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小记
相信很多人都对以下这一段话绝对不陌生，长期以来，哪怕是最持人本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会承认这是至少所谓成熟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最集中的表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卡尔·马克思给出了以下著名的论断：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简单来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两条基本规律：其一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非相反;其二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于这两条基本规律，可以自然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社会形态，且在这一决定中，生产力是主体。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简述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状态”或者“水平”决定了人们之间形成不以他们的意志力为转移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体又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了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将与旧的生产关系产生冲突，并在历史意义上导致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化，直到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重构，人类社会也就进入到新的阶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
基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和其它相关论述，加上资产阶级科学的影响，自第二国际以来，逐渐形成了第一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基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后来还参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生产力的定义——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将生产力定义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那么界定生产能力的标准，也自然而然的基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被定义成了使用价值的产能或者价值的产能，有时候甚至会被技术水平所取代。基于这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概念，也就是个人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概念，生产力被视为预先完成了的主体和客体的结合，并且在历史的意义上不受主体的控制。因此自然而然的，在历史意义上，生产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和人际关系只不过是“理性的狡计”。生产力形而上学且机械的存在着，就像天意一样。它自己就是历史的主体，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只不过需要透过人这一形式降临，因此只要一个社会的产能，或者说技术水平达到了一定的地步，自然而然就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迁。所以这种变迁在根本上与人类的活动无关，人类活动只会导致一些波动，也就是所谓的主观能动性制造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偶然性，就像人类的科学只能减缓或加快，而不能阻止一个人的死亡一样。
本人不是什么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这篇文章也只是一篇短文，而非系统性的论述。本文既不会系统性的考察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变迁，也不会考察马克思之后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变迁，只是单纯结合逻辑学和马克思的一些原始文本，来分析马克思的这一论述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都知道，一种理论想要成为真理，它就要满足两个特点，一个是不与事实相违背，另一个是不与逻辑相违背。前者自不用多说，也就是说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理论基于一定的前提得出来的结论，需要和现实中同样的前提所延伸出来的实际结果相符合。而后者意味着三点：首先它意味着最基本的，理论不能自相矛盾，否则理论自身就无法立足;其次它意味着逻辑本身的完备性，也就是说逻辑要保证自己的前提与自己的结果是对应的，要保证自己的逻辑前提，对于自己理论的结果来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否则逻辑本身的地位就会受到考验;最后，由于人类用语言范畴来重新构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实体、关系和范畴，因此逻辑本身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词语本身。
“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问题就在于，什么是生产力。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物质资料时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以及因有相当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发动着生产工具并且实现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这些要素总合起来，便构成为社会的生产力。”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背离马克思，也在背离它自己，它的逻辑在自我破坏。斯大林把生产力定义成生产工具和操控工具的劳动者的结合，显而易见的，这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改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劳动过程中存在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斯大林直接将其抽象成了生产力的两大要素。这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完备的：首先不提被排除掉了的劳动对象，劳动过程能否等同于生产力，如果等同，那么过程本身是凌驾于三个要素的总体而非要素的简单结合，就好像社会不是简单的个人人际关系的加总。
即使是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力是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结合。那么同样根据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和马克思主义所承认的另一个基本原则——“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一定的劳动者和一定的生产工具首先自然是过往的实践的结果，并且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遵守这一点，既否认过去给定的一切物质条件来自于过去的人类实践，又否认这些物质条件会在当下和未来的生产过程中能动的变化。甚至在具体的阐发和应用中，“正统”历史唯物主义连它自己都不遵守：在除去生产力定义之外所有的理论环境中，都将生产力视为“劳动生产率”。我们都知道，如果按照斯大林的定义，生产力是人和工具的结合。那么所有考虑的就不只有都有如何的劳动力和如何的生产工具，考察生产力时必须要考察生产工具的组织方式，也必须要考察人的组织方式。因此就必然需要考察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这两种再生产，也是恩格斯所捍卫的理论。这也就意味着考察生产力必须要考察生产力的组织方式，考察生产力的形式，也就是生产关系和能够影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同样也意味着要考察生产力中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仅是宽泛的人，还有由人构成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影响力。
