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初期涉及贫困问题的标志性著作。这部手稿对贫困问题的论述是以对国民经济学贫困研究的固有假设、分析方法、理论倾向和政策导向进行整体批判为基础的。马克思通过剖析国民经济学贫困研究的理论局限,超越了"经济人"的视野,从人的关系性、社会性、历史性出发,关注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社会根源,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国民经济学为什么无法深刻揭示贫困的现实复杂性和社会历史根源。马克思从工人阶级贫困的经济事实出发,基于“现实的个人活动”,将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等国民经济事实置于具体的社会制度、历史发展阶段之中予以考察,揭示了工人阶级贫困的社会特征与制度根源。
一、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的理论预设
“经济人”假设是以斯密、萨伊、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建立学说体系的理论基础,认为每个人都是出于利己的需要才进行生产和向别人提供自己的服务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个体,社会则是一个以交换和买卖为主的商业社会。当时的人们在讨论经济社会问题时往往使用“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商人”“人人互为手段”等话语。这些话语肯定雇佣劳动制度的合理性、经济效益标准的优先性、劳资关系的统一性,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理论反映。这引致国民经济学家一旦谈及贫困问题,便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社会,认为从事商品生产的贫困工人的存在是必要的。沿袭这一理论思路的国民经济学是难以探索出关于变革贫困工人状况的现实方案的。
(一)“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表明维护雇佣劳动制度的政策导向
“经济人”假设的第一个主要表现是认为人只是“劳动的动物”“消费和生产的机器”。针对这一理论设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Ⅰ中提出了两大理论问题:“(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对此,马克思首先辩证地分析前者。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国民经济学将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即说明了“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揭示了人类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国民经济学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和源泉,并指出了可用劳动作标准、比较不同商品的价值,为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制度获得普遍发展提供了依据。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关于劳动对人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理解是极为狭隘的。在国民经济学家眼中,劳动仅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谋生活动,人也仅仅是“劳动的动物”“消费和生产的机器”。实际上,这是设定了工人固有的社会角色。工人必须服从于雇佣劳动制度,才能增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发展。可见,国民经济学将作为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归结为靠抽象劳动谋生的人,实质上是要把维系社会运转的生产任务全部落到工人的身上。这样,就产生了有力维护雇佣劳动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支配地位的理论效应。在面对贫困问题时,国民经济学倾向于站在维护雇佣劳动制度的立场,从社会财富总体状态及如何实现财富不断增长的角度,判断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认为经济的蓬勃发展有赖于大批务必投身生产活动的贫困工人,而经济的蓬勃发展将会惠及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
(二)“每个人都是商人”倡导经济利益标准优先的社会导向
“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主要表现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则是商业社会”。国民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隐匿在这一思想主张背后的,就是国民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经济利益标准优先的社会导向。
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把商品交换的基础和动机归结为利己主义、私人利益,把商品交换的得失归结为产品带来的利润多寡。这表明他们把经济利益作为考察社会发展态势的绝对标准,要想提高资本家的收益,就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因而“资本家和工人相互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民经济学认为实现了工资平等就相当于实现了社会的平等和进步。国民经济学坚持经济利益标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观点,把经济价值作为衡量社会和个人进步的绝对标准。他们认为工资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获得了对等的经济价值,也就意味着解决了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当谈及贫困问题时,国民经济学倾向于从经济利益标准的角度考虑工人的贫困,认为贫困是由于个人懒惰、不劳动而带来的个体经济问题。于是,国民经济学朝着收入与分配领域大做文章、思考解决工人贫困问题,而根本不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三)“人人互为手段”蕴藏资本合理支配劳动的理论导向
“经济人”假设的第三个主要表现是认为“人人互为手段”。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互为手段的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笔记本Ⅲ中指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XXXV]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国民经济学家把社会归结为人人互为手段的市民社会,并进一步把社会简化为资本家和工人这两类人互为手段的市民社会。他们认为,一方面,工人为资本家提供了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提高工资和提供其他补偿养活了工人,使工人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两者虽然互为手段,但又貌似彼此成全。
国民经济学家仅仅从这个意义上就宣称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认为两者的对立只是偶然的情况。他们用这种统一设定了劳动与资本相一致的关系。这一点正是招致马克思严厉批判之处。国民经济学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能够占有生产资料并掌握工人命运,为什么工人失去生产资料且必须终身沦为雇佣劳动者。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揭露了国民经济学的论证思路。首先,把需要证明的东西充当论证的前提,即把私有财产的存在当作必然性的事实。接着,基于这一设定,用自身认为自然明了的劳动与资本的统一关系,推断一切社会经济问题。最后,论证的结果也不过是佐证了资本合理支配劳动的经济假象,使利益的天平倒向资本家的利益和阶级意志。
二、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解释力的不足
