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浅说-1975
马克思在这一部分里，批判了《纲领》追随拉萨尔的“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
(一)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实现社会主义，是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已作了明确而深刻的阐述，并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一条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路线。而《纲领》却要另外“开辟道路”，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产生，而是依靠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这是明目张胆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所以，马克思讽刺地说：“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在拉萨尔看来，只要工人争得了普选权，就可以把工人代表选进议会。在议会里工人议员占了多数，就可以在议会里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帮助工人建立生产合作社。这样，工人就可以由雇佣劳动者变成企业主，从而实现社会主义。这显然同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从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时的德国就是一个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专制国家，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历来是进行残酷镇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所取得的普选权决不能改变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恩格斯指出：普选制不过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纲领》不提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反而乞灵于普选权，要求在这个反动国家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一套骗人把戏。实质上，就是要工人阶级向地主、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所以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
马克思在揭露批判“依靠国家帮助”这一谬论之后，又进一步揭露《纲领》为了掩人耳目给“国家帮助”蒙上一层遮羞布，即把“国家帮助”置于所谓“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对此，马克思首先指出，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而农民分散在广大的农村里，受着大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统治，根本谈不上什么进行民主监督。其次，民主是“人民当权”的意思，劳动人民既没有当权，又如何进行监督。如果劳动人民象《纲领》所说的那样去向国家提出给予“帮助”的要求，这本身就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因此，所谓“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马克思还揭露了“国家帮助”这一谬论的渊源及《纲领》兜售这一谬论的反动实质。所谓“国家帮助”也不是拉萨尔的发明，而是拉萨尔从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毕舍[ 菲力浦·约瑟夫·毕舍(1796—1865)，法国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他主张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斗争手段，反对当时法国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那里剽窃来的。毕舍当时提出这个药方是为了同法国社会主义者争取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马克思指出，现在批判毕舍是多余的，问题在于《纲领》提出同样的主张，正好表明他们妄图用机会主义的主张，当宗教教义强加给工人，从思想上瓦解党，从组织上分裂党，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使工人运动成为狭隘的宗派运动，而为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谋私利。所以，《纲领》的反动实质就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二)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指出，如果工人群众自己力求建立合作社，力求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即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愿望。“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两者决不能混为一谈。至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现存的合作社，它们之所以可贵，“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不受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保护。这里，马克思对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一切尝试，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不过，马克思主义早已阐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合作社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合作制度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所以，通过生产合作社来改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要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合作社就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附属物，不可能引起社会的任何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列宁指出：“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7页。]这是说，合作社的性质是以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成分的性质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形式，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开辟道路。
实现社会主义是走革命斗争的道路，还是走所谓依靠“国家帮助”的改良主义道路，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
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等谬论，都是拉萨尔这条机会主义路线的翻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说：“解决阶级斗争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列宁痛斥这些谬论时指出：这“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第476页。]并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4页。]赫鲁晓夫继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衣钵，叫嚷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12页。]的英明论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8—309页。]还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506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通过暴力革命，实现社会的革命变革，这是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根本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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