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没有人民的土地”?
锡安主义的核心叙事建立在一句口号之上：“把没有人民的土地，交给没有土地的人民。”
这句口号是双重的谎言。巴勒斯坦不是“没有人民的土地”——在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潮开始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着数十万阿拉伯人。他们耕种土地、建造城镇、传承文化，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而“没有土地的人民”这个说法，也回避了一个事实：欧洲犹太人的困境是真实的，但解决这个困境的方式，不是在自己的家园之外建立另一个民族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分析锡安主义，首先要问一个根本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
答案是明确的：锡安主义是一个殖民计划。这不是一个贬义的标签，而是一个精确的政治经济学判断。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Machover所指出的，锡安主义的“基础性概念”就是“锡安主义是一个殖民项目，巴以冲突本质上是殖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斗争”。
二、赫茨尔的理论：殖民计划的蓝图
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犹太国》(Der Judenstaat)。这本书是现代政治锡安主义的起点，也是一份殖民计划的宣言书。
(西奥多·赫茨尔)
赫茨尔写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所讨论的一个‘想法’是非常老的：那就是重建犹太国……把地球上的一块大小足够具备建立一个国家应有条件的地方的主权授给我们，其他的事情我们会自己来办。”
注意这段话里的关键词：“主权”和“授给我们”。这不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诉求——它是一个对殖民权力的请求。赫茨尔明确将巴勒斯坦和阿根廷都列为候选地点，到1897年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在巴塞尔举行时，才正式确定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建立一个受到公共法律保障的家园”。
赫茨尔的政治实践更加暴露了这个计划的殖民性质。从1896年到1902年，他五度前往伊斯坦布尔，向奥斯曼帝国苏丹推销自己的计划。他向苏丹提出的方案是：犹太人向奥斯曼帝国提供财政支持，作为交换，苏丹将巴勒斯坦“授予”犹太人。这不是民族解放，这是购买殖民地。
奥斯曼当局拒绝了赫茨尔。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一面礼貌地接见了这位客人，一面警觉地向臣僚表示，政府必须“同时在国内与国外尽最大努力阻止锡安主义者们的移民计划”。苏丹说自己“了解他们的邪恶计划，并将在保护自己的犹太臣民的同时，与那些对巴勒斯坦充满幻想的犹太人为敌”。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赫茨尔在1904年去世时，他的计划仍处于困境。锡安运动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赫茨尔的计划要比同时期其他犹太群体的观点更加正确”，而在于“这场运动的确如《犹太国》所指明的那样得到了西方大国极其必要的支持”。
这个“西方大国的支持”，在十几年后到来了。
三、贝尔福宣言：殖民帝国的允诺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致信罗斯柴尔德勋爵，宣布：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全力促成该目标的实现。需要明确的是，任何行为均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存非犹太社群的公民与宗教权利。”
这封信被称为《贝尔福宣言》。它不是一个道德行为，而是一个帝国政治的决定。
(《贝尔福宣言》)
英国为什么支持锡安主义?原因有三：
第一，战略利益。盘踞埃及的英国人若想保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必须将巴勒斯坦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巴勒斯坦海岸上的海法和阿卡两座良港，已在《赛克斯-皮科协定》中被划为英国的核心利益。
第二，争取犹太社群的支持。正如劳合·乔治日后亲述，在解决战时的重要问题时，“俄国与美国的公共意见将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而我们当时有一切理由相信，在这两个国家中，犹太人对我们的态度是敌对还是友善将为事情的结果带来极大的不同”。拥抱锡安运动，是英国争取全球犹太社群支持的手段。
第三，宗教情感与帝国利益的混合。劳合·乔治和贝尔福都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将“福音派信条与英国海外利益自洽地绑定一处”。劳合·乔治曾说：“在我过去就读的学校中，我所学到的犹太历史要远远多于我自己的土地。我可以为你们列数全部的以色列国王，但我怀疑自己甚至叫不出六位英格兰国王的名字。”