马克思通过洞悉国民经济学在贫困问题研究上的固有假设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倾向、政策导向,揭露出国民经济学囿于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只会运用在造成无产者普遍贫困的私有制根源的外围绕圈子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进而深入检视这种分析方法所能提供的理论解释力。国民经济学家仅仅从自然人口数量、经济增长度、个人勤奋度、制度完善度、消费节俭度等方面的小弊病出发,解释富裕社会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他们把贫困的缘由归结为经济增速问题、个体消费选择、人口繁衍问题等,模糊了人们认识贫困根源及其根治之道的视线。
(一)社会财富的增长有助于贫困工人吗
在面对贫困问题时,国民经济学倾向于从社会财富总体状态及如何实现财富增长的角度,判断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有助于改善工人贫困状况。国民财富越是不断增加,国家越是最快变得富裕,越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并提高劳动工资。劳动工资的提高,使工人获得更多生活资料,增强体质。这样,工人就会更加勤勉地工作,提高改善生活的能力。
对此,马克思肯定了斯密关于在社会财富衰落状态中工人阶级遭受深重苦难的思想,并且比斯密的思考更进一步。马克思指出,在这种状态中,各阶级成员的经济损失都难以避免。资本家就会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补偿自己的损失。这时,“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并且“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
同时,马克思辩证地研究了斯密所谓的有利于工人的财富增长状态。马克思认为,社会财富的增加,的确“促使社会精美完善”,但“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因此,马克思以相当讽刺的语气指出,“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加、增长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概而言之,这些后果就是“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
这表明,国民经济学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局限在于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谈论财富增长对收入分配的促进作用。国民经济学家把产品当作一切,仅仅从客体或直观的角度,从直观把握到的财富数量出发,考察国民生活状况。他们缺乏从主体的角度考察,没有从与人紧密关联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度等方面,探讨为何工人丧失了对产品的直接支配权。
(二)贫困是单纯的个人经济能力问题吗
在国民经济学高举经济利益标准的视野中,贫困往往被归结为个人懒惰、不劳动而带来的个体经济问题。例如,李嘉图指出,“有些国家肥沃土地很多,但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化而遭受着贫困与饥馑的一切灾害”。因此,李嘉图认为,济贫法非但不能改善因懒惰而造成的贫困,反而破坏了市场上公平和自由的精神法则,进一步加剧了贫民的惰性。贫民停留于等待补助而不勤勉工作的状态。最终,这一救助“使一切智力的差别混淆不清,使人们的精神不断忙于满足肉体的需要,直到最后使一切阶级染上普遍贫困的瘟疫为止”。
马克思认为,不能仅仅从个人经济因素方面判断个体之间的差距。马克思指出,“在劳动中,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国民经济学在考察贫富差距问题时,没有把精神的、社会的差别放在视野之内,没有把个人因素与社会制度统筹起来考察。它夸大了个人因素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影响,把个人收入状况的表象渲染成贫困问题的本质。马克思阐明了恰恰是被国民经济学放在视野之外的社会制度因素造成了这一现象。只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国民经济学没有把个人因素与社会制度统筹起来考察的原因。国民经济学认为,保障贫民的个人生计,不能对财富生产总值贡献多少数据。因此,它把贫民的生计和需要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位。实际上,这事关社会的稳定和文明的进步。它不懂得,把贫民纳入经济的视野、社会的视野,并不会掩盖掉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成果。相反,这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只有实实在在地解决贫民的生计问题,社会才能大大提高包容度,国家才能切切实实地强大起来。贫困问题的解决,受益的不仅是贫民,更是全体社会成员。
(三)节制需要就能减贫吗
与把贫困简单地归结为个人经济能力问题的思路相延续,国民经济学将改善贫困的方法指向节制个体需要。节制需要主要包括节制消费需要和节制生育需要。马克思针对这两大方面进行了批判。
第一,节制个人消费的需要能减贫吗?国民经济学认为,除了劳动这一生存需要,工人没有发展需要或享受需要。工人若有其他方面的需要,那都是奢侈。并且,人的欲望总是不断地无限增加。欲望只要无法完全地、永远地得到满足,贫困就永远存在。贫穷只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富有。例如,舒尔茨在《生产运动》指出,“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吃海豹油和发臭的鱼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封闭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国民经济学认为,工人只要节制吃喝玩乐的消费需要,就能拥有更多的积蓄,提高生活水平。对此,马克思指出,这种思路恰恰暴露了国民经济学站在非工人阶级的立场看待贫困问题的真面目。它“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做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即把贫困的标准定于非常低的水平,认为只要工人满足有东西吃、有衣服穿的生存需要,减少其他方面的支出,就不算是贫困户。这种标准实际上是站在资本家生产牟利的角度的。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它恰恰“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国民经济学脱离消费对生产的推动作用,抽象地谈论资本家的生产问题和工人的生活问题,只是用“突发的怪想和念头决定生产”。工人各方面的发展需要的出现和满足,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导向和必要条件。
第二,节制生育的需要能减少贫困人口吗?不生就不穷了吗?穆勒认为,对于所有已经出生的人,国家有可能保障全部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但是,国家必须节制生育。这样,“如果社会把穷人人口的增加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它就能够抚养穷人。”对此,马克思指出,“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这一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难道这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国民经济学仅仅把人口增长当作一种自然现象来分析,选择性地忽视了人口增长的社会意义,遮蔽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过剩人口的关系。因而,在面对伴随着人口增加而出现的贫困问题时,国民经济学只会诉诸于对贫困工人自然生育需要、消费需要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批判。
三、马克思在“现实的个人活动”中对贫困问题的考察
