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本合集的总纲。它确立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巴以问题的本质不是“两个民族的冲突”，而是锡安主义殖民计划对巴勒斯坦原住民的驱逐与压迫。这个框架包含四个核心工具：以色列工人阶级的“殖民基因”、定居者暴力的阶级分析、“反锡安主义不等于反犹”的政治辨析、“反犹主义标签武器化”的话语批判。后续每一篇文章，都是对这四个工具之一的深化和展开。读者读完本文，即掌握了进入整个合集的钥匙。)
在中文互联网关于巴以冲突的讨论中，长期存在两种简化叙事：一种将所有犹太人视为锡安主义计划的共谋，另一种将以色列的罪行归咎于“犹太民族的劣根性”。这两种叙事都回避了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以色列犹太工人阶级为何会支持并参与殖民压迫?定居者暴力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如何批判锡安主义而不陷入种族主义?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以色列社会的阶级形成过程，用历史唯物主义而非民族本质主义去解剖这个定居者殖民国家。
一、以色列犹太工人阶级的“殖民基因”
以色列的犹太工人阶级，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无产阶级。它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一部分。
自20世纪初第二次阿利亚(犹太移民潮)开始，“征服劳动”(Kibbush HaAvoda)就是工党锡安主义的核心纲领——用犹太定居者取代巴勒斯坦劳动阶级，从而在历史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完整的犹太社会。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系统的物质和制度安排。从奥斯曼时期后期开始，巴勒斯坦农民被逐出世代耕种的土地，为犹太农业工人和基布兹让路。
在英国托管时期(1920-1948)，犹太总工会Histadrut承担了这一殖民任务的核心执行功能。它致力于吸引犹太劳工进入犹太社区，将阿拉伯工人从犹太经济部门中清除，并扩展这一部门到新的经济活动中，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犹太经济。Histadrut被明确描述为“定居者犹太工人阶级的组织”，其核心功能是“建设犹太国家”。
这套“征服劳动”的实践有多彻底?MAPAI(工党前身)领导人David Hacohen在1969年的一次演讲中亲口承认：他们“拒绝阿拉伯人加入Histadrut;在果园站岗阻止阿拉伯工人获得工作;在阿拉伯农产品上浇煤油;甚至攻击在阿拉伯市场购物的犹太妇女”。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甚至规定，如果租户雇佣非犹太劳工，每违反一次就要向犹太国家基金支付10巴勒斯坦镑的罚款，且土地可能被无偿收回。
结果是什么?到1935年，雅法有4000名阿拉伯工人失业，海法有4500名失业，伯利恒和拿撒勒地区约7470名劳动力失业。而犹太工人则凭借Histadrut的排他性保护，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就业保障。
这意味着：以色列犹太工人的工资水平、就业保障乃至整个阶级地位，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巴勒斯坦劳动力的系统性排斥之上。他们之所以能比巴勒斯坦工人“过得好”，不是因为他们在与以色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赢了，而是因为他们被允许参与对巴勒斯坦人的殖民掠夺。一项学术研究指出，犹太工人的这种优势地位，正是通过历史上对殖民掠夺的“种族壁垒”来保障的，而这种保障又反过来“构建了殖民者人口中大多数人对系统化殖民和征服的同意”。
二、“工人贵族”的定居者版本
这正是列宁关于“工人贵族”理论的定居者版本。
恩格斯在1858年观察到，英国工人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为英国“剥削全世界”，使得工人阶级中的少数获得了长期的利益。列宁后来将这一理论系统化，用以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会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他们从殖民掠夺中分得了一杯羹。
以色列的犹太工人，就是这种“工人贵族”的定居者版本。他们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体系中获得的“特权”，不是抽象的“民族认同”，而是具体的、物质性的利益：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社会福利、优先的就业机会、廉价甚至无偿的巴勒斯坦土地。
Histadrut在1920年成立时的正式名称是“以色列土地上犹太工人的总联合会”，直到1966年才删去“犹太”一词。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它从来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而是一个“犹太工人阶级”的组织。而“犹太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产物。
三、定居者暴力的阶级分析
(央视报道中见证以色列定居者袭击的巴勒斯坦居民)
2025年10月，联合国记录到自2006年开始统计以来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最严重的一个月。这些暴力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殖民工程的一部分。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遵循了定居者殖民主义的一般模式。
这里必须面对一个阶级分析上的难题：参与暴力的犹太定居者，按经济成分可能属于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但按政治行动却服务于殖民压迫。如何定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从来不是简单的“看收入”。一个人的阶级意识，不是由他的工资单决定的，而是由他在阶级斗争中的实际站位决定的。一个以色列犹太工人，如果积极参与定居点建设、参与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参与封锁和羞辱巴勒斯坦工人，那么他在阶级战争中就站在了殖民者一边。他可能仍然是一个被以色列资产阶级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但他同时是一个殖民计划的主动参与者。这两者并不矛盾——恰恰是在殖民体系中，被剥削者可以通过压迫另一个被剥削者来获得“补偿”。
