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都是一出戏里的演员，而有人看见这一切全都纠缠在一起。那岂不就是一切混乱之上的混乱!——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
路德维希·蒂克的《颠倒的世界》(Die verkehrte Welt)第三幕里那个虚构的观众，正是怀着这样的恐惧。到这出 1797 年的戏临近收场时，它已经成了四重嵌套的“戏中戏”：身为观众的剧中人再也分不清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现实;蒂克借此拆解了传统的叙述，把它写成诗性幻想与浪漫反讽的寓言——这份喜剧遗产上起阿里斯托芬与塞万提斯，下至路德维·霍尔堡与劳伦斯·斯特恩。“颠倒的世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文化母题：1683 年克里斯蒂安·魏泽写过一部同名剧作，1725 年约翰·乌尔里希·冯·柯尼希又写了一部，二者都承袭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传统。1844 年，海因里希·海涅把组诗《时代诗》(Zeitgedichte)里的一首讽刺诗也题为《颠倒的世界》。然而“颠倒的世界”这一提法在蒂克之后经由德国传统所获得的含义与严肃性，却与他的文学戏作全然无关。
稍稍驻足看看德语 verkehrt 一词并不只意味着“虚假”——而“颠倒的”“翻转的”“上下颠倒的”“逆向的”“天翻地覆的”“错乱的”“悖谬的”“扭曲的”都是更好的译法——就能明白这个词所照亮的，远不止真与假之间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真正赋予这个说法以细致的哲学意涵的，是黑格尔：他在《精神现象学》第三部分“力与知性”中采纳了这一说法，从而对现象如何揭示出一个颠倒的世界作了面相学式的考察。黑格尔确实熟悉蒂克的作品，并在《美学讲演录》的导论中称赞过它对反讽的运用。蒂克的《颠倒的世界》也受到施莱格尔兄弟、威廉·格林、约瑟夫·冯·艾兴多夫和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赏识。事实上，“1801 年黑格尔到耶拿之前不久，蒂克正是耶拿施莱格尔圈子里的人”。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为刻画知性在经验对象时的能力提供了若干替代性的方式，他动用力的范畴去把握经验之物中的非经验根据。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深入讨论了现象和他所谓的超感性的彼岸。接着，黑格尔对这一本质性的、超感性的彼岸作了规律学式的讨论，并考察了现象之间那些非经验的必然关系如何构成现象自身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一旦离开超感性世界，感性世界便无从理解;感性世界若要被认识，就必须被颠倒过来。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简单区分“实然”与“看似”，也不是预设感性与超感性、现象与实在分属两个彼此分离的世界。相反，黑格尔质疑的是内与外的对立，质疑把现象与超感性当作两种不同现实性的对立。
真实世界变成颠倒的世界——这一命题后来成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继承下来的概念辩证法的组成部分，也是他对人与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采取的现象形态所作的核心范畴描述。价值诸形式规定内部的现象与本质辩证法，促使人把现实理解为一种颠倒，即社会关系的一种败坏形式：在其中，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取得了凌驾于人之上的至上地位。
聚焦于马克思批判中的这一特定概念线索，同时也就引出一种特定的马克思解读传统。当然，即便都强调要把资本批判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系统的表述方法(Darstellung，或辩证的发展方法 dialektische Entwicklungsmethode)，并强调它如何通过商品、货币、资本等价值现象来规定社会关系，不同的思想家和学派之间仍有分歧。在这里，经济范畴本身就是特定社会关系的客观形式或表达，它们带有拜物教性质，个人在其中仅仅充当“角色面具”——那不是任何先前自我的面具，而是客观社会总体本身的面具。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化所具有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解释的问题”;相反，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勾画的，它包含着一整套社会批判：对它来说，商品产生了确定的存在形式与存在规定。
然而，把颠倒的、物化的世界当作马克思对政治经济诸范畴所作辩证阐述的核心批判对象——从而摆脱那种把价值理解为实体、以致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无从区分的解读——这样一种进路，在英语世界极少得到严格探讨。只有在 1960 年代末开始的德国传统中(同时期意大利与法国也有若干例外)，才涌现出一批解释：它们赋予价值诸形式规定的辩证运动以根本的重要性，用以批判地构想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体;这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其根源被认为可以在黑格尔《逻辑学》的范畴发展中找到。由此开始了一个所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建”阶段：这一新的改写不仅重建了《资本论》及其核心范畴，也重建了批判概念本身以及马克思的发展与表述方法，并通过细致处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使由来已久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分变得复杂起来。
然而总体说来，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从未企及德国传统的那种丰富与复杂——后者致力于批判地阐明经济范畴作为社会生活的败坏形式或颠倒形式，也就是通过更明确地主题化地承接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动力学，批判地把握物质生活如何被价值的非人格的、客观的形式所支配;这是把资本主义批判为一个颠倒的、天翻地覆的世界，而不只是一个建立在剥削之上的经济体系。