马克思透过对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的整体批判,察明了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理论局限的关键要害。国民经济学停留在人自身来考察人的贫困的缘由,忽视人自身的自然属性或主观意志之外与人紧密相关的、影响经济生活的诸多因素。因而,这只是从预设的前提出发研究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更有利于资源配置和利润增长。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之处在于,直面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在“现实的个人活动”中考察贫困问题。只有认识到人是处于具体历史之中的社会存在物,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利己者,才能有力批判并进而超越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的局限与视野,全面探索贫困问题的复杂多样性,深刻揭示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准确预测贫困问题的解决方向。
(一)对人的关系性的强调使马克思能够全面探索贫困问题的复杂多样性
马克思不是把人看作原子化的、利己主义的孤立个体,而是把人看作处于关系中的人。实际上,正是由于人们长期身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和商品交换规律之中,人们的自利和利益交换意识不断被强化,才会使人们产生人天然是利己主义者的错觉。马克思正是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异化给剥削披上的温情面纱,找寻到了贫困问题的复杂性。
具体来看,马克思通过把握异化劳动所体现的多种关系,考察了贫困问题的多样性。第一,人与物的关系。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对象、结果与劳动者相异化的表现。例如,机器是劳动的新型物质条件,它的使用和推广使得大批工人不能适应技术变革而致贫。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工人处在被资本家剥削的关系中,其寿命的折损导致因病致贫,又因付不起昂贵房租而导致生活型贫困。工人处于与其他工人竞争就业的关系中,工资水平趋于下降,导致收入型贫困。工人状况也受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关系影响。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沦为乞丐;中等资本家经济破产而重新返贫;生产过剩导致工人失业,工资下降到最低限度。第三,人与“类”的关系。工人愈趋不道德、退化、愚钝,只过着生物本能般的谋生活动。这种现象反映了由于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利益被上升为人类交往的绝对纽带。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处于受压迫地位的底层工人表现出一种缺乏生活旨趣、思想动力的精神贫困。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加深了贫困。马克思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相异化就是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这既是人与劳动产品、生产活动、类本质相异化的结果,也是其原因和典型表现。这种阶级对立的结果,突出地表现为工人阶级的贫困积累和资本家财富的不断增加。因此,贫困不仅就个人而言,更是就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状况。
(二)对人的社会性的强调使马克思能够揭示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对人的关系性的把握,是建立在他把人看作社会存在物的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国民经济学关于人是商品人、手段人的理解,暴露了其不能把个体与社会统一起来考察的局限。按照这种理解,呈现在眼前的只能是相互敌对、相互分离的孤立的个体。这样,就会造成错觉,以为人们是缺乏社会联系的。实际上,正是个人生活在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互为异己的关系。马克思通过深入挖掘形成上述多种关系的社会条件及社会特征,揭示了复杂多样的贫困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指出,“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种实际状况,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克思注意到了劳动的异化并不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而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殊形式。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殊条件下,这种异化劳动又具有特殊的社会特征。马克思洞察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不仅体现在工人身上,还体现在资本家身上。马克思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这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都受商品生产结构的影响,服从于资本,均变得片面发展。连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但是,由于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可以通过剥削工人,将其经济压力转嫁到工人身上,因此工人的异化程度最深。可见,工人不仅受资本家所支配,更受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支配,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支配作用,就是工人贫困化的根源。
(三)对人的历史性的强调使马克思能够预测贫困问题的解决方向
马克思对人的关系性、社会性的分析,表明了马克思是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人与社会发展的。马克思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考,并不像国民经济学那样做简单化的处理,而是把贫困问题的解决当作一个历史发展课题。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分析表明,探讨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紧紧围绕工人解放这一根本方针。那么,工人解放又应该如何实现呢?必须通过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这一现实运动是以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解放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第二,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全面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类之间的多种矛盾。第三,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基本方向和核心原则。国民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脱贫方法,貌似具有可操作性,然而,一旦要将这种忽视具体历史条件的措施予以落实,那么越具体的措施,就越容易陷入空想。马克思则是站在人类发展趋势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和工人的立场,指明了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向。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学在既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把对贫困问题的探讨作为踏板,企图自我调节资本主义,缓解阶级矛盾。这一理论流派的现代发展,在分析方法上更加微观化、数学化,数理逻辑的推导难以透彻地呈现出经济政策选择的背后所凝结的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管理模式、社会文化差异等众多社会因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的批判指向所展现的理论线索,紧紧围绕多维社会关系、特定社会制度、具体社会历史背景,在追踪贫困问题的新特点、新表现时,对国民经济学贫困思想与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本质联系的认识趋于清晰。
作者:沈尤佳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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