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讲稿》4.1)
我们知道，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到五四运动的十九年中，是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并使革命走向高潮以至最后失败的时期。毛主席讲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他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660页。]。这个革命是一九一一年发生的，但革命形势在十年前已经开始存在了。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和约》的签订，在中国社会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资产阶级转向了革命。一九〇五年同盟会的成立，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向高潮，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峰。
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是因为这个革命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六十年以后，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初步成长起来的条件下产生的。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有了资本主义，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这是辛亥革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这时的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讲，还是很幼小的——我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始终是很弱小，不够成熟与强大的，但在这时，它已成为足以发起革命运动的力量。
其次，发动革命的主要成员与单纯的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大不相同。胡绳同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里，有一个统计[ 胡绳：《中国近代史提纲》第46页。]，是根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作的。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会员，在可以查考的279人中，其社会成分是：
商业和农业资产者 133人 占全体中的48%
学生和各种小资产者 58人 21%
工人 54人 19%
会党活动分子 34人 12%
同盟会的情况稍有不同，但缺乏具体的统计材料。同盟会于一九〇五年在日本成立，主要是由兴中会、光复会(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华兴会(两湖知识分子的组织)等小团体的成员联合成立的。在这三部分中，兴中会是左派，华兴会是中间派，光复会是右派，包括地主阶级里的反满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的上层，像国民党的王宠惠、地主反满派的章炳麟都是光复会里的有名人物。关于章炳麟的阶级地位，学术界现在有争论。当然一个人是发展变化的，章炳麟尽管参加了革命，但整个看来，他的封建性很大，不过已掺了资产阶级色彩，不是原来的封建主义了。和孙中山矛盾最大的是光复会。华兴会与兴中会有矛盾，但几次主要的斗争它都参加了。黄兴是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二次革命时他虽不很积极，但仍参加了斗争。光复会这时却已退出了。兴中会是比较接近下层的，同盟会成员里面，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比重都有增加。解放后，我们对同盟会成员作了一个调查，按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九年会员名单，请现在仍健在的会员塡了个表，调查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是留学生，一部分是中小学教员。家庭成分复杂：有地主、富农、贫农、商人、小贩、官僚等，贫农很少。这就可以说明，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这个情况当然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分大有不同。洪秀全是个农村知识分子，虽然信基督教，也很难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义和团的情况也大不相同。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哪一部分呢?资产阶级可分为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上、中、下层。毛主席讲大资产阶级的两派讲得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也分的很清楚。民族资产阶级中有没有上、中、下层，主席没讲过，但我们讲的与主席著作的精神也不冲突。这些人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中小生产者富有革命要求的那部分，辛亥革命的成员，特别是这个革命团体的领导骨干，主要是这一部分人。总之，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代表资产阶级中从地主官僚转化的，与地主阶级联系密切的那一部分，那是戊戌变法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明显地是代表中小生产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与封建联系密切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便在政权中取得一席地位，这些人就是君主立宪派或资产阶级立宪派。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后和改良派论战内容之一就是立宪问题。
第三，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简单地说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包括平均地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内容，都不像单纯农民战争那样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而是有很大的现实性。但是这两项根本没有实行。“平均地权”是孙中山从美国人那里抄来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更现实些。这个纲领确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这时是在资本主义已有一些发展的条件下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保障资产阶级的地位。相反，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很不现实，它要彻底平分土地，不要商业与独立的手工业，这是要从封建经济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去，这是不可能实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私有制的高度发展，而《天朝田亩制度》却是基本上废除私有制，这怎么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当然，客观上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四，我们再进一步从阶级关系来看，农民在这时无疑是参加革命的，他们多多少少是在资产阶级发动下展开活动的。这时的农-民斗争，有些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有些斗争起初不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但资产阶级后来也参加斗争并从中进行领导。资产阶级发动农民的方法，一种是同盟会通过会党分子来搞的，如一九〇六年十月在湖南的浏阳、醴陵，江西的萍乡所发动的起义。这是比较广泛采用的一种形式。同盟会为了吸收会党分子，专门成立一个组织，叫“共进会”，由于会党首领有浓厚的封建性，有的本身就是大地主，是封建阶级的人物，为了便于吸收这些人参加，免得刺激他们，同盟会便把与封建阶级抵触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共进会在武昌起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吴玉章同志的哥哥就是四川会党里的人物。四川叫“袍哥”，陕西叫“刀客”，有点骑士侠客的味道，杨虎城就是陕西的“刀客”。会党群众不一定具有封建性，问题主要是看谁领导。由革命农民掌握起来就能起革命作用;受地主操纵也能反革命。抗战时，日本鬼子在沦陷区就操纵会党，成立红枪会、大刀会等，为虎作伥，鱼肉人民，可见，它被帝国主义反动派操纵了，就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参加会党的群众成分很复杂，多是由农民、码头工人、散兵游勇等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同盟会通过会党发动了不少的群众。另一种方法是当着各地农民群众斗争起来以后，同盟会派人去掌握。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间，孙中山在镇南关(现在改为睦南关)等地直接领导了六次武装起义，清政府鞭长莫及，那时东北的胡子(响马)活动地区，同盟会也派人去联系;有些斗争完全是自发的，如长沙等地饥民抢粮，同盟会也赶快插足进去。总之，这时农民的反抗斗争多多少少是在资产阶级发动下进行的。以前单纯的农民起义，完全是自发的，没有新的阶级参加，农民群众是作为独立的成分出现的，而现在却是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参加斗争的。所以说，这个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出现了，但还没有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只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而参加斗争，这时它是殿军，论人数它也没有农民多，不是革命的主力。这种情况到了五四运动时，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根据以上情况来看，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领导者，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高举革命旗帜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这就是辛亥革命所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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