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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士兵到部长:新星升起(1973 - 1982年)《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三

青弋主人 · 2026-11-15 · 来源:阿拉拉特的水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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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广播收听现场直播,桑卡拉说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电影,而没有自由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他以那句著名的话结尾:“让那些压制人民声音的人遭殃”(Malheur à ceux qui bâillonnent leur peuple),这句话很快被年轻人当作他们的集会口号之一。在桑卡拉首次登上国际新闻舞台时,《世界报》(Le Monde)报道了这场戏剧性的公开辞职,并补充说桑卡拉是“为新闻自由化

作者:布赖恩·J·彼得森(Brian J. Peterson)

译者: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接上文:革命者的教育(1966–1973年):《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二

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回到家乡时,正值现代非洲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旱灾横跨从大西洋到红海的萨赫勒(Sahel)地带。由此引发的饥荒在1973-1974年达到顶峰,袭击萨赫勒地区,而此时非洲国家正应对着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石油禁运导致的油价突然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影响。非洲各国政府发现自己深陷债务之中。在某些国家,旱灾甚至导致政治不稳定,不同政治派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在环境想象中,萨赫勒地区被视为退化地带,“沙漠化”成为发展叙事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援助机构针对饥饿儿童和人类苦难的景象采取行动。很快,他们就将粮食空运至上沃尔特(Upper Volta),并用带有西方慷慨象征的袋子分发粮食。

当桑卡拉乘坐出租车停在家宅大院外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兴奋。在兄弟姐妹的簇拥下,他打开行李箱,分发礼物,奇异的香气随之飘散出来。晚上,他架起投影仪,分享马达加斯加的幻灯片。但旱灾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农村的家庭成员纷纷聚集到瓦加杜古(Ouagadougou)寻求援助。他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苦难、贫困,以及救济组织在全国四处奔走的身影。多年来,桑卡拉与援助工作者及和平队志愿者结下了友谊,但接受粮食援助所带来的耻辱,以及外国势力利用饥荒扩大影响力的新殖民主义方式,让他感到沮丧。他希望彻底改变现状,恢复国家的尊严。他在思考军队在帮助国家摆脱贫困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桑卡拉的许多平民朋友当时还在西非或法国的大学学习,沉浸于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治中。他们对毛主义以及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地的社会主义实验特别感兴趣。他们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年轻的非洲左翼人士来说,这是对抗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思想工具。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思想潮流”达到顶峰,马克思主义文献大量涌现,年轻人利用左翼思想挑战不得人心的政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极为关注。因此,1974年由77国集团在联合国最终颁布的新国际经济秩序(NIEO)计划引发了广泛的兴奋,该计划旨在彻底改变全球经济。受石油禁运期间OPEC运用“商品力量”能力的鼓舞,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联合起来,要求实现再分配经济正义。他们呼吁“经济主权”:即控制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组建资源卡特尔以稳定商品价格的能力;对跨国公司的监管;南北技术转让;优惠贸易协定;以及免除某些债务。事实上,多年后,桑卡拉在1984年联合国的演讲中提及这些政策,试图重振新国际经济秩序。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小组在瓦加杜古(Ouagadougou)和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传播开来。其中一个小组在马里社会学家优素福·迪亚瓦拉(Youssouf Diawara)家中聚会,他是该国第一个明确的共产党——沃尔特共产主义组织(OCV)的创始人。迪亚瓦拉住在桑卡拉家附近,所以每个星期六,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和他的朋友们都会聚集在这位马里人的阳台上喝茶,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托马斯从马达加斯加回来后也加入了这个讨论小组。迪亚瓦拉观察到,此时的托马斯·桑卡拉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军队”,并且“对对抗新殖民主义有着极为清晰的想法”。随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增长,年轻的左翼人士收集了政治传单和文献,包括中国大使馆免费发放的毛主席的《红宝书》。“每个人都在读《毛主席语录》,”帕斯卡尔·桑卡拉解释道,“它是我们的圣经。你会把它放在口袋里。”桑卡拉生活中的这个毛主义阶段最终促使他更专注地研究列宁。