然而近几十年来，若要举出例外，除了已故莫伊舍·波斯特的著作，以及《资本与阶级》《开放马克思主义》这两份刊物之外，还应算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ISMT)论辩的诸位作者，尤其是托尼·史密斯、里卡多·贝洛菲奥雷、帕特里克·默里和克里斯托弗·J·阿瑟的著作。在 ISMT 诸家的解读中，尽管彼此存在分歧，却能发现一条强劲的连续性线索：黑格尔逻辑“对成熟的马克思之所以不可或缺，恰恰因为它的唯心主义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循环’——资本作为货币生出货币——所具有的‘唯心主义’与‘极权主义’性质”。马克思认为颠倒的那个思辨世界，与价值从具体之物中抽象出来又使之具现的活动方式共享同一种颠倒。因此，当马克思写下“黑格尔的立场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或是写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尽管带有思辨的原罪，在许多场合仍给出了关于人类关系的真实描述的要素”时，他比自己所意识到的更为准确。正是由于这桩“原罪”，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发现了由抽象物实施支配的模式。尽管马克思始终认为思辨的发展独立于现实的发展——事实上，正是把二者混为一谈，才使青年黑格尔派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但如果黑格尔逻辑与价值之间的相似性得以维持(二者都意味着由抽象实施支配)，那么黑格尔逻辑究竟如何从内部铭刻社会现实，便成为 ISMT 诸家探讨的一条核心线索，其中对我们此处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托弗·J·阿瑟的著作。
I.克里斯托弗·J·阿瑟与《资本的幽灵》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种流行的叙事占据主导：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其唯物主义继承者的颠倒，即把黑格尔辩证法“从它倒立着的头上翻过来，放到脚上”。然而，批判理论以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并不只是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关系，因为两个传统都试图克服这种二元对立或简单颠倒。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虽姗姗来迟，却贡献强劲，开始扩展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讨论，并务实地取各倾向之长。在这一讨论中，有一种进路大体上把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理解为揭示出某一既定社会秩序内部的范畴关系系统，并认为二人对辩证表述方法的运用，是构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本质的关键。这种被重建起来的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带着各自不同的解释，采取了一个总体视角：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结构上同构，这种亲缘性构成一种“系统辩证法”——各范畴的表述次序经过安排，足以构想一个既存的、具体的整体。这种读法强调从一个范畴到下一个范畴的内在逻辑推导，因而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立：后者认为范畴的次序对应于它们在历史中的出现，即由经验社会生活的历史重构所推出的、线性历史阶段的因果序列。
克里斯托弗·J·阿瑟的著作，尤其是他的《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他新近出版的集大成之作《资本的幽灵：理念与现实》，对于在英语世界推进这样一种解释起了关键作用。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被描绘为一个先验观念性的领域，它由交换的诸抽象建立起来，并附加于物质世界及其关系之上。由商品交换所建立的这个观念性领域，在商品流通的环节中悬置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只在生产与消费的环节中才恢复其质的存在。通过一种在场与缺席的辩证法，价值的诸抽象赋予其纯粹空洞的形式以具体的具现，在缺席之中并通过缺席分派在场——用阿瑟的话说，给出“影子的实体”。阿瑟自己的价值形式辩证法，是与黑格尔《逻辑学》诸范畴相平行或“同构”的逻辑发展：只要交换诸形式生成了从内容中抽象出来的纯粹形式，同时勾画出总体的内在结构，并从根本上为现实世界之现实性奠定条件，这种并行就成立。阿瑟开篇即写道：
资本本身就是‘理念’，其含义与黑格尔在其哲学中所主张的大体相同。在他看来，理念不是心灵性的实体，而是概念的充分实现，或者可以说，是概念的‘真理’的充分实现。因此，作为这样一种理念，资本不断地使自己呈现在现实之中。本书旨在表明，资本是现代性的幽灵般的主体。
在阿瑟看来，黑格尔《逻辑学》中思想的自我运动，与资本的自我运动走着一种相似的发展。二者都描画出一条纯粹形式的逻辑发展，其中一切内容都被抽空。作为价值，这种形式主动地规定着物质生产的形态与轮廓。正因如此，黑格尔的逻辑辩证法才成为价值形式理论的最佳模型：这是一种关于形式的理论，它把诸范畴组织成系统的发展，旨在勾画出一个内在结构化的总体——这个总体在自身的诸内在环节与关系中并通过它们而自我持存。在阿瑟看来，这就是黑格尔“理念”概念——同样也是资本——的概念建筑术。
于是，那个泛逻辑主义的黑格尔——那个提供了一套虚假本体论、在其中抽象物支配具体之物、从而造出一个颠倒世界的黑格尔——正是那个能够照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支配形式的黑格尔，哪怕他被解释得并不准确。黑格尔由此不期然地勾画出了资本的观念逻辑：作为一种强加于人之上的实践抽象。
这样的框架在阿瑟早先的著作《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中已经存在。《资本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apital)所提供的并不只是那部早期著作论题的延展，而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诸范畴的逐步重建，使之更贴近黑格尔逻辑的序列建筑术。前者作为一部独立论文的合集，勾画了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各个主题以及“系统辩证法”的重要性;后者则把这一辩证法连同其一丝不苟的范畴细节全部提供出来。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系列论文，为系统辩证的表述方法的各个组成部分作辩护，说明它何以是诸范畴自我再生的内在发展——它回溯性地验证先行的范畴，从而赋予被建构起来的总体一整套共时的环节，这些环节设定着自己的前提。第二部分才是真正的干货：对资本的诸形式作系统辩证的表述本身，从最抽象者出发，逐渐走向更大的具体性，最终达到资本的“理念”——即逻辑结构中观念使自身成为现实的那个环节，一种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具体者依循抽象者的逻辑而被塑造。在黑格尔那里，理念是概念与客观性的统一，其内容就是概念以外部他者性的形式赋予自身的东西。就此而言，理念不是一种主观表象或思想物，而是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描述的“客观的真”;理念“在其概念中拥有客观世界的全部本质性”。理念是主观概念与客观性的统一，是概念在客观世界中的外化;它是现实的一切，并通过它概念获得实现。因此，理念像概念一样，并不是关于某物的观念，而是那个“本质上就是具体的”东西，“因为它是自由的、自我规定并因而使自身成为现实的概念”。世界的现实尽管有其外在的异质性，却只有通过概念才具有连贯性，并在概念的发展中通过理念把客观实在整合进自身。归根结底，只有在理念这里，具体者才成为完全具体的：对理念而言，“存在已经获得了真理的意义;因此它现在只是理念所是的东西”。
