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0年：一个殖民工会的诞生
1920年，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联合会（Histadrut）成立。它的希伯来语全称是“以色列土地上希伯来工人的总组织”，直到1966年才删去“希伯来”一词。
这个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它从来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而是一个犹太工人阶级的组织。而“犹太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产物。
Histadrut成立时的使命非常明确：组织犹太工人，动员他们完成锡安主义的关键任务——移民、定居和经济发展。它的首任秘书长是本-古里安，后来的以色列首任总理。Histadrut从一开始就与锡安主义殖民计划深度绑定，它的核心功能不是“保护工人权益”，而是“建设犹太国家”。
到1920年代末，Histadrut拥有约25000名成员，并建立起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企业网络和社会文化机构网络，成为巴勒斯坦犹太社群中最强大的机构之一。
二、“征服劳动”：用犹太工人取代阿拉伯工人
Histadrut的核心纲领是“征服劳动”（Kibbush HaAvoda）和“希伯来劳动”（Avoda Ivrit）。
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明确的：在犹太拥有的企业中，所有雇佣劳动——包括最低贱的工作——只能由犹太人来完成。正如学术研究所指出的，“征服劳动”是工党锡安主义的核心目标——“用犹太定居者取代巴勒斯坦劳动阶级，从而在历史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完整的犹太社会”。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套系统的物质和制度安排。
第一，排他性的工会会员制度。Histadrut“拒绝阿拉伯人加入”，并组织犹太工人“在果园站岗阻止阿拉伯工人获得工作”。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甚至规定，如果租户雇佣非犹太劳工，每违反一次就要向犹太国家基金支付10巴勒斯坦镑的罚款，且土地可能被无偿收回。
第二，土地购买与驱逐。犹太国家基金（JNF）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从阿拉伯大地主手中购买土地，但这些土地上的阿拉伯佃农——他们世代耕种这些土地——被强行驱逐。土地购买“很少是从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手中完成的”，而是通过中间人和经纪人完成的。阿拉伯农民被逐出土地，犹太定居者被安置进来。
第三，工资补贴制度。锡安主义资金被用来“补偿犹太资本家支付犹太工人和阿拉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额”。这意味着：犹太工人之所以能拿到比阿拉伯工人更高的工资，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更高，而是因为殖民机构用补贴填补了这个差额。犹太雇主被鼓励雇佣犹太工人，即使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三、工资差异：量化的证据
工资差异是“征服劳动”最直接的量化体现。
1939年至1944年间，阿拉伯工人的日工资仅为犹太工人的一半到三分之一。到1944年，阿拉伯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60英镑，而犹太人的平均年收入为300英镑——差距接近两倍。1972年，在以色列占领区工作的阿拉伯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500以色列镑，而以色列犹太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918以色列镑。
国际劳工组织1977年的报告记录了一个关键的制度性歧视：阿拉伯工人缴纳与犹太工人相同的社会保障扣除，却无法享受犹太工人享有的同等福利——带薪休假、医疗保健、子女教育津贴、补偿金和养老金权利——理由是“他不是Histadrut的成员”。阿拉伯工人“据称没有获得以色列工人享有的所有福利，尽管从他们的工资中合法扣除了相同的款项”。
这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工资差异”。这是一套制度化的种族隔离，通过工会的排他性会员制度、通过殖民机构的补贴政策、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歧视来维持。
四、历史辩论：本-古里安的自欺欺人
1920年代，Histadrut内部就“是否应该允许阿拉伯工人加入”展开了激烈辩论。
（本-古里安）
Histadrut秘书长本-古里安坚持认为：犹太工人排斥廉价阿拉伯劳工，不是对阿拉伯人的民族歧视。他辩称，这种排斥是为了“保护犹太工人的生活水平”，最终将“改善阿拉伯工人的处境，直到生活水平完全平等”。
这个论证的欺骗性在于：它把“排斥”包装成“保护”，把“殖民”包装成“最终惠及所有人”。本-古里安的逻辑是：我们先建立犹太工人的高工资标准，然后阿拉伯工人最终也会受益。但事实是：七十多年过去了，阿拉伯工人的工资仍然只有犹太工人的一半甚至更少，而那些“最终”的受益者从未到来。
更关键的是，本-古里安的论证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犹太工人的高工资，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如果犹太工人的高工资是通过排斥阿拉伯工人、通过殖民补贴、通过剥夺阿拉伯农民的土地来实现的，那么这个“高工资”从一开始就是殖民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工人运动的成果。
