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
翻译：李蕴慧
【原公众号编者按：资本早已跨越国界，劳动者的斗争却仍常常被国界、社会分工和组织分歧分隔。面对不断加深的垄断、不平等与生态危机，分散的力量怎样才能走到一起?这是萨米尔·阿明晚年持续关切的问题，也是理解他提出“第五国际”倡议的一条线索。
2018年8月12日，阿明逝世。翌年，《全球化》(Globalizations)等刊物围绕这一倡议推出纪念论坛，本文是其中一篇。作者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是巴西社会学者、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教授，长期研究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关注全球经济变动如何影响这一地区的自主发展与劳动者的生活。
带着这些关切，马丁斯重读阿明对资本主义“衰老”的判断，并将讨论推进到改变这一秩序的实际困难：劳动者各有处境、变革者各有主张，要如何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形成共同的行动?以下为正文内容。】
萨米尔·阿明图源：Ahram Online
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与“衰老”
萨米尔·阿明关于创建“第五国际”* 重要性的深刻思考，主要集中在2006年首次出版的著作《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Pour la Cinquième Internationale)。这些思考从多个核心维度反映了萨米尔·阿明思想的生命力。其中，我们可以重点关注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长期趋势(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阶段所呈现的具体形态)的分析，为抵制其扩张或战胜并超越它而构成的反体系运动，此前各个“国际”的潜力、局限和失败，以及着眼于21世纪社会主义转型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
阿明指出，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体系，其核心矛盾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但这一矛盾又与其他不同方向的矛盾相互交织。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与各民族自决以及民族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削弱了工人在与资本斗争时的团结。其他矛盾包括日益加剧的分工，分工加深了各民族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工人群体的差异，进一步加深了工人群体的分裂。资本在对抗工人斗争过程中的优势，具体表现为劳动力在地理空间上的专业化分工与分散布局，但这种优势的增长并不是线性、渐进或确定的。它以周期性的方式出现，且受制于工人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工人以自身的物质利益、主观诉求和文明进步诉求为指引，在国家与国际层面联合开展阶级斗争，将反抗、改革和革命相结合，以部分遏制甚至摧毁资本的优势。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一步衰落，劳动阶级在与资本斗争中的行动空间也随之扩大。这种“衰老”现象的产生与两种条件有关：一是资本的垄断化与集中化的共同推进;二是资本在引领全球化和国家利益方面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日益丧失，这种霸权转而演变为一种支配性的图谋。工人的各个“国际”正是为应对资本全球化而发起的尝试。尽管这些尝试取得了部分胜利，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资产阶级接受劳动的政治经济学，但最终仍被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及其全球权力格局所中和、吸收并击败。
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层面上运行的价值规律与世界层面上运行的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前者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纯粹、最抽象的形式，即通过竞争将资本、商品及劳动力的流通整合起来;后者则指该生产方式在世界空间中运作的具体形式，即在世界空间中限制劳动力的流动。这种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资本主义无法脱离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而运转，从而导致了全球范围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带之间生产方式的具体两极分化。阿明于20世纪70年代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些观点，如《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à la echelle mondialle)(1970)、《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l’echange inegal et la loi de la valeur)(1973)。这些观点在他后来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世界一体化的挑战》(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1996)、《过时的资本主义》(Obscèlent capitalism)(2003)。
萨米尔·阿明《多极世界与第五国际》图源：Amazon
在阿明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只能从19世纪算起，尽管其重商主义前身可追溯至1500年，因为直到19世纪，其生产力的特定基础才在中心地带确立。这一进程伴随着工业革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以及19世纪在欧洲帝国主义和英国霸权推动下开始形成的世界范围内国际分工的开端。阿明认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乔瓦尼·阿里吉(二人的理论受费尔南·布罗代尔影响)的观点假定了自16世纪起“现代世界体系”以及“历史资本主义”的存在，这一命题脱离了“生产方式”的概念，从而过度削弱了这一概念的内涵。阿明试图通过阐明“生产方式”的概念来分析世界体系，并将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看作现有资本主义体系形成过程中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层次。