因此，资本的理念不只是一个思想方法，而是属于一种地狱般现实的客观性、属于事情本身的一种特定结构。对黑格尔和阿瑟来说，辩证法关涉的是客观性的概念规定。并非思想与其对象恰好重合，而是全部规定的总体获得了与自身的绝对同一。正如阿瑟所明确的：“当我主张批判的对象应当是资本的理念时，我指的并不是‘关于资本的各种观念’，而是说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本身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即概念与现实的同一。”资本为了交换的目的占有生产与消费的物质性。它是使用价值与具体之物在流通中被否定、并通过这种否定而被重新构成。
阿瑟进路中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他主张马克思过早地引入了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一讨论本应等到资本的形式被引入之后再进行。在马克思与黑格尔那里，若干范畴的序列发展被作了总体性的重新安排;在此之外还有别的差异，包括对价值与价格之间那个声名狼藉的“转型问题”(用阿瑟的话说是“转型程序”)作出澄清，以及把地租解释为对资本核心理念的补充而非本质要素。总之，阿瑟对《资本论》的概念装置作出了若干偏离，这些偏离都过于繁复精微，无法在此深入考察。然而，指导这一雄心勃勃的重写马克思《资本论》方案的整体启发法，仍然(尽管确有一些重要差异)是黑格尔的逻辑结构;书中还配有若干范畴图示、附录和一份术语表，颇便读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开端。阿瑟所谓的黑格尔存在论那条“向上的螺旋”——从存在到无、二者在变易中统一、继而进入定在——为价值那种抽空一切的形式主义之颠倒的具体化提供了方法论洞见，而后者被描述为一种“地狱辩证法”的“向下的螺旋”，它反过来从无出发而获得存在。
在这一过程中，两种商品使用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在交换过程的等一化中被暂时搁置。价值由此在交换过程中通过否定使用价值而得到实现：在这种否定里，商品可感的、质的方面被交换的量的等价物暂时逐出。然而在阿瑟看来，这种对使用价值的否定以货币和资本的形式获得了肯定的在场，二者都为着交换的目的而占有生产与消费的物质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世界的具体性正是以这种方式由价值那抽象的客观力量带入了存在。
抽象与具体的这一颠倒，构成了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发展——从它作为商品的原初形式开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可感世界被超感性世界所吸纳。对具体现实的不断逐出与重新肯定，构成了价值的本质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交换中对使用价值的否定又反过来使自己对象化，或说否定其否定，通过其构形过程而把具体现实具现出来。在阿瑟看来，这是一个本质性的过程，抽象的虚空由此获得具体的建构力量。价值正是以这种方式赋予自身以自己的现实——一种通过阿瑟所称的“实践抽象”而获得的自主性，它以自身的形象构成世界。于是，阿瑟借助更紧密地由黑格尔逻辑引导的价值诸形式规定，着手建构一种由价值的诸现象形态构成或中介的社会现实。
因此，阿瑟从与黑格尔逻辑的繁复交锋中抽出的论点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发现一种极为特殊、历史地特定的动力学，交换价值由对使用价值的否定而构成。正是这一点使他得以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实践产生出一种社会观念性，它自行发展为一个纯粹形式的世界——这些形式不是关于任何特定之物的形式，而是价值作为空洞形式的一部分，而价值在资本的形式中从自身产出物质内容，一种确定的不在场赋予自身以在场。这就是阿瑟整个系统辩证法的发动机：一种范畴发展，价值这一空洞形式在其中以资本的形式赋予自身以客观现实性——一个观念上无限的过程，资本借一种虚假的社会本体论而成为现实。
II.辩证法的地位与同构的开端问题
在评估《资本的幽灵》的成就时，我们将探讨三点，并夹以若干批评性评判。第一，有必要把阿瑟的进路置于考察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及其中辩证法地位的那个悠久传统之中。第二，我们将就阿瑟对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解释略作评论——只要阿瑟〔抑或马克思??〕是从商品交换的逻辑与抽象的作用出发，而不是从作为尺度的货币的逻辑出发。最后，尤其值得反思的是阿瑟本人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同构”命题，具体说来是这种比较分析的开端问题。
(I)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及辩证法问题
如前所述，《资本的幽灵》可以视为阿瑟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其中承担了一项至今仍未解决的挑战，即阐明并确实为批判而优化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怀有一种迄今未获满足的渴望：把黑格尔哲学中的精神与逻辑，同一种社会中介理论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而在 1968 年前后若干国家里，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这一方案转化为密集的讨论。其中的核心问题变成了如何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些相对含糊却常被讨论的段落。那里曾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古典的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把这一关系处理为从物质现实中派生出精神，并把这种物质现实理解为通过劳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中介，也包括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之间以及社会生产与其资本主义条件之间的矛盾——有时还以某种自然概念来理解物质与质料。只有到了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 1920 年代初第一代批判理论那里，社会形式的唯物主义才进入视野，也就是商品与价值形式的唯物主义。不仅劳动、生产和实践始终已被这些社会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形式所中介，而且这种中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性(作为价值的实体)、对这个社会的主体及其思维方式与理性形式，都是构成性的。当时的开创性著作与最初冲动来自卢卡奇、鲁宾、科尔施、帕舒卡尼斯、索恩-雷特尔、本雅明和阿多诺。在这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较少被理解为一种派生;它更接近于一种搜寻——更谦逊，然而也许更为彻底——在商品形式中搜寻黑格尔的中介概念与马克思《资本论》所勾画的社会中介诸形式之间的某种类比或结构性同构。