英国学者阿卜杜拉·优素福的评价一针见血：“《贝尔福宣言》不仅是一项承诺，更是一种权力行为……一份伪装成道德责任的殖民文件。”英国声称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却从未停下来思考这对已经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它的语境下，“巴勒斯坦变成一片等待被占领的空地，而不是一片有家庭在生活、有农民在耕种并且充满记忆的土地”。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被简化成一个词组——“非犹太社区”。“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声音和历史。他们被谈论，却不被倾听。”
更关键的是，英国在同一时期向阿拉伯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承诺。1915年10月，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致信麦加谢里夫胡辛，承诺支持阿拉伯人独立，巴勒斯坦被包括在这一地区之内。英国政府自己承认，它并没有权利来“处置巴勒斯坦”。但它不仅违反了对阿拉伯人的承诺，签订了瓜分中东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还另外向锡安主义领导人做出保证，“播下了巴勒斯坦持久冲突的种子”。
联合国档案的结论是明确的：“《鲍尔弗宣言》是犹太复国组织持续努力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直接结果。”
四、“劳动征服”：殖民的实践机制
贝尔福宣言为锡安主义殖民计划提供了政治庇护。但殖民的落地，靠的是一套具体的实践机制。
这套机制的核心，被称为“劳动征服”(Kibbush HaAvoda)。
自1904年第二次阿利亚开始，锡安主义工人运动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用犹太劳动取代阿拉伯劳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套系统的物质和制度安排。犹太复国主义机构要求，犹太人拥有的土地必须雇佣犹太工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农业殖民地上，雇员被规定“必须为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甚至规定，如果租户雇佣非犹太劳工，每违反一次就要向犹太国家基金支付10巴勒斯坦镑的罚款，且土地可能被无偿收回。
与“劳动征服”配套的，是土地购买。1901年成立的犹太国家基金(JNF)的核心任务，就是“在巴勒斯坦及其附近地区为犹太人赎买土地”。这些土地大多从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而不是从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手中购买。结果是：阿拉伯佃农被逐出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被移交给犹太定居者。
学术研究确认了这一点：“犹太土地购买是为了安置移民……当土地从阿拉伯所有者转移到犹太所有者时，阿拉伯农业工人被驱逐”。历史记录也指出，土地购买“很少是从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手中完成的”，而是通过犹太机构“利用中间人和经纪人，冒充阿拉伯身份来完成购买”。
到1947年，犹太移民仅拥有巴勒斯坦土地的约11%，却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他们的战略目标从来不是“平等地生活”，而是“建立犹太国家”——一个犹太人口占多数、犹太主权覆盖整个巴勒斯坦的国家。
五、移民与人口工程
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人口工程。
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构想的，是“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巴勒斯坦，以构成一个独立国家”。大卫·本-古里安在1940年代制定了“百万计划”(Million Plan)，目标是将一百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以确保犹太人在未来国家中占据人口多数。
这不是一个移民自由的问题。这是一场有组织的人口工程，其目标是用犹太移民改变巴勒斯坦的人口结构，使阿拉伯人成为少数，从而为“犹太国家”奠定人口基础。贝尔福宣言的最终目的，正如联合国档案所指出的，是“在巴勒斯坦植入一个外国多数，以牺牲土著人口为代价”。它意味着“巴勒斯坦人面临着被无限移民超过的前景，以及将巴勒斯坦的控制权丧失给锡安主义驱动力的前景”。
英国在托管时期(1922——1948)执行了这一政策。英国托管被“专门和公开地设计为促进‘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尽管英国在1939年后限制犹太移民，但在此之前，托管制度已经为锡安主义殖民创造了政治、法律和军事条件。
六、1947年分治决议：殖民权力的国际背书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号决议，要求将巴勒斯坦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
这个决议的程序和内容都暴露了殖民逻辑。决议“违背了关于人权、自决以及国家在它的土地上应该享有完整和统一的一切原则”。它将56%的巴勒斯坦领土分配给了当地约32%的人口——犹太社群。而占人口多数的阿拉伯人只得到了43%的领土。
