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一年，大宋首都开封府法院的法官——书中称为孔目——孙定接手了一桩领导交办的案子。两个领导，一小一大，小的是开封府尹，大的是殿帅府太尉高俅。大领导交给小领导，小领导再交给孙法官。
其实，作为大宋首都一把手的开封府尹，已经是高官了。只不过，与把持朝政，深得道君皇帝宠信的高太尉相比，还是略次一些罢了。
按理，既然是两个领导交办且大领导还有明确指示的案件，孙孔目只要照办就行——我敢打赌，换了你，也不想自找没趣，竟然要逆了领导旨意行事。
可孙孔目好像和潜规则有仇，硬要找顶头上司开封府尹理论。
府尹也知道这是一桩冤案，但官大一级压死人;再说，他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混到这级别，以后还指望升迁呢，岂能轻易得罪圣上眼中的第一亲信第一红人高太尉?
府尹认为，高太尉要以“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罪名判处他手下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死刑，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只能按领导意思办嘛。林冲作了冤鬼，自找高俅，关我何事?
——是啊，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官帽，冤死一千个一万个林冲，关我何事?就像明朝末年一位高官说的那样：这年头重要的是自己的官爵，别人的死活，与我有什么相干?
孙孔目听了却连连冷笑：我看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话说得很难听，府尹不高兴了，喝道：胡说。
孙孔目却继续冷笑：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孙孔目所说俱是事实，府尹想必也为此心中有气。于是，他这才转变态度，问：据你说时，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断遣?
孙孔目说，看林冲口词是个无罪的人，只是没拿那两个承局处。如今着他招认做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二十，刺配远恶军州。
尔后，府尹“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禀说林冲口词。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
可以说，正是孙孔目的正直敢言，也多亏开封府尹还没完全丧尽天良，《水浒传》里最英雄也最悲情的林冲才没有成为被合法处死的冤鬼。
2
《水浒传》的故事，其时间背景是宋徽宗年间，其时，距大宋的灭亡已经近在眉睫了。那个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末世。
关于末世，我以为有两个人说得好。
一个是吴敬梓，他在《儒林外史》里说晚明，“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
另一是龚自珍，他的悲愤与悲痛更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中，真正意识到身处末世的并不多。鲁智深算一个。他虽是个一字不识的大老粗，却颇有慧眼。他说：“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
在鲁智深看来，大宋的现实就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
不过，他还是替皇帝留了点面子——皇帝还是圣明的，只不过受了奸臣蒙蔽嘛。就好比男人本来都是柳下惠，只不过受了坏女人诱惑，才变得像我的朋友蒋胖子那样好色。
事实真的如此么?
宋徽宗时期的大宋，国运早就日落西山，外则辽金虎视，内则奸臣当道。内外交困之际，道君皇帝仍然做他的太平天子，沉溺书画金石，热衷园林古玩，醉心歌儿舞女，弄得多少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这些暂且略过不提，单表一点，那就是步入末世的大宋，仅其司法的黑暗就已然到了令人窒息、绝望的地步。
司法有多黑暗，世道就有多险恶。因为司法的黑暗，它对应的是官场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人心的趋恶和社会的动荡。
3
首先，司法成为官员作恶的利器。
高俅陷害林冲便是最典型也最显著的例子。仅仅因为干儿子喜欢下属老婆，身为国之重臣的高俅竟下套构陷林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误入白虎节堂后，如前文所述，若非孙孔目这种浊世清流出手相助，林冲肯定会被合法地处死。林冲由死刑改为刺配，并非司法公正的结果，而是司法人员中还有硕果仅存的良知未泯灭者在起作用——当然，这作用很有限。不然，就应该宣判林冲无罪，并将他无罪释放。
梁山好汉中，柴进是特权人物，因祖上禅让之功，他是拥有铁券丹书的世袭贵族。
出场前，作者就借店主之口道出了他的牛叉劲儿，“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
宋江杀了阎婆惜，与兄弟宋清流落江湖，前往沧州投奔柴进，柴进曾向宋江夸口说，“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大罪恶，既到敝庄，但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
又说，“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但是，柴大官人高估了铁券丹书的力量。他这个没落的世袭贵族，无论曾有过多么高贵的血统，多么炙手可热的权力，还是明显干不过人家新兴贵族。
柴进的叔父柴皇城所居的高唐州，知府叫高廉，乃是高俅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
高廉倚仗堂哥高俅的势要，更有一人，则倚仗高廉的势要。这便是高廉的妻舅殷天锡——权力恰似一条闭环的铁链，一环紧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