然而，只有在 1968 年那个漫长年份前后的新马克思解释与《资本论》新读解的推动下，对《资本论》的逻辑—范畴式读解才浮现出来，这在德语世界尤为突出，但并不限于德语世界。而且正如出现了关于马克思的新讨论，从 1960 年代起也出现了关于黑格尔的新讨论。对于厘清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表述(Darstellung)这一方法——这个词在德语中远比任何英语译法都要丰厚，它涵盖“展示”“(再)呈现”“描绘”“图解”，也涵盖“表述”，甚至“演出”与“上演”。有三个要素对于理解这一方法是关键性的——事实上，要恰当地把精神与资本关联起来，它们确实是关键性的：(1)对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诸范畴发展的逻辑—范畴式读解;就马克思而言，这尤其涉及《资本论》的开端，而这对价值形式分析具有根本意义，对阿瑟的表述同样极为重要。(2)表述(Darstellung)的方式被理解为对一种再现问题的回应。辩证法由此成为对一种被承认的窘迫的表达，这种窘迫是“由”事情本身——精神、逻辑与资本——及其内在必然性与否定性本质“给出”的。因此，辩证法首先且首要地是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提供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科学或肯定性理论;就马克思而言，尽管古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宣称，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一种“历史理论”或一种“革命科学”。阿瑟同样拒绝把表述当作实证科学，但对他而言这也不是对表述问题本身的表述。(3)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那里，批判本质上都意味着通过表述的批判与通过批判的表述。相应地，就变得有必要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并置起来读，把它们读作一种逻辑—范畴的发展与批判性表述——这同样与阿瑟的进路一致。
因此，阿瑟属于如下倾向：对马克思作系统的、逻辑—范畴式的解释，力求通过各自范畴的内在发展方法来厘清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阿瑟大量汲取《逻辑学》——几十年来，这部著作通常被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掩蔽。而且，即便人们查阅《逻辑学》，它纯粹逻辑性的地位通常也没有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清楚地区分开来，后者力图确立的是新生绝对者自我表述的一种不同的、恰是现象学的方式。更进一步，二者又都必须与黑格尔所谓的“实在哲学”(Realphilosophie)区分开来;而在阿瑟的考察中，这一区分偶尔被混同，特别是在那些处理商品作为实在的物、具有物质与属性的段落里——而全书本来是纯粹逻辑性的表述。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为了能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互关联起来，从而把精神与资本关联起来，必须先行澄清各自的地位。无论这一关系被以强意义处理为一种派生，还是被理解为把精神看作物质世界的唯心主义而败坏的表达，或如古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处理为社会实践的唯物主义，抑或只是被处理为一种超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类比或结构性同构——在任何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都是批判与表述方法的地位，而这一地位必须首先被带入关系之中。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种地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已经是共同的“对象”;或者更谦逊地说，同时也更彻底地说，它是共同的表述问题——它由精神与资本主义社会一同提出，因而要求一种新的、不同的、恰是辩证的表述方式;而这样一个表述问题本身，本可以在阿瑟的考察中得到更多关注。
遗憾的是，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材料以及更晚近的德国黑格尔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英译;这或许可以为如下事实提供一点借口：除了零星提及 ISMT 其他作者之外，《资本的幽灵》实际上完全没有涉及任何处理这一确切题目的德语文献。阿瑟与 ISMT 诸家把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引入英语世界的讨论，并把这一讨论安置在诸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尤其是马克思对价值与货币的发展)之上，这些都值得称道;但这项工作是与(西德)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讨论并行而非结合的，这一点恰好反驳了阿瑟在书中开篇处的说法，即这样一种关注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并不寻常”。
无论如何，这些讨论随着“红色十年”的结束而沉寂下来，至今仍被认为没有结论。论争十分激烈，却未达成普遍共识，今天更被广泛视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从职业学院哲学的角度看尤其如此。然而直到今天，对于辩证法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仍然存在分歧。若不分别加以澄清，就很难把他们相互关联起来。因此，问题在于两种辩证法各自的整体地位，也在于应当如何、从哪里开始思考它们的关系。
让我们就这两点来评估阿瑟的考察：黑格尔辩证法的地位，以及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之间任何同构关系的开端问题。这里的一个有力候选是量化问题——这一维度在阿瑟的分析中并未缺席，但也许被低估了。这里的量化指的是纯粹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是纯粹社会性的存在)：黑格尔与马克思都把存在发展为由同一性构成的那种否定性的质，它产生出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在精神与资本那里都经历着过程性的发展与自我指涉。
(II)如何“社会化”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靠康德还是黑格尔?
