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七个小问题。
1论背弃
这个背弃，其实应该译作背叛，叛变，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感。但是我们的翻译家们给的是“背弃”这个词。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说：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背弃!批评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些批评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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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明末本身以来，直到现在，甚至在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里都在讨论钱谦益的二臣之举：他背叛了明王朝，做了清朝的官!以前这些都是极少数上层知识分子的话题，现在普遍了，成了网络上讨论极为普遍的话题。
在加上民族主义的宣传，加上百年来的战败耻辱，国仇家恨，我们对叛徒的警觉，愤慨是一以贯之的。到了今日，防止间谍，内奸，又到了一个关口。
可以说背叛是十分常见的历史现象，甚至是生活现象。上面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话就是导师在年轻的时候的看法：发展了，变化了，情况变了。这些背叛的出现，不过是社会的不断变化的表现，如果是在生活中遭到背叛，那么也说明你的机遇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赞扬，热爱岳飞、文天祥、邓世昌们的民族气节和斗争精神，可以大骂秦桧、李鸿章、吴三桂们的卖国，但是你却不能否定北宋末年的腐朽，明朝末年的腐朽，大清晚年的腐朽，不能否定这样腐朽的王朝已经到了该死亡的地步。当然，你更不能否定金兀术，清军把宋朝和明朝灭掉的事实，也就是说历史发展了，不是原样子的了。
你当然可以守住道德的高低，用马克思在上面的话说辱骂整个历史，而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以来，王朝更替，背叛旧的王朝，迎接新的王朝，就是普遍的历史现象。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说你事实上不认可历史自身是发展变化的，你自身阻碍、否定任何历史的发展变化，因为只要发生变化，就会出现背叛。
这样，在最深的意识中，你也就必然反对革命!
你的道德坚守不过是在反对一切进步。
我们应该看到只有为先进的革命的充满生命力的社会力量坚守而不是背叛才是道德的，这正如只有有利于更大多数的人的利益的战争才是进步的，正义的是一样的。
在今天，只有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坚守的道德才是正义的，才是值得敬佩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才是值得传扬的。
而这就必然代表革命的力量，推翻一切旧势力的意志。当我们今天反对媚日的汉奸，不就是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早就该进棺材的反动势力吗?我们当年骂汪精卫卖国，不正是因为他代表着国内反动，腐朽的势力要投靠已经没落的日本帝国主义了吗?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已经不是先进的日本了。
所以，大骂背叛是容易的，但是看到背后的时代变革，看到变革的原因，选择站在进步的一方面还是反动的一方面则是难的。而正是难点才是关键点，破口大骂背叛是很容易的。马克思在他的引文中提到了这点。
在补充一句辱骂整个历史的事情，我们的古代先贤们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搞成了道德化最高境界，而后就可以扯来随意批评任何一个皇帝!这在我们的历史中是极为常见的。
我们今天忽然再次出现要防止间谍的事情，再次出现什么汉奸的事情，再次出现媚日，亲美的现象，不过是我们今天自己内部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了。这些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需要借助外部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国内利益。我们国内的矛盾发展了。
2摘桃子和无产阶级自己的条件
先说摘桃子。
我说的是资产阶级摘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桃子。这个比喻是毛主席用过的。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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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这段话核心谈了一个问题就是阶级革命要想彻底胜利得条件成熟，否则就容易被人家摘桃子。马克思这里举了几个例子。法国大革命我们历来都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其实是巴黎的无产者们，只是桃子让资产者摘了。我们的辛亥革命不也是如此吗?辛亥革命的桃子让袁世凯的北洋派给摘了。那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成熟的表现。当然，后来蒋介石北伐就把这个摘桃子的给摘了。他算是军阀中最会摘桃子的。追着红军二万五千里，至少把贵州的王家烈的桃子给顺路摘了。我记得网上有妙语：遇事不决，打王家烈。不知道这话真假。
当然，在成熟和不成熟之间还有半成熟的。苏联十月革命，和我们的解放战争胜利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成熟条件不够，但是国内外形势又迫使无产阶级必须挑起领导者大任的革命。结果是，苏联那边发展了七十年，被叶利钦集团为代表的苏联资产阶级给摘了桃子。我们则发展到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两者的革命，都在暗中有替资产阶级清扫历史障碍的作用。如果看印度，他们没有完成清扫历史发展的障碍——地主，小农，种姓制等等历史垃圾——发展就十分缓慢。当然，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的资产阶级更为软弱些，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和我们的工人联系更紧密，所以，我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权保住了。但是做出了巨大让步和牺牲。这点大家是知道的。反过来如果看列宁和党内的各方面势力斗争，就该知道，他们内部的资产阶级力量，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力量非常强大。而我们主要是小农，所以彼此的成分差别很大。政权的结果也就不同。
