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这段话出自马克思1843年写成的《论犹太人问题》，直接针对的是布鲁诺·鲍威尔在同一年发表的《犹太人问题》一文。鲍威尔把犹太人解放的障碍归结为犹太教本身，主张犹太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宗教，才能作为“人”获得政治权利。马克思认为这种思路“太抽象”：它只盯着“安息日的犹太人”，即作为宗教信徒的犹太人，却放过了“日常的犹太人”，即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犹太人。马克思由此完成了一个关键的转向：犹太人问题不是神学问题，而是世俗社会的问题;不是犹太人特殊性的问题，而是市民社会普遍原则的问题。马克思笔下的“犹太精神”因此不能被读作对犹太人的民族性指控。他紧接着追问的是“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答案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世俗的神”是什么，答案是“金钱”。金钱剥夺了人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成为统治人的异己本质。在这种意义上，犹太精神不过是市民社会自身原则的赤裸表达：市民社会就是以利己主义和实际需要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世界。犹太人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格外贪婪，而是因为金钱已经成为世界势力，而市民社会本身就在不断从内部“产生犹太人”。马克思把“犹太精神”当作市民社会的隐喻来使用，批判的锋芒指向的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以交换价值和私人利益为轴心的社会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框架下，那段关于“法律”和“道德”的论述才获得其批判力度。在利己主义的世界里，人对法律的关系之所以成立，仅仅因为法律“起统治作用”，违反它“就会受到惩罚”——法律不再是人自身意志和本质的体现，而是一种外在于人、反过来支配人的强制形式。犹太人的“狡猾地规避”法律，并非某种民族劣根性，而是这个以自私自利为原则的世界对待统治它的法律时必然采取的姿态：法律既然是外在的、异己的，规避它就成了“主要伎俩”。同样，所谓“毫无根基的法律”与“毫无根基的道德”之间的相互讽刺，揭示的是市民社会法权关系的形式性：法律与道德都脱离了人的类本质，只剩下维持外部秩序的空壳。马克思最后指出，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而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中才能完成，因为基督教把一切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都变成对人而言“外在的东西”，从而使人被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这段话的批判意图由此彻底显露：犹太人问题不是一个需要犹太人“自我改造”来解决的特殊问题，而是市民社会本身的结构性问题;只要这个社会仍然以利己主义和金钱崇拜为原则，任何单纯的政治解放——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都不足以实现人的解放。
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
犹太人的毫无根基的法律只是一幅对毫无根基的道德和对整个法的宗教讽刺画，只是对自私自利的世界采用的那种徒具形式的礼拜的宗教讽刺画。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
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即鲍威尔在《塔木德》中发现的那种实际的狡猾手法，就是自私自利的世界对统治着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是这个世界的主要伎俩。
的确，这个世界在它这些法律的范围内的运动，必然是法律的不断废除。
犹太精神不可能作为宗教继续发展，即不可能在理论上继续发展，因为实际需要的世界观，按其本性来说是狭隘的，很快就会穷尽。
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
犹太精神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因为以自私自利为明智的实际需要是被动的，不能任意扩大，而是随着社会状况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大。
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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