把货币从商品交换的逻辑中推导出来，并把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解释为货币从交换中生成，这有着一段漫长的论说史：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历史性进路，到批判理论及其学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为逻辑化的进路，再到当前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阿瑟主张，他关于黑格尔逻辑与马克思价值概念之间的“同构命题”应当被把握为一个回溯性的循环，各范畴设定着它们自己的前提，但他仍然把货币解释为从商品交换与可交换性中派生出来的东西。值得称许的是，阿瑟在这里已经走到了所能走到的最远处——尽管仍受限于只与交换、可交换性和抽象的逻辑相绑定。
然而，从(商品)交换的逻辑中推导出抽象形式与货币，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神话，也近于一种颇为粗陋的社会学进路。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当被读作对这种观念的批判。于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价值与抽象形式来自抽象和交换的逻辑，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费力去作价值形式分析?为什么还要更新方法论、寻找新的表述方式，甚至重写《资本论》?倘若果真如此，形式逻辑与社会学方法岂不就够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许同样如此。如果归根结底是一种交换的逻辑，从中产生了共同的否定性存在以及作为本质的反思性中介形式，那么黑格尔在存在论中所面对的那一切问题——定在、坏的无限与真的无限、本质等等——又该怎么讲?
从抽象中推导出抽象形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同义反复;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这样一种观念：抽象的观念形式规定着自身的内容，而这一内容必须被反思才能构成对象与客观性，因而实际上构成了质料——这是康德式的，而不是黑格尔式的。抽象的诸观念形式以抽象性加诸经济与社会生活，一直是索恩-雷特尔与批判理论传统所从事的批判倾向;就索恩-雷特尔而言，那里用的是康德而非黑格尔;就阿多诺而言，他力求对康德保持批判性的开放，而在黑格尔那里导致密闭封闭并由同一性逻辑达成和解的那种东西，则取得了支配地位。《资本的幽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读作索恩-雷特尔的一个变奏：后者主张，商品交换所造就的现实而实践的抽象，既带来社会综合的抽象形式，也带来知性综合的抽象形式，但它通过科学而把物质生产吸纳于自身，成为规定商品劳动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形式。
但在黑格尔那里，观念形式并不通过从内容中抽象出来而断言自己的内容，无论这种抽象是构成性的(索恩-雷特尔)还是吸纳性的(阿多诺)。世界既不是特殊地被规定、具体的，也不是本身未规定的质料、随后由抽象形式加以规定;抽象形式也并不通过形式去生产和规定劳动、商品、质料或社会。黑格尔辩证法的地位及其批判内核，毋宁说要到它行使思辨同一性这一面向中去寻找——那是“辩证法最重要的面向”。
初看之下，这种思辨同一性——辩证法内部那些把握了对立之统一的确定关系的系统展开——在黑格尔那里似乎涉及思维与存在、主体性与客观性，在马克思那里则涉及货币与纯粹社会性的存在，即价值。仿佛这一思辨同一性的实现，恰恰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解释为中介之否定性本质的东西。阿瑟也关注一种分离的否定性，这种分离同时又是中介。然而，这只是思辨同一性的“显白”一面。它的“隐微”一面可以说是：这种思辨同一性在双方那里——分别为主体与客体、货币与价值——始终已经被扬弃，以致双方都必须被理解为在自身中得到反思。对黑格尔来说，客观性与自身的这种思辨同一性，其起源在于首先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这一活动中的否定性，以及不得不在这种分离的否定性中发现双方中介的必然性，即作为自我中介。人如何能从这种自我关系出发进行思考——而那近乎隐微的、内在的必然性正寓于其中，它要通过辩证法被揭示和阐明——这就是概念化中同一性原则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否定性被悬置在客观性这一侧：这种客观性被释放到独立与自由之中，不得不单单通过自身去寻求规定;于是它与其自身的思辨同一性就在于一种被释放到这种通过自身而规定的必然性之中的存在，以致存在是一种直接的反思关系，一种反思回自身的存在，并且在这种自我反思中把概念包含在自身之内，却对它没有意识。而这种在无意识的、直接的自身反思中拥有其概念的客观性，必须由主观意义上的概念如此加以识别，使客观性通过它的他者而回到自身，而概念则恰是对此的意识。概念的现实性正寓于此：把思维与一种被释放到这种自由与直接性之中、由自身得到规定的客观性等同起来。
