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说明——答邓初民先生
我认真读了邓初民先生对拙作《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的意见（邓先生的文章，题目是《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该文发表于1957年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并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这里，我表示感谢。邓先生表示基本上同意我的论点;他提出的意见，依我看来，有的是出于对我的文章的误会，本来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有的是和我的论点基本上不同的。现在，大致按照邓先生的文章的顺序，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在邓先生的文章的第一部分，即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性质、它们的敌对性、斗争的尖锐性的论述中，有些地方不太明确。如果他的意思是这样：单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于反动统治者也是极严重的威胁，反动统治者会凭借政治力量对付唯物主义思想家，残酷地迫害他们，以至把他们烧死、杀死;那当然是对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不过，这在我的文章中是说到了的。拙作已经谈到“梁武帝为什么用《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来解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这就是因为，无神论自身——就是还没有作出政治上的结论，对于反动统治者说来也是一种间接的但是极严重的威胁。”这里也就表明了反动统治者是常常凭借政治力量对付先进思想和先进思想家的。拙作也说到“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害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事实”。因为不是以论述这个问题为主题，所以没有多。邓先生就这方面作一些补充，自然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邓先生并没有把这层意思摆在适当的地位上;而企图由此引出应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尖锐性归向杀人流血，引向‘人的死活’上去”(正如邓先生所说，这是我“总不愿意”的)。这样“引申”就势必把哲学斗争与思想斗争跟政治斗争以至战争混同起来。邓先生说：“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实质上总归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这能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杀人的方式吗?”我以为，革命战争的革命一方和反动一方，在意识形态上当然是尖锐敌对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因此而说，战争本身就是哲学斗争，思想斗争。邓先生还举了若干历史上的“砍头”的例子;但是“砍头”当然不是哲学斗争的方式，虽然有时哲学斗争会和砍头相关联。拙作一开头就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其本身来说是思想斗争，斗争的方式是说理。”反动统治者说理不过，而要“砍头”，那已经不属于哲学斗争本身了。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一般是密切联系的，它还通过政治斗争又间接地和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联系了起来。但是，绝对不能把“联系”看作等同。邓先生说：“把阶级斗争总结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三种方式，还只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历史，在实际上阶级斗争的方式没有这种区分。马克思正是根据历史上的、近代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总结出阶级斗争的几种方式的。为了反对贺麟先生的否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尖锐性、它们的敌对性的论点，如果所用的根据只是指出政治斗争、战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那是软弱无力的、不着边际的;如果为了反对贺先生的论点而把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战争混同起来，那我们自己就陷入了另外的思想混乱。邓先生认为：贺麟先生说哲学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用意“主要是在强调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不尖锐”。邓先生对贺先生这种说法的用意的猜测，大概是对的。但是，我们有什么必要反过来硬要主张哲学斗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哲学是“飞机轰炸的目标”呢?
邓先生说“……任何政治上的错误，却都由于思想错误所产生，则是经常的，无条件的。把哲学观点和政治结论截然分开，把理论与实践分开，这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绝对不兼容的。”这当然是对的。我的论点是这样：“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相矛盾”，也不排斥“他们暂时还没有根据他们的哲学观点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这和邓先生的观点并不是不能兼容的;这个“经常”(或通常)和“暂时”、“无条件”和“有条件”正是矛盾的辩证法。如果我们承认前者而否定后者，那是要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的。历史上某些唯物主义者(他们基本上限于唯物主义自然观;还应补充说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本身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正是基本上由于政治的关系。邓先生对张载的哲学观点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提出了疑议;这里不必讨论这个问题。历史上终归有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作朋友的事实。似乎邓先生只承认在新中国才有这样的情形;这是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的。在理论斗争上，对方说是黑的，我们偏说是白的，未必一定正确;而且人们常常从这里失足陷入另外的错误。我认为批评贺麟先生的观点，正是要摆脱如“哲学斗争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这类没有意义的问题，要正确说明历史上某些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所以能够作朋友的事实，不被这个现象所迷惑;而从哲学斗争本身，从它的实质阐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敌对性和它们之间斗争的尖锐性。拙作论述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无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敌人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如果根据后者，就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等同，当然是错误的。同样，用前若来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也是极端错误的。”正是在这个出发点的问题上，我和贺麟先生的意见有原则的分歧，和邓先生的看法也不一致。
邓先生的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企图进一步探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问题。他提出要从“反映论”上考虑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统一，我以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感谢邓先生这个意见对我的启发。但是，邓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毕竟有相同的地方”，我是不能同意的。邓先生所指的也许是这种情形：唯心主义哲学也是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个别片面和局部，虽然这种反映总是采取了颠倒的(或夸大的)形式;因而唯物主义者也就有可能从唯心主义体系中剥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把以颠倒的形式接近于对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的东西纠正过来，加以改造，批判地吸取。但是，这种情形是一回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即关于认识的理论上有无相同之处，是另外一回事(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当然是根本对立的;这是不用说的)。决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我再一次表示感谢邓先生对我的启发;并提议大家进一步从反映论这个角度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的统一。
邓先生还用了许多笔墨来说明哲学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自然科学前提，它的阶级性革命性等等，那都是正确的。但是，用以责备我忽视或抹煞这一点，却不符合事实。我在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刺激，互相推移”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条小注：“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在这里。”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在这里和邓先生没有任何分歧。正如邓先生所说，我不是论述这个问题，“不必把论述面牵涉太广”。
(原载1957年4月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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