殷天锡年纪虽小，“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如何横行害人呢?柴皇城家里有个花园水亭，盖造的好，“那厮带将许多诈奸不及的三二十人，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
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座别墅，某个官员的小舅子看中了，带人来喊你赶紧搬出去，他要来住。这，不仅蛮横，而且荒唐。
柴皇城当然不肯，他告诉殷天锡说，“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侮。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
殷天锡却“不容所言”，一定要把柴皇城一家赶出去。柴皇城上前制止，“反被这厮推抢殴打，因此受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
对殷天锡仗着权力而干出的强盗恶行，最初，柴进是相信大宋法律的。当李逵跳将起来说：“这厮好无道理!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
柴进忙劝阻说，“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事实证明，柴进未免过于相信大宋法律——虽然他本人就是一个不断违反法律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者。
柴皇城因被殷天锡殴打，抑郁而死，“一门穿了重孝，大小举哀”。至第三天，殷天锡又带了三二十个人前来，勒令柴进三日之内搬走。
柴进忙于丧事，不想和他理论，便说，“叔叔卧病，不敢移动。夜来已自身故，待断七了搬出去。”
殷天锡却骂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
——你叔叔有一处大别墅，被某个级别其实并不算高的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的市长——的小舅子看上了，要你叔叔无偿搬出去，把大别墅让给他。
你叔叔不肯，便被一阵毒打。你叔叔含恨去世，尚在全家举哀办丧事，他又上门勒令你搬走，你哀求说把叔叔的丧事办完再搬吧。他下最后通谍，只给你三天时间，否则就把你抓进去。
这种在法治时代听起来异常荒谬的事情，可它就在号称太平世界的大宋发生了。柴进也是有地位、有身份且见过世面的人，他提醒殷天锡，我并非普通平头百姓，“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
可是，他这个柴家的龙子龙孙，在赵家人面前，早就贬值了。殷天锡要他把丹书铁券拿出来看，柴进说放在沧州家里，已派人去拿。
殷天锡的反应是“大怒”，称“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为了证明他不怕，立即下令手下“与我打这厮!”
前朝龙子龙孙的身份，不能保证柴皇城的花园不被抢占;丹书铁券的圣旨护佑，也不能让殷天锡略有敬畏。
眼看柴进就要如同叔父柴皇城那样惨遭毒打时，“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听得喝打柴进，便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个，一哄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拳头脚尖一发上，柴进那里劝得住。看那殷天锡时，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趁柴世宗去世，柴氏孤儿寡母主持国政之际，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了人家江山，自觉内心有愧——比起那些夺了人家江山却自感正义爆棚的人来说，这内心有愧确也见出了他的相对仁慈 ——便下旨宣布，要求他的后人善待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就是说，柴家后人，有凌架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只要不是图谋造反夺位，哪怕杀人放火，也不得追究。纵然谋反，也只需狱中自尽，留个全尸。并且，不搞株连。
时过景迁，从宋太祖到宋徽宗，一百多年过去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宋太祖钦定的法律，在一百多年后的一个地方官眼中，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所以，要为小舅子报仇的高廉下令“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众人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
至于柴皇城那座惹来弥天大祸的精美宅子，“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园院。”
及后，倘不是梁山出兵打下高唐州，柴进必然冤死黑牢。
与养尊处优的柴大官人相比，粗人李逵对世道的认识反而更清醒。这黑厮大约小牢子当久了，见识了太多黑暗之事，他对大宋法律的领悟，远比柴进深刻得多。
柴进表示要和殷天锡打官司时，他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是时的大宋，当然颁布有若干看上去很正义很正点也很正经的条例，可惜，在官员们的实际操作中，早就成了变形金刚，以至李逵这样的江湖好汉，也深知这些法律的虚伪可笑。
换句话说，大宋的司法，只是强权者用来斩杀弱势者的尚方剑，绝不是弱势者用来躲避不法侵犯的挡箭牌。
无论高俅害林冲还是高廉害柴进，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们法律外衣下的伎俩，他们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伎俩，可他们仍然干得就像大家完全不知道一样，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明目张胆的满不在乎：
陷害你，与你何干?
