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
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总是善于从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按照一般常规，游击战争只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毛泽东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发现，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作为一个战术问题的游击战争则跑出来向战略敲门，引出了一个战略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让毛泽东费了不少的心。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迥然不同。
从政治上看，国共两党为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捐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之间矛盾重重，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虽然停止了“剿共”战争，但仍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假日本人之手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
从军事上看，八路军面临的敌人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过去与之打了十几年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大都成为了友军，作战地域是以前未曾涉足的华北。
如何在这种形势下进行作战?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主张，在日军长驱直入、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应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只有这样才能较多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和解救华北危急，也才可能在华北人民中树立党和八路军的威信。
有人主张八路军应打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
也许这些主张并没有错。但是，这些主张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
解决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的重担落在毛泽东的肩上。他力排众议，提出八路军新的战略方针是“在整个战略方针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通过实践，毛泽东的认识深化了，并完整地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提出上述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
1938年初春，他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座谈。
被邀请的人落座后，毛泽东就笑容可掬地说出了座谈主题是请大家来谈谈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对大家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高见。
毛泽东风趣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态、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闹，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得面红耳赤。
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总是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也插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谈话引向深入。大家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天黑了，还是谈意未尽。毛泽东嘱咐大家将自己思考的问题写成一篇文章交给他。
原来，毛泽东也正在从战略的角度来思考游击战的问题。当时党内国内有人轻视游击战争，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寄托于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上。特别王明回国后，在军事战略上竭力反对游击战，否认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发挥他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的优势。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
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
毛泽东的分析既回答了党内一些的不同意见，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总是那么高人一筹;从战略高度解决问题，其结果总是非常理想。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战略高度考虑游击战争，充分发挥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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