因此，知道马克思的这里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自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再来谈谈最后“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这句话。这个他们，实际上就是革命者们。马克思的这句话给我两个启示：第一，机器大工业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它只是无产阶级出现，发展，锻炼，积聚起来的条件，还不是自己彻底解放的条件。大机器生产更适合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武器，战胜工场手工业的武器。所以，苏联失败了，从生产方式看，他们没有摆脱机器化大工业，倒在了信息化的前夜，否则以苏联当年的集中领导，互联网的发展非他莫属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大工业。其实大工业一方面产出商品，让社会进入交换的分配方式，一方面给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而这两方面又是不能分开的。大工业在苏联大发展，也就是商品经济大发展，这就为资产阶级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让大批小市民存在，小资产阶级存在。我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大规模淘汰工业设备，低价处理给私人，但是我们处理掉了，从所有制看我们是吃了大亏的，但是我们大步后撤后，大国企保住了，政权就保住了。九十年代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企业改造，借用从股市融资等方式重新给国企注资，从传统大工业迈向信息化，再到今天的物联网化，智能化。我们就杀出一条血路来，摆脱了传统的大工业的历史羁绊了。只有扔掉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大工业，我们才能活下来，才能打败对手。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淘汰工业，现在他们的人工智能无法和工业衔接，有算力没地方用，现在失败就论到他们了。
第二点是，我昨天谈到了中科院9月29号发布了要突破极限的科学计划。要突破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和极度交叉学科。从马克思这个判断来说，这样的创新工程，科研计划，本质是我们的工人阶级为自己的存在，发展，创造属于自己的物质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上面说的大工业是人家资本家阶级的产物，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追赶，也还是在补人家的课，而不是为自己创造自己的条件。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要想自己真正执政成功而且能够搞世界革命，必须有你自己专属的生产方式，这就需要你自己专属的生产物质条件。这是资产阶级这个历史前提不能够给的。你自己只能基于你自己的物质条件，而不是人家提供给你的条件。好比你父母给你掏钱上大学，那是他们提供的条件，而后找好工作，买房，娶老婆的物质条件都得你自己重新创造了。比如你月薪一百万，自己可以买房了。就是这样的例子。无产阶级执政成功也必须如此。遗憾的是苏联倒在了胜利的前夜!
3我们的融资主要靠股市和债市的危险
“获得金钱”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财产”怎样变成“政治统治”，也就是说，为何不是象海因岑先生所奉为教条的那种硬性规定的差别，而是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合而为一;海因岑先生要想了解这一切是不难的。问题只是他必须知道，农奴怎样为自己买得自由，公社[146]怎样买得自己的市政权;市民一方面怎样利用工商业从封建主的口袋里攫取金钱并通过期票使他们的地产化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君主专制战胜因此而被削弱的大封建主并为自己买得他们的种种特权;然后他们怎样利用君主专制本身的财政危机等等;后来甚至君主专制本身又怎样由于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国债制度而依附于股票大王;在国际关系方面工业垄断又怎样直接变成政治统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就是英国豢养的雇佣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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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央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写了篇文章说我们的融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之前的以银行贷款为主变成了从股市，债市融资为主。他以为这是巨大的成绩。但是很明显，如我们的资本主要从股市，债市融资，那么我们必然受制于炒股的股票大王们。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最终的权力拥有者!他们可以让你的股市上天，也可以跌倒骨头都不剩。而融资靠发债，最终就让我们变成了向西方一样，必须依赖私人资本的融资，我们就会逐渐出现一个私人银行集团了。这样，表面上还是我们说了算，可是私底下却是乾坤大转移了!
这个蠢材!遥不可及的蠢!
4财产问题
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国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
例如，对加里西亚的农民来说，财产问题归结为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1789年前夜的法国农民来说，意义是一样的。相反，英国的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这种经营资本家从自己这方面说由于付给土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发生关系。因此，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消灭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它对谷物法进行斗争，正具有这种意义。对英国农业工人来说则相反，他们和英国工厂工人一样，对他们来说消灭资本乃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
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16至18世纪时期中变成了工业发展的桎梏。
最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财产问题的意义在于消灭因大工业、世界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发展而造成的冲突。
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17、18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19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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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马克思一百多年的话，现在中国人看来，才更有感觉。
近些年来，为了掠夺财产的法律纠纷经常在媒体看到，特别是房产纠纷，已经深入民间，称为瓦解家庭的利器。
财产问题在中国人这里刚刚成为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却要成为历史了。犹如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长胡子的老头了。
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的财产问题到了该被废除的时代了，我们才开始为财产发生纠纷!