4
其次，司法成为司法人员捞钱的路子。
《水浒传》一再写到大宋朝的司法人员，尤其是监狱战线的。比如牢城的管营、节级和差拔。
如果说高俅之流害人，有时候还要找个理由或是设个局的话，那么，这些小官小吏已经撕下了一切伪装或者说不屑于任何伪装。司法权，不过是赤裸裸的捞钱利器。
林冲到了沧州牢城，其他犯人都来提醒，“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钱物。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得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尤其是，书中所谓按太祖武德皇帝当年立下的规矩，凡是囚徒到了牢城，先要打一百杀威棒。这一百杀威棒到底要不要打，是立即打还是以后打，是认真打还是走走过场，其自由裁量权均属牢城官员。
其他犯人告诉林冲，牢城官员“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
果然，差拨一会儿就来了。林冲还没来得及把银子掏出来，那厮便“变了面皮”，迫不及待地破口大骂，“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刺刺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纹，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身碎骨。”
及至林冲把银子呈上，差拨变脸比夏日里变天还快，“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必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受苦，久后必然发迹。据你的大名，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
等到林冲又取出柴进的书信，差拨的笑容应该更灿烂了，说：“既有柴大官人的书，烦恼做甚?这一封书直一锭金子。我一面与你下书，少间管营来点你，要打一百杀威棒时，你便只说你一路患病，未曾痊愈。我自来与你支吾，要瞒生人的眼目。”
差拨走了，可怜的林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语道，“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端的有这般的苦处。”
按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的规矩，凡是流放犯人，都要打一百杀威棒。但钱既然可以通神，开国皇帝的规矩也就不妨让一让路。
林冲那一百杀威棒，找了个路上生病的理由求免，从监狱一把手到手下办事人员，尽是拿了林冲银子的，自然一齐说情。杀威棒不打了，派去看守天王堂，早晚只烧香扫地。
甚至，就连项上枷锁，也在“取三二两银子与差拨”后，“就将枷也开了。”此后，“那管营、差拨得了贿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来拘管他。”
如果说沧州牢城的管营等一干人不过浊世俗吏，吃相如此难看也不足为奇的话，那么，纵使后来成为梁山重要人物的戴宗，虽然顶着天罡星的光环，可他在管理江州牢城时，和他的沧州同行也并无两样。
其时，宋江发配江州，故意没按惯例送钱与戴宗。戴宗径直找上门来，骂道：“你这黑矮杀才!倚仗谁的势要，不送常例钱来与我?”
宋江因有吴用书信，自不用怕，还故意戏耍戴宗，声称，“人情人情，在人情愿。你如何逼取人财?好小哉相?”
戴宗却不知究竟，闻言勃然大怒，喝骂：“贼配军，安敢如此无礼，颠倒说我小哉!那兜驮的，与我背起来，且打这厮一百讯棍!”
周围看热闹的牢城小吏，都使了宋江的钱，看到戴宗要打宋江，“一哄都走了。”戴宗“肚里越怒，拿起讯棍”，亲自动手打宋江。宋江问他，你要打我，我得何罪?
戴宗的回答牛逼得经典：“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只苍蝇。”
在戴宗们这样的大宋执法者眼里，流放而来的犯人，不过是手中可以变现的行货。倘不能如其所愿，那纵然只是轻轻咳嗽了一声，也犯下了天大的罪过。弄死这样一个“行货”，不过是打杀一只苍蝇。
这种前提下，有钱自然法外施仁，像林冲那样由他自在;若是无钱行贿，杀威棒不仅难免，即或侥幸不死，也是“从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饶他。”
大宋朝这些官吏们的本质，被宋江怒杀的阎婆惜总结得最到位：“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
5
第三，法律不过是官员手里的变形金刚，随心所欲，为已所用。
在大宋，法律与公平公正无关——除非偶有一两个像孙孔目和叶孔目那样的浊世清流;绝大多数官吏驾轻就熟地玩弄法律于股掌。
宋江因黄金之争，一怒之下杀死小三阎婆惜。阎婆“推开房门看时，只见血泊里挺着尸首”。这个老妇人，失去了世上惟一的亲人，内心的愤怒与悲伤可想而知。
不过，她大抵担心叫嚷起来，宋江把她一并杀了灭口。于是，假意顺从宋江，声称只要宋江养赡她，她便不予追究。