五、1948年之后：从“排斥”到“分层整合”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Histadrut对阿拉伯工人的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
1959年，Histadrut大会决定接纳阿拉伯工人为正式成员。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进步——从“排斥”到“包容”。但学术研究揭示了这个转变的实质：Histadrut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以复杂的方式”整合进以色列社会，这种整合是“分层化的”。
所谓“分层化整合”，意味着：阿拉伯工人可以加入工会了，但他们仍然被“限制在劳动力市场的劣等位置和条件中”，并且“以种族隔离的方式被部分纳入Histadrut”。他们可以交会费、可以成为会员，但他们不能享受与犹太工人同等的福利，不能被晋升到管理岗位，不能参与工会的核心决策。
2010年，Histadrut下属的以色列建筑与木工工会（CWU）签署了一份集体协议，声称覆盖了约30万名工人，包括“以色列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和移民工人”，并提供了“以色列最高的最低工资”。工会官员在国际上宣传这份协议，声称它“展示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移民工人的平等对待”。
但学术研究揭示了这份协议的真相：巴勒斯坦和移民建筑工人“在危险的环境中劳动，工资低，没有工会保护，在加入工会的犹太经理和工程师的监督下工作”。工会官员所谓的“平等对待”，不过是一种“劳工外交”——目的是应对BDS运动的国际压力，展示以色列的“良好形象”。
这就是“分层整合”的本质：不是消除歧视，而是使歧视制度化、合法化、国际化。
六、“工人贵族”的定居者版本
现在回到理论问题：Histadrut和以色列犹太工人阶级，能否被理解为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从殖民地掠夺的“超级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上层，制造一个“工人贵族”，从而分化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
以色列的犹太工人阶级，就是这种“工人贵族”的定居者版本。他们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殖民体系中获得的“特权”，不是抽象的“民族认同”，而是具体的、物质性的利益：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社会福利、优先的就业机会、廉价甚至无偿的巴勒斯坦土地。
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明确指出：“犹太工人从一开始就是巴勒斯坦内部的劳动贵族”——非熟练工人的平均个人收入比例为2:1，即使熟练工人，犹太定居者的收入也比阿拉伯同行高出70%。
但这里必须做一个重要的理论区分：列宁的“工人贵族”理论，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中被收买的本国工人上层——他们本身仍然是被剥削者，只是从殖民掠夺中分得了一杯羹。以色列的犹太工人阶级与这个模型有一个关键区别：他们不仅仅是“分得一杯羹”，还是殖民计划的主动参与者。
“征服劳动”的实践——排挤阿拉伯工人、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建立排他性的犹太经济——不是资产阶级强迫犹太工人做的事情，而是犹太工人运动自己发起的。Histadrut的成立、征服劳动的推行、希伯来劳动的实现——这些都是犹太工人阶级（或者说，犹太工人运动）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是被动的受益者，他们是主动的殖民者。
这就是以色列犹太工人阶级的“殖民基因”：他们的阶级地位，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排斥和剥夺另一个民族的基础上。他们的“无产阶级”身份，与他们的“殖民受益者”身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七、结论：一个殖民工会的历史遗产
Histadrut的历史，是一部殖民工会的历史。
它诞生于锡安主义殖民计划的需要，它的核心纲领——“征服劳动”——是殖民计划的实践工具。它通过排挤阿拉伯工人、占领土地、建立排他性犹太经济，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物质和人口条件。1948年之后，它从“排斥”转向“分层整合”，但歧视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是从“你不能进来”变成了“你可以进来，但只能待在底层”。
以色列犹太工人的高工资、高福利、高就业保障，不是他们与以色列资产阶级斗争的成果，而是殖民结构分配给他们的红利。他们之所以能比巴勒斯坦工人“过得好”，不是因为他们在阶级斗争中赢了，而是因为他们在殖民结构中站在了殖民者一边。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犹太工人都应该被谴责。历史上有过犹太工人与阿拉伯工人联合斗争的尝试——巴勒斯坦共产党就是一个例证。但在殖民结构未被打破的情况下，这种联合始终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殖民红利则惠及了犹太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
“征服劳动”不仅征服了阿拉伯工人，也征服了犹太工人自己——它把犹太工人变成了殖民计划的工具，把他们的阶级意识变成了殖民意识。
（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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