然而,托马斯·桑卡拉在瓦加杜古没待多久。他很快就前往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的军营,开始他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弟弟妹妹宝琳(Pauline)和保罗(Paul)也一同前往。由于上沃尔特(Upper Volta)的旱灾和经济困难,托马斯同意照顾弟弟妹妹,以减轻父母的负担。当时25岁的他已是少尉,与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让·辛波雷(Jean Simporé)以及毕业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和圣西尔(Saint-Cyr)军事学院的阿马杜·萨瓦多戈(Amadou Sawadogo)一起,被派往军营训练新兵。保罗·亚梅奥果解释说:“我们回来后,都被派到武装部队教学小组(GIFA)工作。所以我们在博博一起训练士兵。工作是对新兵进行两个月的基础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参加过罢工的学生,于是这些‘问题学生’被送到了军队。”一些新兵留在了军队,比如艾蒂安·宗戈(Etienne Zongo),他曾在桑卡拉手下接受训练,后来成为了一名航空技术员。革命期间,宗戈担任桑卡拉的副官。在博博时,桑卡拉除了对年轻新兵进行军事训练外,还开展了旨在“意识形态训练”的特别教学课程。但当时,他对政治的兴趣很独特。“他阅读广泛,对各种事情都很了解。他喜欢和左翼圈子的人交往,”亚梅奥果回忆道,“他已经有了想要改变现状的想法。但他也很谨慎。他给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问我有什么看法,但当时我还没有像他那样偏向左翼。大多数士兵都隐藏自己的政治观点。”

1965年,刚果(布拉柴维尔)青年在纪念八月革命两周年的游行中,手持一幅毛泽东的大型肖像。随着去殖民化运动,毛主义在60~70年代席卷了非洲。

桑卡拉与12岁的宝琳(Pauline)和10岁的保罗(Paul)住在军营里。“那里有食物,我们还能上学,”保罗·桑卡拉(Paul Sankara)说,“这减轻了家里的负担,他们有11个孩子,还有很多从村里来的人需要帮助。托马斯也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纪律。”他给孩子们分配家务,关注他们的学业,并坚持要求他们尊重军营里的工作人员。“有个叫若内奥(Joineau)的‘男孩’负责做饭和打扫,他什么都做。当时人们常常虐待工人,但托马斯希望我们尊重他的劳动,善待他。这是他进步观念的一部分,”保罗解释说。据宝琳回忆,哥哥有时是个严厉的“监工”,两人经常发生争执。但在闲暇时,托马斯展现出有趣的一面,与士兵们踢足球,组织非正式的音乐活动。“士兵们会出来演奏音乐、跳舞,托马斯弹吉他,”宝琳说,“小保罗(Petit Paul)、小让(Petit Jean)和阿马杜·萨瓦多戈(Amadou Sawadogo)也在,他们在露台上演奏。”然而,首都的另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多年来,拉米扎纳(Lamizana)凭借民众的支持改善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亚梅奥果(Yaméogo)与传统权威之间的关系紧张,而拉米扎纳则明智地将酋长制、天主教领袖和穆斯林权威纳入一个更广泛的庇护网络,以扩大政治支持。正如奥塔耶克(Otayek)所称的“优雅的威权主义”,拉米扎纳主张“间接和柔和的控制”,将公民社会机构本土化,以“顺利纳入其发展战略”。公众也广泛支持经济的“沃尔特化”,通过扶持沃尔特族企业家和商人,旨在创建民族资产阶级。

1969年,拉米扎纳正式结束了军事统治,多党政治得以恢复。在取消对政党的限制后,最大的政党非洲民主联盟(RDA)在约瑟夫·韦德拉奥果(Joseph Ouédraogo)和热拉尔·坎戈·韦德拉奥果(Gérard Kango Ouédraogo)的领导下积极行动。同时,历史学家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MLN)崭露头角,他与法国社会党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关系密切。MLN的社会主义倾向促使拉米扎纳利用“红色恐慌”策略来诋毁该运动,在选举中保守派保持了主导地位。但四年之内,约瑟夫·韦德拉奥果与热拉尔·坎戈·韦德拉奥果之间的长期竞争演变为公开争吵。随着旱灾加剧和饥荒蔓延,拉米扎纳指责对方导致“国家瘫痪”。面对紧急情况,他在1974年2月暂停宪法,禁止所有政党活动,解散国民议会。在所谓国家复兴政府的领导下,他重组国家,将各部门置于军事长官的管辖之下。作为改组的一部分,桑卡拉被调往负责建筑项目的工程兵团。他在全国奔波监督这些项目,但目睹了普遍的腐败:上级军官挪用资金、盗窃建材,甚至侵吞粮食援助。他冒着风险揭露这些行为,在赢得同事尊重的同时,与马里的一场短暂战争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标志着他英雄形象广为人知的开端。