宋江信以为真，两人一起上街去买棺材。及至走到县衙门前，阎婆“把宋江一把结住，发喊叫道：‘有杀人贼在这里!’吓得宋江慌做一团，连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
县衙前有几个公人，听到有人喊杀人贼，急忙围了过来，但一看是宋江，也不管阎婆喊的是真是假，都劝她，“婆子闭嘴。押司不是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说。”
阎婆再次声明，宋江就是凶手，并强烈要求公人将他捉住，一同到县里报案。然而，只因“宋江为人最好，上下爱敬，满县人没一个不让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这婆子说。”
这时，一个时常受宋江小恩小惠的小贩唐牛儿路过，偏偏前一天晚上，唐牛儿去找宋江时，被阎婆惜一番臭骂，“唐牛儿见是阎婆一把扭结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鸟气来”，他也不问青红皂白，上前大骂阎婆，“叉开五指，去阎婆脸上只一掌，打个满天星。”
——趁半路杀出个唐牛儿之机，宋江成功地逃跑了。
“众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动手，拿唐牛儿时，须不担阁。”唐牛儿本不知情，与宋江杀阎婆惜毫无关系。但是，知县“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要为宋江开脱，就得另找顶罪的。这个顶罪的，唐牛儿简直就是天赐之物。
尽管“唐牛儿供道，‘小人并不知前后。’”知县却“只把唐牛儿再三推问。”并下结论说，“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闹?以定是你杀了。”
唐牛儿没杀人，自然不承认。知县便下令刑讯逼供，“左右两边狼虎一般公人，把这唐牛儿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幸好，一则唐牛儿身强体壮，二则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杀人，是以才没屈打成招。知县本人，“明知他不知情”，但“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
如果不是阎婆惜的相好张文远要捉拿宋江为女友报仇，唐牛儿总有挺不住刑讯逼供的那一天，诚如是，一起标准的冤假错案将新鲜问世。
前面说过，流放犯人到了牢城，先打一百杀威棒。林冲和宋江有钱有关系，自然都没打。
武松到了沧州，既没钱也没人，还要硬充好汉，眼见得就要打死在棒下。天可怜见，站在管营背后的管营公子施恩看中了他，想借他重夺快活林。
于是，管营主动替武松找台阶下，暗示他自称有病。武松却像个二百五，坚称没病。管营又说他脸色不好，杀威棒暂时不打了。
武松不知好歹，偏要当场就打。管营只好笑道，“想是这汉子多害热病了，不曾出汗，故出狂言。不要听他，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
试想，若不是施恩，便有十个武松也死在杀威棒下了。
大宋司法的弹性、荒谬与可笑，可略见一斑矣。
6
第四，各色人等早就对司法公正失去了信心，法律早就没有了公信力和威慑力。
这方面，下级军官花荣算内伙子，他看得比较深。他的说法是：朝廷法度，无所不坏。山大王王英的说法则是：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
有什么样的官，就有什么样的民。在大宋朝，官员视法律为害人工具，为挣钱门路，为变形金刚，这样，老百姓也就视法律为一文不值的狗屁。
于是，我们看到，石碣村打渔的阮氏三兄弟，听说要去抢劫生辰纲，明知这是犯罪的事，却比捡了金元宝还欢喜;
于是，王婆只为了一副棺材钱，便将良家妇女教唆去偷汉子，更设计毒死了善良无辜的武大郎;
于是，张青孙二娘夫妇长年在十字坡开人肉店，用药把客人麻翻了，“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
于是，只为了赚朱仝上梁山，宋江和吴用竟指使李逵一斧头把四岁的小衙内“头劈作两半个”;
于是，毛太庄为了讹诈解珍解宝兄弟打到的大虫，便与当公务员的女婿一起捏造事实，把解氏兄弟打进死牢，准备以法律的名义，判处两兄弟死刑;
于是，水泊梁山终于啸聚起一百0八条好汉，兴风作浪，冲州撞府……
7
末世的大宋，司法黑暗只是整体溃烂的表征之一。
当司法黑暗至极，强权者固然可以“合法”地伤害比他弱势的人;但弱势的人，也不会再对法律抱有敬畏之心，也会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啸聚山林，从此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
到了这地步，大宋朝就成为一个没有胜者的满盘皆输的暗社会。暗社会里，既看不见星光，也看不见道路，所有人都像没头苍蝇一样乱冲乱撞。
诚如是，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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