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浅说-1975
(一)批判《纲领》对国家不作阶级分析、提出争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口号。(第1—3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应当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这时，国家自行消亡，人们才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这是马克思从《共产党宣言》到《哥达纲领批判》的一贯思想。可是，拉萨尔从唯心史观出发，把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组织，说什么国家的基本任务是教育全人类，引导社会走向自由和进步;无产阶级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得普选权，就能使国家成为“自由国家”。这是一条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纲领》追随拉萨尔，只字不提暴力革命，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只字不提实现共产主义，而提出“德国工人党……力求用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见第二部分所引《纲领》条文)，把争取“自由国家”作为工人党的奋斗目标，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自由国家”呢?
恩格斯在批判《纲领》时指出：“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第35页)这就是说，所谓“自由国家”就是反动统治阶级能够自由地奴役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国家。所以，马克思指出：“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一切觉悟了的工人决不会要求建立这样的“自由国家”。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军事专制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镇压本国人民而不受丝毫限制。就是说德意志帝国已经是上述意义的“自由国家”，还用去争取吗?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竟提出这个口号，真是荒唐之极!
那末，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这是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完全的自由，就要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使“站在社会之上”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变成社会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换言之，只有国家消亡了，才有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和国家是不能同时并存的。为什么是这样呢?
列宁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它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8—9页。]并指出：“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 《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18页。]即是说，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里，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自由。被压迫阶级要获得自由，就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这个“站在社会之上”的国家。
当然，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在消灭一切阶级之前，还不能立即把国家“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还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所必需的。正如恩格斯在批判《纲领》的“自由国家”这个机会主义口号时指出的：“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第35页)列宁在阐释恩格斯这段话时，明确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79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就在于把国家变成完全服从社会的机关，指的就是：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阶级和阶级的差别彻底消灭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恩格斯：《反杜林论》单行本，第277页。]国家自行消亡，社会才是一个“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恩格斯语)[ 转见《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14页。]到了那个时候，才能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国家消亡之日，才是真正的完全的自由实现之时。而《纲领》硬把自由和国家连在一起，提出争取“自由国家”的口号，只能表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正因为国家和自由是不相容的，所以马克思接着又指出：“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采取哪一种国家形式(如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军事专制等等)，都是阶级统治、阶级压迫的工具，都是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即使说，哪一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不过是指这种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即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的自由)约束到什么程度而言的。比如，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它们的国家形式都是军事专制。在这种国家形式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几乎不受限制，要怎样压迫就怎样压迫。而另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如瑞士、美国等，还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采取所谓议会民主形式，这样，它们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就不能不受到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某种牵制。这两种国家形式，从表面上看，前者比较“不自由”，后者比较“自由”。但这仅是形式上的差别，而它们的实质却都是一样，都是资产阶级或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它们都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压榨。在那里，只有地主、资产阶级剥削迫害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而没有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纲领》提出争取使德意志帝国成为“自由国家”，充分暴露了它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面目。
(二)批判《纲领》关于“国家的基础”的谬论。(第4—7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国家不过是维护和巩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纲领》是怎样说的呢?马克思指出：“它不把现存社会……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这里提出的“精神、道德、自由”，和国家一样，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些东西不可能成为国家的基础。把它们看作国家的基础，就抽掉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完全抹杀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国家就成为脱离社会的超阶级的国家了。可见，《纲领》“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
不仅如此，《纲领》还离开阶级分析，滥用“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字眼。
马克思指出，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文明国度(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等)的社会，尽管由于各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特点，因而摆脱封建制度杂质的程度有所不同，发展的形态有所差异，发展的程度也有大有小，但全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至于这些文明国度的国家形式，即《纲领》所谓的“现代国家”，却是各不相同的。德意志帝国是军事专制的国家，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还保持着国王，美国则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对这些不同的国家形式，不作具体分析，不谈国家的阶级性质，却笼统称之为“现代国家”。所以，马克思说，《纲领》所谓的“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马克思接着指出，不管这些文明国度的国家形式如何不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这就是说，它们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它们在性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
那末，《纲领》把国家和社会割裂开来，空谈“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避而不谈国家的社会基础，另给国家安上一个“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用心何在呢?戳穿来说，就是为了掩盖德意志帝国的反动阶级本质，以便向它提出一些自欺欺人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以扭转工人运动的方向，取消革命斗争。
(三)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第8—10段)