1974年11月25日,马里与上沃尔特(Upper Volta)在阿加彻(Agacher)边境地区开战,该地区因潜在的锰矿资源而备受关注。旱灾和跨境移民加剧了紧张局势,导致冲突发生。在前线,桑卡拉主要带领一个排在上沃尔特萨赫勒地区巡逻。“唯一重大的行动是马里人袭击了我们领土上的一个村庄,”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回忆说,“托马斯动员他的排,追击到马里领土上,解救了酋长并带了回来。这是战争中最大的事件,也是他成为英雄的原因。”任务本身很简单,军事同事认为他的行动并没有特别英勇之处。桑卡拉本人也对英雄主义概念保持距离。在与美国大使的谈话中,他“嘲笑自己参与的与马里的‘战争’,将其贬低为一件小事”,一份大使馆电报称,“(桑卡拉)意外地成为了战争英雄。”但他反对上级军官科洛内尔·乔安妮·蒂莫科·韦德拉奥果(Colonel Joanny Timoko Ouédraogo)的命令,这一不服从行为招致总参谋长巴巴·西(Baba Sy)的批评,他因此受到严厉斥责。这一事件概括了他的性格:否定权威并果断行动。由于缺乏其他值得报道的内容,国家需要一个民族英雄的叙事,这项任务成为了主要故事。

1974年的边境冲突以双方同意调解而告一段落。1983年,布基纳法索总统托马斯·桑卡拉和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决定由国际法院解决边界争端。但在1985年,两国关系再次紧张,布基纳法索官员在有争议的边境社区进行人口普查后,马里军队于12月25日发动了飞机和坦克的攻势,占领了阿加切尔地带的大部分地区,1986年国际法院裁定阿加切尔地带应被两国分割,双方均接受了这一和解。

在离开前线之前,桑卡拉遇见了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这位年轻军官最终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孔波雷生于1951年,是退伍军人之子,在济尼亚雷(Ziniaré)长大,曾就读于法达恩古尔马(Fada N’Gourma)的天主教学校,后在瓦加杜古(Ouagadougou)上高中。15岁时母亲去世,几年后父亲也去世。失去双亲后,他投靠了桑卡拉家,尤其是约瑟夫·桑卡拉(Joseph Sankara)将他视为己子。孔波雷的性格有时安静腼腆,有时叛逆,许多人觉得他冷漠且工于心计。他因调皮捣蛋被学校开除,随后被送往军事基础训练,之后投身军旅,前往喀麦隆雅温得(Yaoundé)的军校,在那里结识了亨利·宗戈(Henri Zongo)、工会领袖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军事人物,如喀麦隆人姆巴拉·盖兰迪(Mbara Guerandi)。战争结束时,孔波雷在瓦希古亚(Ouahigouya)北部,与桑卡拉相识,两人彻夜长谈,友谊由此萌芽。

战争结束后,最初有传言称桑卡拉阵亡。保罗·桑卡拉(Paul Sankara)回忆说:“那是午餐时间,周围很安静。母亲情绪激动,以为托马斯死了。接着我们听到吉普车的声音,我跑出去,看到吉普车扬起尘土,托马斯下车,留着胡子,穿着迷彩服。他还活着!”消息传开后,桑卡拉成为瓦加杜古的焦点人物。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庆祝。尽管他的英雄形象在上沃尔特流传,他却深恶暴力。十年后,他对《非洲-亚洲》(Afrique-Asie)杂志说,他为平民的困境感到痛心。“我经常遇到马里和平原地区的平民,”他解释说,“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并不关心冲突。没有地理、语言或种族的界限……某些时刻让我感到困扰,我越来越坚信平原地区的人和马里人陷入了一场不公正且无意义的争斗。”与那些毫不犹豫使用暴力推进事业的游击革命者不同,桑卡拉本质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内心敏感而富有同情,这一点在他被大众塑造的勇敢形象中常常被忽视。