资本主义世界在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两极分化，导致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垄断结构与劳动分工。最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形式是将工业生产分配给中心地区，而将农产品和原材料分配给边缘地区。然而，在1930年至1980年间，俄罗斯、中国和墨西哥的革命运动、世界经济中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与拉丁美洲的进口替代政策、欧洲殖民帝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去殖民化进程，以及美国的崛起，都推动了重大变革。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计划与部分边缘地区资产阶级的工业化计划并存，这些地区即便在依赖型经济模式的框架之内，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自主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浪潮、苏联解体以及“华盛顿共识”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地区的影响，削弱了这些地区原有的大部分自主权，并使得这些边缘国家的工业资产阶级转向“买办资产阶级”的角色。这些资产阶级转而从事初级产品出口或零部件生产，以及资源开采、土地投机或通过公共债务获得高利贷收入等活动。不过，阿明指出，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其自主权并挑战美式“大西洋主义”的主导地位，是因为毛泽东时期所推行的深度改革，即将土地所有权确立为公有制。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催生了一个以五大垄断领域为中心的“衰老资本主义”时期：对新技术、货币标准和国际金融流动、地球自然资源、媒介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然而，这一体系呈现出多个方面的过时特征：一是由财阀统治阶层主导的体制，即该阶层运用金钱将民主转化为以私有财产共识为基础的“低强度民主”模式，从而加剧不平等并限制了解放的可能性;二是对农民财产及全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这种破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导致劳动力、土地及生物群落被无节制地转化为商品;三是美国与欧洲帝国主义的衰落带来了军事冲突的风险。面对这一“衰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亟需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即围绕社会进步、民主化和多中心的世界体系来进行具体行动。
“第五国际”的社会基础与联合方式
在对此前各个“国际”的评述中，阿明强调“第五国际”必须从“第一国际”汲取批判精神与多元视野。他指出，民主必须提出通过创新、颠覆以及打破私有财产神圣性来迈向社会化的权利要求。“第五国际”必须摒弃“第二国际”以来一直主张的政党对社会运动和群众的理论垄断。社会主义应被视为一系列长期、中期、短期的转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进而促成逐步趋同。“第五国际”应该囊括广泛的社会力量，包括那些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并推动人类摆脱基于性别、族裔、种族和性取向压迫的政治党派与社会运动团体。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克服先前各个“国际”社会基础的局限性。“第一国际”仅代表欧洲工业男性无产阶级的部分群体;“第二国际”代表这些群体所属的政治党派;“第三国际”代表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第四国际”则代表那些规模较小的先锋群体。
为实现更广泛的动员，阿明认为“第五国际”的重心必须围绕国际中左翼(International Centre-left)而展开。这样就能够汇集那些不仅反对新自由主义，而且还致力于推动民主与社会进步、争取多极化世界格局以及实现全球生态治理的革命者和改革者。他将世界社会论坛视为这种联动关系的开端，并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应从其中清除。他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改革派运动不会从自身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尽管他承认其中部分运动或许永远不会这样做。支持这一乐观观点的依据在于，资本集中与垄断所伤害的群体已蔓延至中心国家的广大民众，从而缩小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受害者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曾构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和工会支持帝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通过国际剩余价值的再分配获得了实际利益。这种情况可能使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力量和中心国家内的身份认同运动避免被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逻辑所束缚。对于构成“第五国际”重要组成部分的全球南方民族解放运动，它们面临的根本挑战是深化它们与民主和权力社会化之间的联系，并将这些联系与反帝国主义、去殖民化和反资本主义斗争有机结合起来。
阿明在中国西南大学参加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 图源：乡村建设研究
