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或者说改开以来，“理想主义”总是一个嘲笑人的名词，也许不是明面上的嘲笑，但一旦用这个词称呼一个人，总是多少带有一种“此人脱离现实”、“此人不食人间烟火，双脚脱离地面”的意味。
要我看，不妨说“理想主义”是“据实思考有计划主义”，现实主义是“犬儒于当下苟活优先主义”，这才分明而实在。
官面话就总说，“用发展的眼光看”，但一到生活工作，什么是“发展的眼光”?会不会一用“发展的眼光”，就变成了“理想主义”了?一提到集体的未来，就是“与现实脱节”了?肯定得说，是!否则为什么会觉得“官话”是正确的废话，听着困看着晕?
其实，我们曾经都是理想主义者，在脑海天马行空的儿童时代，在回答未来职业的少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对未来是有想象的，而理想主义的最重要源泉，就是对未来的想象。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是原始和天真的，这种原始和天真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知世事”，或者说，知道的世事不够多，所以想象力最强、创造出的世界最“脱离现实”。
那随着对“世事”的了解，这种想象就应当最终被扫入“个人历史的垃圾堆”吗?就应当遭受到成年自我的嘲笑或成为彻底的追忆吗?“发展的眼光”，就只是拼命地想“自己怎么活下去”“活舒服”吗?这就是犬儒于当下苟活优先主义了，对于月薪三五千的人来说，这大概无可指摘，对于月薪过万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利己行为，利己不等于成熟，甚至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利己就是“长歪了”，挣钱是没有尽头的。
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你是党员，而且你说出“共产主义接班人”时，觉得好笑，那就是长歪了。思想上的歪，是很容易判断的，它就表现在你把哪些东西当笑话看上。
实际上，随着对世事的了解，那些想象被修正的方向，不应当是越来越服从于个人利益、越来越服从于既定的现有框架，而应当是逐步平衡个体和集体、逐步将想象拉向“历史能达到的目标”、逐步了解框架后去为集体(而不是为个人)“利用框架”。
打个比方，小时候如果说“我未来想当老师”，那其中必然包含了对教师的崇拜、对教书育人的向往、对知识传递的敬重，这种想象是纯粹的。假如真当了老师呢?就变成纯粹的“职称怎么评、绩效怎么算、家长怎么应付”了吗?那这个想象就确实是被“世事”打败了，而不是被“世事”修正了。反之，“初级”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教书育人，“中级”可以做到多大影响力的传道授业，“高级”说话是不是更有信服力更能立德树人，如果平时思考的是这些，那就不是犬儒了，而是把最初那份纯粹的想象，按着现实的台阶一步步往上垒。其他的利益，应当是水到渠成的获取，而不是目的本身。
另一方面，进入一个集体，对这个集体的未来应当有想象，而且这种想象也不应当随着“了解内情”而迅速坍缩为“混日子”“等退休”。了解内情之后，对集体未来的想象，反而应当更具体、更扎实。知道问题在哪里，就知道力气该往哪里使;知道短板在哪里，就知道该从哪里补起。一切的关系都是服务于改造世界、使这个世界变成“我”想象中的样子的这个目的的。看山还是山时，这种想象就成了带着泥土气息的施工图。那些把“看清现实”当作“躺平理由”的人，不过是为自己的私利未获满足的懈怠披上了一件貌似成熟的外衣。
所谓“发展的眼光”，首先是知道“终点”在哪，对集体未来的想象，即“这个集体未来应当成为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切的起点，但这个起点，多少人已经抛弃了呢?
在生活中，对自己家庭的未来的想象依旧是有的，这本身是因为它还是“私”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人之一生，工作所花掉的时间和精力远超家庭，如果对工作的集体没有想象，那人生的大半时间就是悬空的，这种悬空感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而自动消解，也不会因为职位的升迁而自然填补。许多人在忙碌中，用“犬儒于当下苟活优先主义”回避这个问题，看似清醒，却不知同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当一个人对工作集体缺乏未来想想时，实际上他也永远无法为自己的下一代做出符合于未来世界的成长参考，于是生育就会变成一场“下一代人更聪明，让他们自己去解决”的豪赌。同为集体，家庭和单位，在社会整体来说是相辅相成的。
从整个社会来说，革命年代是最具理想主义的，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普遍、简单而干脆，就是和平与安生。当整个社会都不符合大部分人民群众想象的样子时，理想主义就会成为大部分人的共同选择，反过来说，当下理想主义缺失、被污名化、在生活中被嘲讽，本身也是社会整体趋于稳定、物质条件大幅改善的一种自然结果。
但是，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恰恰不能因为“稳定”和“改善”就把理想主义当作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收进抽屉。稳定不是终点，改善也不是终点，自由人的共同体才是共产主义的终点，当然，也是更进一步的人类文明形态的起点，历史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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