与此相类，货币实现了一种(纯粹的)社会存在，这种存在也获得了独立性，并且不得不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来寻找自己的规定。货币在商品的价值中实现了这种社会(自我)关系，仿佛它一直以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在自身中得到反思。于是看起来，货币似乎只求在其自身的有效性与自身价值中识别出商品那些内在的、因而客观的关系，以及商品生产关系。它反思着一种已经在自身中得到反思的客观性。然而——货币的资本形式的主体性正寓于此——货币在这客观性之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被外化，而在生产结果实现之后，它又再度被去对象化，回到那些组成部分之中。一方面，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货币，把那些由它自身规定并在自身中得到反思的社会关系加以对象化和中介，并在价值量中拥有自己的概念。但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货币不断把实现了的量重新转化为它们在生产中增殖的关系，成为一种自我指涉的、准主体性的形式，与概念相类。通过货币，一切个别主体都能以量上的精确性，理性地计算、协调乃至识别社会关系的内在性及其客观性。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与货币自身那种超个体的、近乎自动的自我识别所作的计算和协调：个别主体必须以思辨的方式与这种自我识别打交道。
这里唯一的目的是标明价值与货币的地位：识别(同一化)的逻辑以及价值与货币的思辨同一性，与交换和抽象的逻辑有相当大的不同。对这种识别的逻辑来说，(社会)关系的量化至关重要;这种量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中都能找到——它不是阿瑟的考察仿佛强调的那种交换和由抽象、否定、还原、吸纳等等构成的逻辑，而是由度量的逻辑构成的。
(III)交换与抽象逻辑的致命范式：量化作为度量的技术
尽管阿瑟正确地既拒绝从商品交换出发对货币作历史的推导，也拒绝作因果性的逻辑推导，《资本的幽灵》却仍然被商品交换的逻辑所困。归根结底，阿瑟还是试图从商品和价值中推导出货币，尽管他一再断言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循环的逻辑或回溯性的辩证法——价值和商品由此返回它们的根据。
“新马克思阅读”的批判性洞见在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所分析的并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这种交换的失败。商品交换必然失败，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总是以货币为前提。就此而言，货币不可能从一种交换的逻辑中推导出来，也不可能从一种始终已经以货币为前提的价值中推导出来。此外，货币中介并交换商品、货币自身包含着它自己的逻辑起源或历史起源——这恰恰是必须被批判的那种必然的假象。
为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一切关于货币起源的神话、以及对货币自身所产生的那种假象作这样一种内在批判，就必需发展出一种不同的货币与价值理论：它不基于交换与抽象，不导致劳动与物质生产被吸纳到资本的非物质纯粹形式之下——而阿瑟的情形正是如此。相反，对于那种不同的逻辑来说，把马克思与黑格尔合起来读确实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在这里，黑格尔《逻辑学》与辩证法的地位，对于价值与存在之间同构关系的起点而言是核心性的。阿瑟从把黑格尔逻辑的开端，即“存在”与“无”，与商品、交换、抽象和可交换性关联起来入手;他把黑格尔的存在与无设定为一种存在的无、一种不在场，如上面所考察的，它获得了在场。然而在阿瑟的同构中，除此以外仍然缺席的，是存在与无的思辨同一性：它们的过渡(Übergehen，或变易)。而过渡恰恰是在整个存在论进程中展开的东西，也在本质论和概念论中展开。过渡(Übergehen)使如下两件事同时成为可能：从客观性自身的内在性与内在必然性出发(简言之，从它的存在出发)去思客观性，以及把它的逻辑与思维等同起来。价值本应通过这一过渡被同构地展开为存在与无的思辨同一性及其绝对差异;这一过渡在形式上就是由无非自身的东西来规定存在，黑格尔把它阐述为否定之否定，并在某物与他物中作为二者的定在而被扬弃。这种过渡以及通过否定来规定的形式，一旦被当作一并被量化，就变成反思性的。这种量化把存在的关系转变为量的关系，近似于一种直接的、无意识的反思，并通过否定性的规定形式而使质之真理作为量显露出来。这是一种与交换和抽象的逻辑截然不同的逻辑。它展开的是思辨同一性——存在在其中把自身设为规定的对象，作为一种直接的、无意识的反思;而社会正是由作为尺度的货币(而不是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被揭示为“是”这样一种东西。正如存在由概念设定为自我规定、自我决定的，并因此在其中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同样由作为尺度的货币被展露为对其自身关系具有决定性的存在，它由一切商品所规定——这些商品在这一尺度中以一种纯粹量的方式共享同一个存在。通过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社会关系被置于可量化的领域之内;而量化意味着一举把社会关系转换为量的关系，从而以一种量上被规定的方式，同时实现并揭示出它们的客观真理、它们的纯粹存在与同一的质。
当价值的尺度变成通过把社会关系转化为量的存在来实现社会关系的手段时，这一点就变得现实了。在这里，尺度采取了中介的形式。正因如此，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对应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货币作为价值实现手段之间的差异。社会的存在被保持在对其自身漠不相关的状态，但同时处于可度量、可量化的状态之中;而这种度量和量化，在物作为商品的中介形式中、并通过其价值的实现而变得实际。在这种实现形式中，货币通过商品的关系实现社会客观性，仿佛这客观性在自身中得到反思——正如黑格尔的本质论把存在反思为一种过渡和向量的转化，而这种转化已经相当于反思，即客观性的内在的、无意识的自我反思。