以色列社会学家Nir Gazit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国家不是定居者暴力的抑制者，而是暴力的推动者和受益者。定居者暴力行为者通常以准军事方式行动，携带武器，穿着部分军装。更关键的是，这种暴力享有系统性的有罪不罚。以色列人权组织Yesh Din的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超过96%的警方调查以不起诉告终;在368起案件中，仅有8起导致全部或部分定罪。2005年至2025年的数据同样显示，超过90%的案件未导致起诉，定罪率仅为3%。
2025年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趋势：针对定居者暴力的调查在六年内上升了560%，但起诉率依然极低。B'Tselem的报告指出，在过去两年中，定居者杀害巴勒斯坦人的21起案件中，“没有一名肇事者被定罪”。
这种有罪不罚不是“法治的漏洞”，而是殖民统治的正常运作方式。定居者暴力是“通过人口工程、土地掠夺和战略碎片化”来推进殖民计划的系统性工具。当一个国家的执法机构系统性地不起诉某一类暴力行为时，这就不是“个别定居者的越轨行为”，而是国家通过默许和纵容来实施的结构性暴力。
四、批判锡安主义，而非犹太人
这就回到了最关键的政治问题：如何批判锡安主义殖民结构，而不滑向种族主义?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主义ABC》中分析沙俄犹太人问题时明确指出，问题不在于“犹太人”这个种族或宗教群体，而在于犹太人中的资产阶级——那些通过高利贷和商业剥削劳动人民的阶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始终是阶级和阶级结构，而不是民族或种族。同样，以色列社会中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联合反对锡安主义殖民的斗争贯穿了整个历史。
(1)巴勒斯坦共产党的早期实践(1919-1948)
巴勒斯坦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试图跨越民族界限。1919年，巴勒斯坦共产党前身组织在成立会议上明确决议：“本党与一般锡安主义截然对立，且不会参与其任何机构。”1924年，它被共产国际承认为巴勒斯坦分支。尽管早期成员多为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但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该党迅速转向反对锡安主义，并开始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共产党解散，其成员分散到以色列、约旦和加沙等地。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完全可以基于阶级立场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这条路线虽然在当时被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暴力推进所打断，但它在理论上留下了重要的遗产。
(2)以色列共产党(Maki)：一个活的例证
(以色列共产党标志)
以色列共产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反锡安主义等于反犹太”这一谬论最有力的反驳。作为一个由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成的政党，它自诞生之日起就与锡安主义殖民计划划清了界限。
1965年，以色列共产党因内部在对待锡安主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分裂。以梅尔·维尔纳和陶菲克·图比为首的反锡安主义派别脱离出去，另组“新共产主义名单”(Rakah)，并得到苏联的承认;而由什穆埃尔·米库尼斯和摩西·斯奈领导的亲锡安主义派别则留守原党，该党后来在1980年代初消亡。1989年，Rakah重新采用“以色列共产党”(Maki)的名称，并作为主要力量组建了“和平与平等民主阵线”(Hadash)。
今天，以色列共产党是“以色列境内唯一真正的阿拉伯-犹太政党”。其成员构成中，80%是阿拉伯裔，20%是犹太裔，这与以色列人口中80%为犹太裔、20%为阿拉伯裔的结构正好相反。这种独特的构成，使其成为跨越民族界限、践行阶级团结的典范。
在政治上，以色列共产党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占领，主张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并全面撤出定居点。它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是“制度化的种族隔离”，并指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是“持续的种族清洗”，其目标远不止于打击哈马斯。该党在议会中拥有席位，其议员奥弗·卡西夫等人因公开声援加沙，面临被驱逐甚至被非法化的威胁。
以色列共产党的存在，证明了反锡安主义与犹太身份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正是这些犹太革命者，代表了犹太人真正的解放道路——不是通过殖民另一个民族来获得“安全”，而是通过与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联合，共同推翻那个压迫所有人的殖民结构。正如以色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约阿夫·戈德林所说，以色列共产党“自1919年成立以来，始终反对锡安主义这一殖民计划”。
(3)巴勒斯坦共产党(1991年重新成立)：拒绝被同化的革命派
(巴勒斯坦共产党党旗)
在巴勒斯坦方面，同样存在坚持阶级分析、拒绝被民族主义叙事同化的共产党力量。今天的巴勒斯坦共产党(Palestinian Communist Party, PCP)是在1991年12月重新成立的，其前身组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它和1991年由原巴勒斯坦共产党改名而来的“巴勒斯坦人民党”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后者走上了温和的议会道路，参与了奥斯陆和平进程;而巴勒斯坦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一切形式的抵抗”，包括武装斗争。
该党认为，解放的道路不在于谈判的“幻想”，而在于巴勒斯坦人民自身的斗争。它致力于在全部巴勒斯坦历史领土上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并坚决反对锡安主义占领。该党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也是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员，与希腊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国际左翼力量保持联系。现任秘书长是马哈茂德·萨阿德。
