过来。马六甲因此而衰微。1641年，荷兰人借助马六甲的竞争对手柔佛的帮助，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
　　但是，荷兰人马上又力图在盛产香料的摩席加以及爪哇取得更坚实的地位，因为他们在1619年已经把总部设在巴达维亚。与在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也想垄断香料的生产和贸易。他们进行这种徒劳的努力，极力维持香料的价格，为此一再地毁坏摩席加群岛的香料树，销毁巴达维亚乃至阿姆斯特丹的香料库存。由此可见，欧洲人在亚洲影响最深远的大规模活动，无疑是在东南亚，更确切地说，是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即便如此，东南亚当地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仍未间断；欧洲人多次试图控制甚至垄断当地生产和贸易，但无一取得成功。
　　J．C。范勒尔(1955：126）估计，15世纪和16世纪的东南亚贸易是由大约480嫂重量在200吨到400吨之间的大型和中型货船承担的。当然，还有330艘到340艘中型货船以及许多小船承担着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的贸易，有115艘货船承担着中国和印度贸易。另外，他还对1622年的船舶吨数作了估计：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中国和通罗的船舶吨数为18，000吨，亚齐特的船舶吨数为3，000吨，科罗曼德尔的船舶吨数为1万吨，而荷兰的船舶吨数为14，000吨(在总计95，000吨中不到15％）(vanLeur1955：235）。他作的另外一项未指明年代的估计是，总计98，000吨，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