这个分配方案背后的逻辑是：殖民者有权获得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因为犹太国家需要“吸收移民”，需要“战略纵深”，需要“农业定居点”。而阿拉伯人的“需要”是什么?他们不需要被考虑。正如《贝尔福宣言》中的阿拉伯人被简化为“非犹太社区”，他们在联合国分治决议中也只是一个需要被“安置”的人口问题。
巴勒斯坦人拒绝了这个决议。阿拉伯国家也拒绝了。这不是因为“阿拉伯人不接受犹太人存在”，而是因为这个决议剥夺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自决权——他们占人口多数，却被分配了不到一半的领土。
但锡安主义领导层接受了决议。大卫·本-古里安在私下里说，接受分治只是“第一阶段”，真正的目标是占领整个巴勒斯坦。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意图。
七、Plan Dalet与Nakba：殖民计划的顶点
1948年是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转折点，也是巴勒斯坦人灾难的起点。
在1947年11月分治决议通过后，锡安主义武装力量立即开始了对巴勒斯坦村庄的系统性攻击。而正式的军事计划，代号“Plan Dalet”(D计划)，在1948年3月完成，并于4月1日至5月15日期间实施。
Plan Dalet的核心目标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系统性地清空巴勒斯坦人口，为犹太定居创造空间。正如学术研究所指出的，这个计划是一个“驱逐阿拉伯人口的总体计划”。而当时，犹太人“仅拥有11%的土地，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个计划的目标是“系统地清空土地，以进行最终的犹太人定居”。
Plan Dalet的执行伴随着系统性的暴行。1948年4月9日，锡安主义民兵组织伊尔贡和莱希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屠杀了254名巴勒斯坦村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不是一次“失控”的事件。代尔亚辛屠杀是Plan Dalet的组成部分——它的目的是“在周边村庄散布恐惧”，制造大规模逃亡的恐慌。
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独立时，约75万巴勒斯坦人已经从他们的家园逃离或被驱逐。到1948年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通过军事行动将领土从分治决议分配的56%扩大到78%的巴勒斯坦领土。
这就是Nakba——阿拉伯语中的“大灾难”。
Nakba不是一个“战争后果”。它是殖民计划的有组织执行。正如以色列“新历史学家”的研究所揭示的，Nakba的官方档案被以色列政府系统性地压制。2019年，以色列非政府组织Akevot和《国土报》的调查揭露了“关于Nakba的关键文件在以色列档案中被官方压制”。一份被埋葬的“移民报告”详细记录了“1948年战争前六个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村庄的人口清空”，这份文件“明显削弱了官方叙事”。
为什么一份文件需要被压制?因为它的内容无法被叙事所容纳。
八、结论：不是“冲突”，是殖民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巴以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它不是“两个民族的冲突”。如果仅仅是两个民族的冲突，那解决方案就应该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领土划分。但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目标从来不是“划分”，而是独占。
正如Machover的分析所指出的，锡安主义殖民与阿尔及利亚或南非的殖民有一个关键区别：它“不是寻求剥削土著人口，而是寻求排除、驱逐或以其他方式消灭这些人”。这种“排斥性殖民”，比基于剥削的殖民更难逆转——因为殖民者不是少数地主，而是整个社会结构。
锡安主义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6——1917)：理论构建与外部寻求。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殖民计划，但奥斯曼帝国拒绝了他。锡安运动陷入了困境。
第二阶段(1917——1947)：殖民权力的庇护。贝尔福宣言为锡安主义提供了帝国支持。托管制度使殖民合法化。“劳动征服”和土地购买为殖民建立了物质基础。
第三阶段(1947——1949)：殖民计划的暴力执行。分治决议提供了国际背书，Plan Dalet和Nakba以暴力清空了巴勒斯坦人口，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条件。
第四阶段(1949至今)：殖民结构的巩固与扩展。以色列建国后，继续通过定居点扩张、军事占领、法律歧视来巩固殖民结构。1967年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是这一逻辑的延续。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不是一个“冲突”，而是一个殖民计划。这个计划的每一步——从赫茨尔的理论，到贝尔福的宣言，到“劳动征服”的实践，到Nakba的暴力——都有清晰的历史记录和阶级逻辑。
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巴以问题的任何一面。
(第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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