尽管巴勒斯坦共产党在现实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左翼派别，群众基础薄弱——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有重要意义：它证明了巴勒斯坦政治光谱中存在超越民族主义、坚持阶级分析的左翼声音。在一个被宗教民族主义(哈马斯)和世俗民族主义(法塔赫)主导的政治格局中，这个坚持马列主义的政党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巴勒斯坦的解放，不是用一个民族的统治取代另一个民族的统治，而是打破殖民结构本身，建立一个所有民族、所有阶级都能平等生活的社会。
(4)Matzpen与IHUD：以色列国内的反锡安主义传统
以色列社会内部的反锡安主义传统同样不容忽视。1962年成立的以色列社会主义组织Matzpen(“指南针”)从以色列共产党中分裂出来，成为以色列国内最坚定的反锡安主义力量。该组织的政治议程是“去锡安主义化以色列，并将其整合进一个社会主义的中东”。早在1967年六日战争结束后，Matzpen就公开宣布：“每一个被占领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为自由而斗争。”1988年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Matzpen发表声明：“我们，以色列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来到这里表达对你们反抗占领斗争的团结，以及对你们面对占领政权野蛮镇压手段时所展现的坚韧力量的敬意。”
在更早的历史中，IHUD(阿拉伯-犹太和解运动)由Judah Magnus教授创立，重要成员包括马丁·布伯。虽然人数不多，但该组织积极捍卫阿拉伯权利，反对建立排他性的犹太国家。这些历史事实至关重要——它们证明：反对锡安主义不等于反对犹太人。恰恰相反，正是那些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犹太革命者，代表了犹太人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反犹主义”标签的武器化——如何用苦难为侵略背书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建立了一套话语等式：
批评以色列=否定以色列的生存权=反犹主义
这个等式的第一步就是错的。“批评以色列”和“否定以色列的生存权”是两码事，就像“批评美国政府”和“否定美国的存在权”是两码事一样。但这个等式被反复灌输，以至于很多人——包括一些犹太人自己——都开始接受它。
这套话术最恶毒的地方在于：它把犹太人的历史苦难——大屠杀——变成了以色列的政治资本。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种族灭绝之一。但以色列政府把这个悲剧转化为一种政治豁免权：因为我们受过苦，所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不能被批评;因为大屠杀发生过，所以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都是“再次迫害犹太人”。
这就是“拿着自己的苦难为侵略背书”。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套具体的操作机制。它的运作方式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滥用“反犹主义”指控来打压批评者。
2018年，以色列通过了《犹太民族国家法》，明确规定“以色列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并将“否认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权”列为违法行为。这意味着，从法律上，批评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性质，就可能被定性为“反犹”。
2024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政府以“支持恐怖主义”为由，驱逐或剥夺那些公开声援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公民的国籍。奥弗·卡西夫等以色列共产党议员多次面临被驱逐的威胁，理由就是他们“支持巴勒斯坦”。
在国际上，以色列及其盟友(尤其是美国)不断推动将“反锡安主义”等同于“反犹主义”的立法。美国多州已经通过了类似法律，要求政府承包商签署声明，承诺不参与抵制以色列的运动(BDS)。这不是“保护犹太人”，这是用国家权力封杀政治异见。
第二，利用大屠杀记忆来消解批评。
以色列官员在回应国际批评时，有一个标准动作：把批评者与大屠杀相提并论。2023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回应国际社会对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时说：“我们不会忘记，当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屠杀时，世界保持沉默。”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天的批评者就是当年的沉默者，今天的以色列就是当年的受害者。
(内塔尼亚胡)
这种类比是极其卑劣的。大屠杀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而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是对一个被占领地区的军事打击。把两者相提并论，既是对大屠杀受害者的亵渎，也是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二次伤害。
第三，将反锡安主义污名化。
锡安主义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它主张在历史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反对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不等于反对犹太人。就像反对自由主义不等于反对美国人，反对共产主义不等于反对中国人。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刻意混淆“反锡安主义”和“反犹主义”，目的是让任何对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批评都变得“不可说”。
为什么这是对犹太人的真正伤害?