而且，废除财产，彻底解决财产问题的思路是“消灭因大工业、世界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发展而造成的冲突。”而绝不是诉诸贪婪的律师们在阴暗的事务所中勾心斗角，各种钻法律空子的小市民做派来解决!换言之，你的那三瓜俩枣，却是需要消灭帝国主义，国际经济危机才能解决!毫无疑问，这样的历史条件正在成熟中，让小市民们为自己的那点可怜的财产操心，窃喜去吧!这些见不得光的蛆虫!
5过渡性的历史阶段——欧洲君主制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相反，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倒是它的社会前提，这种前提的历史渊源人们已经很清楚了，没有重提的必要。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关于这个发展之谜可以在工商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德国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骑士等级消灭，农民遭到失败，这一切决定了领主王公最高权力的确立;现代世界市场和大型手工工场出现时，以纯粹中世纪关系为基础的德国工商业衰落了;三十年战争留下了人口绝灭的凄惨景象;振兴的民族工业部门(如小型亚麻生产)具有与宗法关系和情况相适应的性质;由于输出的多半是农产品，因而在物质生活来源上有所增加的几乎全是贵族地主，他们对市民来说，势力也就相对增大;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国民收入以外国人对王公们的接济为主要来源;因此市民就依附于王室;——形成德国社会面貌和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组织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在粗汉的人的理智看来，已变成一些英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国君主”创造了“德国社会”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发源地，而不把德国社会看成是君主制的发源地的那种错觉是不难解释的。
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为初看就非常透彻)，发现德国君主们在维持和坚持他们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国旧社会秩序，并且对破坏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见破坏性因素也在同君主的权力作斗争。于是健全的五官全部出马，证明君主制是旧社会及其等级结构、偏见和矛盾的基础。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种现象只推翻了它无意中为其充当论据的那一幼稚观点。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注：诙谐语：《machen》是“创造”，《abmachen》是“消灭”。——编者注]。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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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里是以德国君主制为例子来说明欧洲的君主制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是资产阶级幼年期的政权形式，他们借助君主集权来反对各个封建王公贵族，但是这个形势下的资产阶级终究是要长大的，君主制的集权就不适应了，就要分权了。当然最后欧洲大多数君主都被废除了。他们的过渡性就非常明显了。欧洲的君主制和我们的君主制不同。
马克思就过渡阶段的历史时期看法是，一个是“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前半句是说社会力量的问题，旧的没有消亡，新的还不强大，正在形成。这是从质的角度来说，后面从量，从斗争的现实说的。这是很好理解的。过渡性的历史阶段都有这个特征。我们不做太多论述了。
马克思这段论述德国史的话，真正让我觉得出彩的是他的如下的话：
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
如果换成我们通俗的话，就是当革命的力量弱小的时候，旧事物就保守，也就是反对改革或者革命。但是当革命的新生力量起来壮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反动了，就开始倒行逆施，开始公开阻碍各种进步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是证明当时的共产党已经壮大了而已。所以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开始反动了。
今天的中国基于科技革命，社会变革事实上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之所以没有发生真正的改革，我想还是新生的改革力量小的缘故，所以整体社会上呈现为保守的特点，对问题都是修修补补，遮遮掩掩，而一旦我们的改革力量强大，马克思说的现象就会出现了!这是非常我们值得我们警惕的。
6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也太晚了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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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资产阶级是在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才产生的，是在无产阶级的庇佑下才得以存在的。他们和我们的农民工一样都没有经过真正的阶级斗争，都具有不成熟，软弱的特点。这是缺乏斗争锻炼的结果。
太晚了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的外援——国际帝国主义到了要灭亡的地步，已经进入垂死的阶段。以至于美帝国主义没钱给我们的那些特洛伊木马们支付捣乱的报酬!
苏联解体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还保持着威风不倒的架子!
太晚的原因之三是我们党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在生产力的准备上渡过了大工业的时代，或者说渡过了最危险的时代了。我们现在开始用了自己的物质基础：核聚变，机器人，大模型，物联网，超级大电网等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执政成功的独有的物质基础!
我们的资产阶级在国际市场上存活就得靠我们党的领导，而在国内还得靠国有银行的放贷和各种的救济。他们在各方面都是不自由的，都是依附的，都不是真正可以自主的。
总之，他们出现的太晚了。
7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关系不是绝对的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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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杜绝左派幼稚病。
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不是绝对对立，而是会在一定条件下合作的。这绝不是阶级调和，而是一定时期的必须的策略!
其实十月革命也是如此，十月革命绝不是沙俄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他们团结了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不也是搞三三制和资产阶级，甚至开明地主进行合作吗?
改开后四十年又是一个阶段。
但是这个阶段不是永久的，而是要过去的，而且过去的条件正在成熟中，如果你还是建成合作，而不是斗争，那么，你不对了。
注：引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卷。具体页码我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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