综上述评，可以说阿瑟没有清楚地区分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过渡的逻辑)、作为价值实现手段的货币(确定存在者即本质的反思逻辑)，以及最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自我指涉(概念的逻辑，即货币作为主体性——在其中客观性在自身之外变成反思性的，而货币在其自身的他者中反思自己的存在)。这最后一步走向主体性的逻辑，本可以表明：货币在商品价值中实现了生产与增殖诸组成部分的生产力，而货币曾被外化到这些组成部分之中，并将再度进入其中。简言之，在商品的存在中、在商品的价值中，货币度量着它自己作为资本的本质;或者说，货币在它自身的他者中、在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形式中度量着它自己值多少。这种(自我)度量的逻辑对应于整个《逻辑学》所围绕的识别(同一化)逻辑;而如果要寻求一种同构，它就对应于如下方法：货币如何通过其诸功能以及它作为资本的自我指涉，把自身与它作为价值所实现和中介、并为之成为增殖形式的那种社会存在相等同。资本主义是一个无尺度的过程，因为货币不断地规定着那些对劳动与资本诸形式的生产性增殖、乃至对度量着的货币自身之生产性资本主义运用具有决定意义的相关量。货币作为尺度、手段和增殖方法的这三重规定，对应于按黑格尔《逻辑学》概念如何能够思考客观性并在思辨意义上与那客观性相等同，也就是说，在自身的他者中认识自身。
这归根结底就是货币在价值中所实现的东西：不是如阿瑟的进路所暗示的那样，从使用价值或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而是一种思辨同一性。货币实现的是它自身的价值与由劳动力同资本的关系所产生的生产力之间的对应——这种生产力在商品中显露，并在商品的流通和量中得到阐明。这种作为度量的量化逻辑与交换和抽象毫无关系，而与社会关系之存在的地位所发生的骤然转变有关。作为尺度的货币把社会暴露于两种不同的状态：以尺度衡量的社会关系之存在被保持在对其自身的漠不相关之中，在度量的技术变得实际之前，它在量上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只有当货币把价值实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时，它才表现为物的属性。这两种不同的状态及其转变，造出了交换过程以及价值向价格转化这一假象——而这两者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常见的两种误解。
因此，如果追随阿瑟去寻求一种同构，那么起点就应当是货币与价值之统一或思辨同一性的必然性——它产生于通过货币作为资本的自我关系而对增殖生产力的度量。反之，如果阿瑟设定商品是供交换之物、它们的纯粹存在就是可交换性，那么他就是以他自己正确地拒斥的那种客观价值理论的同样方式，“解决”了量的关系之质的问题。这里的区别在于：价值那种始终已由劳动预设的实体，被抽象及交换与可交换性的逻辑所给出的同一的、纯粹的、否定性的质所取代。价值一旦被给定为一种否定性的质或同一性的质，就可以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与黑格尔存在论(以及进一步在本质论和概念论)之间的整个类比中被量化、中介、流通和(再)生产。然而，一种在货币中度量自己、并通过所度量到的量而对其两个组成部分的生产性增殖具有决定意义的增殖过程——这一过程与阿瑟所遵循的抽象和交换的逻辑截然不同。货币的诸功能、它的有效性及其自身的价值，毋宁说应当被展开为度量本身在它自身他者中、即在增殖过程中的逻辑;而这种自我度量对应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作为存在在思维中之自我识别的逻辑所展开的客体—主体的思辨同一性。
当然，这里并不是详细展开这样一种替代性逻辑发展的场合。我们只想指出一条替代路径，以取代那条经由商品交换与抽象的逻辑去规定价值、货币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漫长道路——这条道路从青年卢卡奇开始，经由索恩-雷特尔和批判理论，一直延伸到当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瑟归根结底仍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也许甚至已经走到了它的顶峰。
III.结论
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是承自黑格尔的一种表述方法，它掌握着批判地构想那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现实之本质的钥匙。它表达出一种既定的、本身即对抗性的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内在于其自身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方法。辩证法本身并不表现为对任意给定的分析对象作单纯形式上的套用。正如马克思 1858 年致恩格斯批评拉萨尔时所言：“批判把一门科学推进到它能够容许辩证表述的地步，这是一回事;而把一套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套用到对这样一种体系的模糊预感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有其特殊之处，它为自己的逻辑再生产方式要求一种内在辩证的表述方式。阿多诺把辩证法描述为“错误事态的本体论”，正抓住了这一点。