这套话术的另一个后果，是把以色列的行为与所有犹太人绑定。当以色列用“反犹主义”来封杀批评时，它实际上是在说：以色列代表所有犹太人，以色列的行为就是所有犹太人的行为。
这不仅是对犹太人的侮辱，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它给了真正的反犹主义者一个借口：既然以色列代表所有犹太人，那么反对以色列就可以被歪曲为“反对所有犹太人”。反过来，反对以色列政策的人也可能被推向反犹的陷阱。
真正的反犹主义必须被坚决反对。但把“反犹主义”变成一个政治工具，用来封杀对殖民、占领、种族隔离的正当批评，是对反犹主义这一严肃概念的亵渎。它让真正需要关注的反犹事件变得模糊，让真正的受害者——那些因为犹太身份而被攻击的人——的声音被淹没在政治操弄之中。
如何反击这套话术?
第一，明确区分“反锡安主义”与“反犹主义”。反锡安主义是一种政治立场：反对在历史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排他性的犹太国家，反对锡安主义殖民计划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和压迫。反犹主义是一种种族仇恨：因为一个人是犹太人而仇恨他。这两者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第二，拒绝“批评以色列=反犹”的等式。当有人用“你这是反犹”来封你的嘴时，直接反问：“我批评的是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占领行为、种族隔离制度。如果批评这些就是反犹，那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的政策代表所有犹太人?你这是不是在把所有犹太人与以色列的罪行绑定?”
第三，揭露“苦难背书”的虚伪性。犹太人的苦难是真实的。大屠杀是真实的。但苦难不能成为侵略的许可证。如果苦难可以成为侵略的理由，那么世界上所有受过苦的民族都可以去侵略别人。巴勒斯坦人也受过苦——他们被驱逐、被占领、被封锁。他们的苦难为什么不能被用来为抵抗背书?
第四，回到阶级分析。最终，问题的核心不是“犹太人vs阿拉伯人”，而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以色列的锡安主义殖民计划是一个阶级计划，它服务的不是“犹太人民”，而是犹太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中东的利益。真正反对这个计划的，不是只有巴勒斯坦人，还有那些拒绝与殖民者合作的犹太革命者——从巴勒斯坦共产党的犹太成员，到以色列共产党的犹太裔党员，到Matzpen的活动家，再到今天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占领的犹太活动家。
六、结论：阶级分析而非种族本质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定居者中的一部分人，在经济上可能属于无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在政治上参与了锡安主义殖民暴行。他们的阶级属性(被雇佣者)不能自动赋予他们进步性，因为他们的阶级利益已经被殖民结构所收买和扭曲。
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框架来表述就是：犹太资产阶级是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最大受益者，而犹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则被这一计划所收买，成为了它的帮凶。但这不意味着要“清算所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中也有拒绝参与殖民、反对锡安主义的革命者——从巴勒斯坦共产党的犹太成员，到以色列共产党的犹太裔党员，到Matzpen的活动家，再到今天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占领的犹太活动家。
批判的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锡安主义殖民结构及其一切参与者，无论其阶级出身。一个定居者，如果他的收入来自被侵占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企业，如果他的安全依赖于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威慑，那么他在阶级战争中就站在了殖民者一边。他的无产阶级身份，不能成为他参与殖民暴行的挡箭牌。
巴以问题的真正出路，不在于用一个民族取代另一个民族，而在于打破资本垄断的定居者殖民结构，重构跨越民族界限的阶级联盟。正如Matzpen在1988年声明的结尾所说：“一个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民族，不可能获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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