世界左翼阵营的协同行动对于抵制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更为右翼的势力的崛起至关重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些势力试图弥补资本垄断与集中化的破坏性影响，从而支持帝国主义逻辑的深化。阿明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与新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相关。在衰老的资本主义与美国霸权衰落的背景下，新法西斯主义意图运用国家权力垄断特权，从而摧毁由新经济权力中心的崛起、工人的流动以及民主和解放诉求所产生的竞争压力。新法西斯主义与宗教、社会、种族和部落等方面有关，其核心在于优先关注文化斗争与对多样性的排斥，却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博弈及其物质利益冲突。因此，它们不仅服务于西北大西洋权力中的衰落阶层，也服务于边缘地区的买办资产阶级(力图垄断政治权力，增强自身在获取资产、自然资源、能源和劳动力方面的中介能力)。尤其危险的是受到共和党庇护的美国右翼势力，以及伊斯兰圣战主义思潮。
社会主义转型与阿明的思想遗产
阿明认为，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每个国家内部根据其具体国情展开，其中部分因素取决于该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东亚地区单纯崛起并对抗大西洋帝国主义，并不能保证世界体系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因为中国国家内部同样贯穿着世界体系中存在的这一冲突，尽管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倘若向社会主义的全面转型得以实现，这将是一系列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些力量将在微观政治、地方、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等多个层次得以整合。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全球性的文明工程，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它的建设涉及政治权力斗争和文化斗争的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的结合，必须保持二者之间的相对自主性。因此，社会主义事业应以团结为基础、限制竞争，以合作优势代替竞争优势，从而建立一个基于和平、协商、法治的多中心体系。
萨米尔·阿明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庞大且一以贯之的思想遗产，帮助我们应对21世纪的挑战。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用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自身生成的世界体系中的“现实资本主义”形态。我们或许会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例如他对劳动力全球流动在决定国际价值转移与世界两极化中所起作用的界定;缺乏运用“科学技术革命”的概念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衰老;或者拒绝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概念延伸到15世纪或16世纪，就像沃勒斯坦和阿里吉所做的那样(马丁斯，2011)。
尽管如此，他仍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解释和问题，对于推动当代世界走向人类解放这一任务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分析意义。
注释
* 本文的“国际”指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跨国联合组织。其中：
“第一国际”指国际工人协会，1864年在伦敦成立，联合不同国家、不同思想倾向的工人组织，马克思参与其领导;
“第二国际”于1889年在巴黎成立，主要联合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对战争的立场分歧而分裂;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以各国共产党为主要成员，1943年解散;
“第四国际”于1938年由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建立，反对斯大林主义，主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第五国际”特指阿明提出的新国际主义倡议。他在2006年的著作及临终前的呼吁中，希望突破既有运动的分散与社会基础狭窄等局限，联合政党、社会运动、革命者和改革者。本文讨论的是这一倡议与构想。
参考来源
Amin, S. (1970).《世界规模的积累》。巴黎：Anthropos出版社。
Amin, S. (1973).《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巴黎：Anthropos出版社。
Amin, S. (1996).《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巴黎：L’Harmattan出版社。
Amin, S. (2003).《过时的资本主义》。伦敦：Zed Books出版社。
Amin, S. (2006).《第五届国际会议论文集》.巴黎：Le Temps des cerises出版社。
Martins, C. E. (2011).《拉丁美洲的全球化、依附与新自由主义》。圣保罗：Boitempo出版社。
(全文完)
【关于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
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图源：RT Brasil
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Carlos Eduardo Martins)，巴西社会学者，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防研究所(IRID/UFRJ)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生项目(PEPI/UFRJ)常任教师。其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拉丁美洲研究、依附理论、世界体系与全球化。著有《拉丁美洲的全球化、依附与新自由主义》(2011);与阿德里安·索特洛·瓦伦西亚共同编有《拉丁美洲与全球化的挑战：纪念鲁伊·毛罗·马里尼的论文集》(2009)。
内容来源
本文译自卡洛斯·爱德华多·马丁斯的论文“Samir Amin and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in senile capitalism”，原载《全球化》(Globalizations)2019年第16卷第7期，第980—984页，2019年8月23日在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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