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现代的唯物主义者

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

释义：这段文字出自列宁1922年3月为党的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撰写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这篇文章被学界视为列宁“晚年理论遗嘱的最后一篇哲学论著”，其写作背景有着极为具体的历史紧迫性。1921年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种微妙的松动与混乱：一方面，允许商品货币关系和部分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使一部分理论家和党员产生了“向资产阶级妥协”的误读;另一方面，党外知识分子和“非党唯物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仍占据相当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其主要理论家(如考茨基、伯恩施坦)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退却，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信面临内外夹击。列宁在科尔津基诺村休养期间研读了大量反宗教和无神论著作，深感苏维埃政权在哲学战线上“做得非常软弱无力”。这段话的涵义可以从三个递进的层面来理解。第一层是针对自然科学家的政治警示：自然科学本身的经验主义倾向，若不经过哲学上的自觉锤炼，便无法抵御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渗透。列宁反复强调“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意味着即便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是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在哲学战场上却可能是不设防的。第二层是指出破解之道——自然科学家必须“作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即从自发的、零散的唯物主义上升为辩证唯物主义。第三层则给出了具体的训练路径：不是抽象地研读辩证法的定义，而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历史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入手，通过研究黑格尔来理解辩证法的理论来源。值得注意的还有结尾处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提及。列宁将日本、印度、中国“数亿人民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经验证据，这在1922年的历史语境中具有前瞻性：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正是十月革命后国际秩序变动的直接产物，列宁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检验”框架，赋予了这篇哲学论文一种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