但是实际中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则简单的把生产力给当成劳动生产率、当成技术水平，他们考察生产力水平的方式仅限于工业产值、工业化程度、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或者是类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宣称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的结合，因此“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按照它自身对生产力的定义来阐释生产力，而是先用扭曲的马克思的语言来定义生产力，再在实际中利用资产阶级的科学来描绘生产力，它是自相矛盾的。最终这种“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唯物主义。对于大卫·李嘉图来说，所谓的生产力就是“劳动生产率”，由一系列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构成。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本中是怎么定义生产力的呢?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已经很明确的将劳动生产力视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换言之，他并不否认生产率是生产力的一部分，但显然这是不充分的。我们从后往前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中包含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认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同时他并不完全反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来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既认为生产力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认为“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也就是说，至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而言，生产力并非只是生产能力，也并非只是物质条件(劳动力和资料)，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本身，甚至还包括构成生产力的上层建筑。生产力是一种历史总体，它既包括了人类从过去继承来的物质资料，包含了过去所生产出来的社会化的人类，然后还包括了将这些人和资料组织起来的生产关系，以及那些影响到生产关系的其它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力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所依赖的主体，客体以及结合、支配并生产这两者的技术和社会关系。这一生产力格局也使得主体——包括抽象的人类、具体的个人特别是组织起来的人类组织得以具备真正的创造历史的能力，而非是受到了换了一个名字的绝对精神的支配。这赋予了革命和社会主义以生命力，这不仅意味着通过自觉的无产阶级来主动改变社会阶段是现实的，也意味着由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控制和组织经济是现实的。
在这之后便是所谓的“一定水平的生产力”是何意义。一般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认为只需要生产力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生产关系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而且一旦生产力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这种变革便是必然的，只不过其他的因素可以推迟或提前这种必然性。这看起来是逻辑上完备的，一定水平的生产力这一条件，对应生产关系根本性变革这一结果。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从没有规定过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水平。所谓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是人均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还是人均钢材表观消费量达到10吨?还是实现可控核聚变与火星殖民?从来没有人能说清楚，什么是足够的生产力水平，有的只不过是在前工业国家里鼓吹电气化等于社会主义，在电气化的国家里鼓吹互联网实现计划经济，在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开始鼓吹科幻作品。因此“正统”唯物主义逻辑是不完备的，它无法保证一定前提对应一定的结果，因为它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前提是什么。
同样的，这种逻辑还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假设他们算出了一定的生产力到底是什么水平，也算出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限度，它还要面对一个根本的逻辑问题：为什么一种生产关系存在生产力上限，为什么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炸毁旧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不会按照李嘉图的观点，当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达到上限后，一切的利润都将用来支付工资和地租，扩大再生产无法维系，工资停留在勉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社会进入死而不僵的黑暗时代。但是如果生产力还包含阶级斗争，这一点就不是问题。
于是社会主义自然就被推到了地平线上，成为了一个永远渴望不可及的目标。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那么下一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就会被紧接着指认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循环往复。于是乎，历史唯物主义就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存在崩溃的必然性，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就只有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因此社会主义就成了一种伦理学规定，成了一种政治行动，成为了社会工程和经济技术，新康德主义就这样渗透进了马克思主义，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大卫·李嘉图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只要能够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就永远不会灭亡;如果不能够保证，那么资本主义就会陷入马尔萨斯危机。
进一步的，所谓的“决定”的含义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都知道，在语文上有两种“决定”：一种是函数式的，一定的前提与一定的结果一一对应，它可以被一个公式所表达——Y=k*X+b，Y是结果，X是前提，k是参数，b是偶然偏差;另一种是规范式的，所谓的决定指的只是一种基础性的规范，规范并不指向指定的结果，而是指向一个范围。比如说碳基生命体的基本物质构成决定了它要从外界摄取能量，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决定它是自养生物还是异养生物，是光能生物还是化能生物。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么论述“决定”的呢?恩格斯在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这样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认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换言之，恩格斯在这这封信中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历史合力论，经济是基础，但是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还要受到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上层建筑的影响，其具体构成和演变是无数人的个人意志与行动统一在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意志和利益为转移的历史总体中的结果。恩格斯还特别强调，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意志并不是完全消散且毫无影响，而是加总成了社会整体趋势的一部分。换言之，恩格斯不否认个人意志能对人类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是个人的意志与行动想要对历史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并不是通过英雄主义的方式，而是通过汇集进人类集体的行动。换言之，只有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阶级，一个政治集团去行动，所谓的主体性才可能干预历史的运转。当然，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活力，需要依赖于经济基础所确立的规定性范围。