这一辩证法的维度得以凸显，是阿瑟的功劳——这是一种“地狱辩证法”，它通过为颠倒世界的虚假性给出明确而繁复的系统建构来推进。《资本的幽灵》在其表述次序中明确地把那个地狱主题化，把握住一个总体：其中系统性地相互关联的诸范畴，把自己的诸环节表达为在一个建筑术整体内共时存在、相互预设的东西。这是一种概念上回溯性奠基的方法程序：每一个范畴都只通过其后续范畴才获得进一步的真理性，而不是通过逐步推演或简单的命题式定义。在这个意义上，阿瑟表明辩证法不是一种历史的动力因，而是对一个既定整体的表述——这个整体在自身的逻辑必然性下自我再生产，并把人一并拖带着走。
尽管这一成就非同小可，它把辩证法那令人忌惮的冷笑还给了辩证法，但关于该书副题所标志的二元本体论——“理念与现实”——仍须最后说上几句。阿瑟的目标是通过重建价值的诸范畴，阐明物质者与观念者之间的本体论区分，阐明资本的观念运动如何铭刻进物质现实之中。在某种意义上，阿瑟表明这种二元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唯一的虚假社会本体论的动力学。然而阿瑟想两头都要：价值的纯粹形式既按照自己的形象铭刻物质现实，又仍残留着经验性的他者性。
阿瑟的分析有一个优点：它让那些“总是急于谈论物质内容”的人清醒过来——经由这一考察，有说服力地论证出：只有资本的一般形式被阐述之后，物质内容才值得谈论。然而在全书最后几章里，这类物质内容卷土重来，以活劳动、自然乃至使用价值的形式出现，其中使用价值偶尔被描述为一个“非历史的范畴”，而它们都属于他那二元本体论的一侧：
我在此作出的诊断是：存在着两种相互交叠的本体论;价值形式的观念性与生产的物质性彼此对峙。诚然，来自后者的诸规定会进入前者，但只是作为被转化过的东西进入，从而成为抽象形式的抽象内容。〔……〕劳动过程的具体节律始终外在于资本，因而不可能被还原为资本，并可能给资本的运动带来麻烦。物质本体论只是与观念本体论相结合而已。
当然，尽管有此诱惑，人们也不敢把阿瑟的建筑术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价值理论——那种理论让观念形式立于并反对其物质基底。相反，读者看到的是“不幸的结合”“相互渗透”或“强加”之类的表述被用来刻画两种本体论之间的关系。然而，物质现实究竟被理解为被给予资本的、还是由资本所塑造或创造的，这对批判的范围与深度有着相当大的蕴含。对阿瑟来说，二者同时成立，因为他的“资本建筑术把价值形式的纯粹逻辑与它加诸资本物质基础的强加区分开来”，而这种强加赋予具体者以特定的社会形式。劳动无论多么桀骜不驯，在逻辑上确实始终既是资本的结果，也是资本的前提。
然而，若只专注于资本的“纯粹形式”，不仅使之独立于物质现实，也使之独立于资本积累周期本身的历史发展，也许就会过分强调他本体论中的二元论——那是一种抽象与具体之间不稳固的统一，它从未真正在那本可以被理解为唯一的虚假社会本体论的东西之内获得内在的思辨同一性。可是，资本之绝对理念与随时间由它赋形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超出了阿瑟分析的视野。当——回到黑格尔——逻辑与实在哲学被分开时，他的分析最为有力;而且恰恰是那个“形而上学的”或“泛逻辑主义的”黑格尔的漫画像才是要紧的。但这里可以提示：也许更忠实地对待黑格尔，事实上对阿瑟的资本概念确有蕴含。
由于没有转向自然与历史，阿瑟筑起了一道堤坝，抵御实在被“总体吸纳”(total subsumption)进理念——这很容易被误用于虚假的诉求：宣称使用价值被交换所贬黜，并被市场力量从外部侵蚀。然而，具体者的物质性不能被抬升为一种标尺，用以丑化交换的抽象，仿佛颠倒世界的辩证法只需抛弃那种可能被错误设想为物质现实之独立性的东西。事实上，阿瑟想要守住这种独立性，没有它就无法设想批判——尽管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资本都彻底穿透了物质现实，也许到了扬弃这种二元论本身的程度。思辨同一性所关乎的正是这一点：对思辨同一性来说，任何这样的二分都注定无法保住其两极的独立性。只需看一眼当代的城市规划指令、整容手术、对注意力持续时间的神经学式改写，或是带有基因改造的饮食标准，就能见证资本诸纯粹形式那种切切实实的物质现实性。它就字面意义上写在人们脸上，尽管人们相当桀骜不驯。回到蒂克的意象：如今是羊在剪牧羊人。阿瑟极为清楚地表明，资本概念中内蕴着设定其自身前提的冲动——即便外在性是被内在地产出的。形式规定性的机制意味着，资本不只是吸纳，而是按自身的概念重组了适合于自己的人和物质要素。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极其脆弱。鸟类学家已经记录到，某些鸟种开始把手机铃声和汽车警报声编进自己的鸣唱。
尽管人们偶尔把外在性与一种批判立场联系起来，也偶尔把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照主体而寄予乐观，阿瑟当然没有把资本他者性的意义推得这么远——没有把它当作完全的他者、因而处于其逻辑触及范围之外。然而，若不更彻底地处理黑格尔那里从逻辑向自然与历史的过渡，就几乎无从推进;这种过渡未必意味着最终的和谐，而是延续着逻辑、精神与自然之间、资本与现实之间中介的必然性，以便在他者性的自由中成为一个把这种他者性当作自身环节的总体。这是一条值得对下述观念作更严格批判考察的思路：他者性具有自主性，以及“无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球造成怎样的变革，它的外在性都永久持存”。黑格尔《逻辑学》的诸范畴并不只是思维的范畴，而是渗透于整个生命的客观关系的规定与精神性的“缩写”。与阿瑟的意图相反，把握“黑格尔真正想说的东西”，也许自有其价值，甚至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具有更大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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