马克思在论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指出：“‘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因此，现代国家制度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资产阶级社会灭亡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从下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来看，显然是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制度，因为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国家已消亡。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是一个科学论断，而不是凭空的推测。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 《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77页。]这就是说，这个结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分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必然导致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消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实现这一革命转变，无产阶级必然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旧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消灭一切剥削。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所有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不同，它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产生和成长起来，而只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凭借自己的政治统治，在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粉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由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同时，无产阶级还必须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意识形态、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建立起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而在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是对他的全部革命学说的总结。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44页。]1850年，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任务，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1852年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到了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伟大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更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页。]而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哥达纲领批判》则进一步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在阐明这个科学论断的重要意义时，指出：“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国家与革命》单行本，第32页。]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苏修叛徒集团却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过渡时期的理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时期只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并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是为其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进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捏造根据。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还是反对这一伟大学说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的分水岭。《纲领》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指出，它“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相反地，却提出什么争取“自由国家”，这就充分表明了《纲领》的机会主义本质。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工人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他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实践，又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光辉的论述，指出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反复强调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同现代修正主义和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全面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主席为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总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照耀我们向共产主义前进的灯塔。
(四)对《纲领》提出的庸俗的民主主义要求的批判。(第11—15段)
《纲领》提出普选权、直接立法权、实行人民裁判、建立人民军队、废除一切特别法律等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基础”(《纲领》通过时，把“自由”一词删去了)。马克思从如下几方面对这些政治要求进行了批判。
指出《纲领》的这些政治要求都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是他们的应声虫。这些要求有的纯属空想，有的已经在瑞士、美国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所谓“现代的国家”)中实现了。
既然《纲领》已明确声明德国工人党要在自己的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那就不应该忘记这些要求(“这一切美丽的东西”)只有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才是适宜的(“人民主权”是资产阶级假借的名义，实质是资产阶级主权)。而德意志帝国还没有这样一个“人民主权”的基础，还不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向它提出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通过揭露德意志帝国的本质，进一步揭露了《纲领》的虚伪性和奴才相。马克思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这就是说，德意志帝国还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纲领》既然没有勇气象法国工人那样提出变专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的要求[ 这里指从1830年至1870年的四十年中，法国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斗争时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路易—菲力浦时代(1830—1848)，法国工人就走上了为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而独立斗争的道路。几次起义，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到路易—拿破仑(1852—1870)时，巴黎工人在1870年游行示威时，高呼“打倒波拿巴!”(即拿破仑)“共和万岁!”等口号。]，就不应当向军事专制的德意志帝国提出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可是，《纲领》居然这样做了。这种做法是既不诚实又不体面的，特别是还庄严地向这个专制国家保证用“合法手段”来争取这些东西。好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马克思指出，被庸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看作千年王国[ 千年王国，来自基督教的一种幻想。幻想经过战胜魔鬼，耶稣再次降生于世，就会有千年太平与欢乐。实际上这是麻痹劳动人民的一种欺骗宣传。]的民主共和国并不是永世长存的，它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一种国家形式，它必将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所粉碎。可是就连这个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的庸俗民主派，也比《纲领》提出的那种民主主义要高明得多。因为庸俗民主派还要求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纲领》只是向军事专制的德意志帝国乞求一个警察所许可而实际上做不到的民主主义。换言之，《纲领》所要求的，不过是在维护德意志帝国的专制统治的前提下的“民主”，这样的“民主”要求，只能是幻想。
在本节的最后，马克思还指出了《纲领》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以及把国家视为由于分工而脱离社会的独立体的错误。《纲领》要求把统一的累进所得税[ 这是一种按累进税率征收的所得税，即对不同的所得额规定不同的税率，所得额越大，税率越高。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就是只按所得缴纳一种税，取消一切间接税。]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马克思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这是说，赋税只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经费的一个来源。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纲领》提出这个谬论，就把国家和政府混同了，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占有制掩盖起来了，从而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掩盖起来了。这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马克思指出，所得税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所以，提出征收累进所得税的要求，就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不去触动它的基础。可见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派[ 这是指英国利物浦资产阶级财政改革派。其首领是威廉·格莱斯顿(英国反动政客，曾任财政大臣和首相)的堂弟罗伯特·格莱斯顿。他主张对地产征收累进所得税，以充实资产阶级国家的预算收入，作为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提出和《纲领》相同的要求，是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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