显然恩格斯趋向的决定论是第二种决定论，经济状况是规定了社会基本面的基础，但是具体社会制度的建立在层次上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影响，在构建上是人类主体的意识和行动的总和。在经济基本面所允许的基础之内——和恩格斯一样，这里我们暂时不提经济基本面也是实践的结果——社会和历史是所谓的上层建筑和人类实践所能够决定的。这也正是十月革命的合法性所在，革命并不需要等到实现了银河帝国之后才能发生，只要经济基础已经容忍客观上存在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队伍，那么革命就已经有了潜在的基础;而一支足够庞大的工人队伍并不意味着革命会自然发生，不管是沙皇俄国的工人还是说星际资本主义下的工人，而是要依赖具体的经济社会形势、政治组织的发展和职业革命家的行动。
如果不遵守这一点，就必然导向考茨基主义对十月革命的抹黑和污蔑，看看我们周围吧，这种人何其之多。他们遵守的其实是第一种决定论，他们否认客观经济状态之外的力量，比如说上层建筑，比如说人的意志和行动，比如说经济中的人类活动也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更别说像我们之前所说明的那样，把生产力真正当做人类活动的结果，并且把它当做是人类社会在经济上的的总和。至于这一些因素，不管是政治、还是文化亦或者人的能动性，在他们这里其实是一个逻辑上的遮羞布，当历史没有沿着这一种决定论延展的时候，就把这种相对独立性或者能动性搬出来粉饰自己。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必然性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必然倾向于出现一定的社会变化，但他并不保证必然性可以自然的在某一个节点变成现实。假如说十月革命因为列宁或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某些错误决策而最终失败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革命的必然性仍然存在，只不过这种必然性业已缺乏现实的中介来实现。在20世纪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的俄国，这种必然性已经基本无法实现，但直到我们认知内的人类社会不复存在之前，这种革命的必然性将不会消亡，但也不会自然而然的实现。但是按照““正统””历史唯物主义，天意要么立即凭空将一些没有社会基础的人和组织提拔成列宁第二和新的布尔什维克党，要么必然会在不远的未来重建一个党并再次掀起变革，再不济也必然会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实现这种复活。
这种反动的决定论还导致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所谓的“规律”的迷信。它相信三个教条，其一是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是规律是普世的永恒不变的，其三是规律能够直接锚定历史的每一个节点。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规律固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定的前提条件下自然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但是没有规律规定前提条件是永恒不变的，没有规律规定人不能改变环境和前提，更不存在没有前提的规律，那种存在不是规律而是天意。因此第一个教条是不完备的，第二个教条会直接崩溃。至于第三个教条，我想上文关于决定论的论述就已经反驳了这种“凡事都有天意”的论调。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摆弄一下文本学，所谓的“归根结底”,在恩格斯那里直接翻译过来是“在终审法庭上”。这个词确实是“最终”的意思，在翻译中把它翻译成“归根结底”并不算完全错。但是重点在于，“归根结底”是一个时间上回溯性的词，指的是回到事物最原本的方面，回到事物的根源。因此，如果沿着正时间轴出发，“归根结底”实际上是“从一开始”的意味，它所指涉的决定性由于是回溯性质的，因此支配着整条时间轴或者说历史脉络。但是“在终审法庭上”指的是站在一种结果的角度上，逻辑性的回溯整条时间线，它所指涉的决定性支配得是一段历史的结果，是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对整段历史加以审视。举个例子来说，“归根结底”倾向于认为经济在一段历史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占据支配地位，而“在终审法庭上”强调的是经济在一段历史时期的整体上占据支配地位，但不排除特定环节中相左。
最后，让我们考察一下另一端的生产关系。“正统”历史唯物主义设置了一个它自己也不明所以的生产力水平，也自然设置了一个它自己也不明所以的资本主义容纳生产力的水平。它默认资本主义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的限度是在数学上恒定的，虽然它自己也计算不出来。因此它在实际上拒绝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拒斥列宁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过生产关系的重组，因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正通过不断革新自身来防止被生产力炸毁。同样的，它也就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包含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它在否定了生产关系由社会的各大阶级构成，各大阶级会通过阶级斗争自发或者自觉地影响生产关系。实际上，它已经否认了革命，也否认了改革，否认了一切社会变迁，因为它否认了自觉的阶级，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否认政党。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理解生产关系内部的阶级斗争会改变生产关系，并且认为阶级斗争只可能是自发的，那么它显然也就不能理解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它难以理解科学到底是生产力还是上层建筑，难以理解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是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因此若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复强调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强调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对经济的改造。他们可能就会像“大萧条”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主张经济危机是天意，政府不该干预自然规律，因此将政权拱手让给主张积极干预的极右翼政党。或者学习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认为首先应当广泛建立合作社，毕竟政权是上层建筑，夺取来也只不过是有“能动的反作用”，不能决定经济基础。
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描绘了一个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可是同时也很清楚：这些条件是改变着的……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描绘了对另一个场景的分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
显然在马克思这里，生产力是一个历史总体，它既是物质条件的结果，也是人类活动——阶级斗争的结果，而这一活动自然涵盖经济、政治和文化，包括自发和自觉。那么自然，决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生产力，就不仅只是生产能力，而是基于一定的人化自然物质条件，以及一定的继承下来的有社会意识的人类，通过一定的现实生活(人和资料)的生产关系，对这些人力和物质条件的组织和使用本身。否则他在上面里两个环境中，就不会将社会关系作为生产力，将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关系这一生产力的自我解体，也不会王室与贵族间、贵族与贵族间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并构成经济关系的行动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而是会谈论资本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是由于某种机器的发明，或者是英国的某些行业的产能和生产率到达了某个数值，而后封建生产关系就突然容纳不了生产力而崩溃。显然，“正统”理论选择的就是后一种逻辑。
因此，最终我们在逻辑上得出，“正统”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逻辑上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相冲突，还与它自己相冲突，并且他并不具备一个严密的逻辑所需要的完备性。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为真理，那么就是对整个人类理性的否定，也就是对过往所有人类实践的否定，即使单论教条，它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本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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