由于旱灾和战争,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但军官们却中饱私囊,利用援助物资征用粮食出售,甚至卖到马里和尼日尔。这种非法贸易被曝光,被称为“水粮”丑闻,因为其发生的时间与美国的水门事件相近。到1975年7月,腐败加剧,年轻的进步军官开始发表政治宣传册,署名使用如“Le Roc(‘岩石’)”或“Arête(‘山脊’)”等神秘名字。最初的作者是桑卡拉和让-巴蒂斯特·林加尼(Jean-Baptiste Lingani)。最终,这些进步军官为他们的组织命名为ROC。关于其性质存在争议,许多人称其为“共产主义军官团体(Communist Officers’ Group,法语:Regroupement d’Officiers Communistes)”的缩写,但前成员否认这种解释。创始成员之一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解释说:“有人说它是‘共产主义军官团体’,但这不对。我们只是把Roc理解为坚如岩石,而不是共产主义团体。诚然,我们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但我们的目标是意识到自己作为政治行动者而不仅仅是士兵的身份。”ROC成员在家中以及瓦加杜古和博博的maquis(餐厅-酒吧)秘密聚会,他们的目标不是夺权,而是改革军事系统并进行自我政治教育。早期成员包括托马斯·桑卡拉、让-巴蒂斯特·林加尼、亨利·宗戈(Henri Zongo)、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和布卡里·卡博雷(Boukary Kaboré),布莱斯·孔波雷后来加入。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回忆说:“布莱斯长期是局外人,很腼腆,总是紧跟托马斯。但运动的领导者始终是桑卡拉,没有内部争议。他的政治素养最高、最具魅力,思维也最为成熟。”

1983年革命之后的桑卡拉和孔波雷。1981年至1983年间,ROC的军官与非洲独立党(PAI),沃尔特革命共产党(PCRV),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建立并保持着联系。

随着时间推移,孔波雷通过重建桑卡拉与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的联系,在军方与民间团体之间搭建桥梁,图雷现在是重要的工会领袖和非洲独立党(PAI)的关键人物。图雷与桑卡拉多次会面,但PAI的领导人、海关总干事阿米鲁·西奥姆比安诺(Amirou Thiombiano)对此表示怀疑。图雷说:“与托马斯交谈后,我并未完全放心。他的思路似乎不够清晰,太过急躁和冲动。阿米鲁担心士兵会有反动倾向,警告说可能会出现波拿巴主义,他说‘小心,士兵永远首先是士兵’。阿米鲁没有见过桑卡拉,但原则上反对军方。我与这些年轻军官的唯一联系是通过阿米鲁。他很快就去世了。”1975年3月13日,阿米鲁·西奥姆比安诺意外去世,这对PAI成员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他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在瓦加杜古的左翼圈子里广受尊敬。他的去世为年轻军官提供了机会,前老师阿达马·图雷(Adama Touré)接任PAI的领导,立即召集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和苏马内·图雷进入执行委员会。该党通过组建群众组织LIPAD(爱国发展联盟,Patriotic League for Development)走向前台。随着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解放战争结束,LIPAD将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沃尔特工会联合会(CSV,Voltaic Union Confederation)成立,苏马内·图雷最终领导该组织,联合了16个工会。很快,LIPAD、CSV及其他工会联盟在公共舞台上与拉米扎纳(Lamizana)政权展开激烈对峙。

1975年11月29日,拉米扎纳宣布成立一个一党制的“全国复兴运动”,工会罕见地联合起来。12月12日,他们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一党制,呼吁人民动员起来。全国的专业和经济活动暂停,办公室空无一人,商店关门,街道冷清,市场关闭。面对反抗,拉米扎纳屈服,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引导国家回归“正常宪法生活”。为了安抚进步派,他突然召桑卡拉到瓦加杜古,提议建立一个新的突击队训练基地,即后来的CNEC(国家突击队训练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Training of Commandos)。几周之内,桑卡拉带领30人徒步150公里前往波城(Pô),途中停下来与农民交谈,传递力量和团结的信息。1976年6月4日,CNEC正式成立。

波城(Pô)位于上沃尔特(Upper Volta)中南部,靠近加纳边境,远离首都。桑卡拉深入接触到农村人民的艰难处境。在建设训练中心时,村里的水源极为稀缺。根据联合国1975年的数据,上沃尔特只有25%的人口能够获得安全的饮用水。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桑卡拉立即安排挖井,并在下次前往瓦加杜古时订购了机动水泵,亲手将账单交给拉米扎纳。很快,波城的突击队员有了可用的水源,桑卡拉让所有居民共享这一资源。他试图打造一支“人民军队”,用毛主义的话说:“参与革命的军官不再是潜在的罪犯,而是有意识的革命者,与人民打成一片,如鱼在水。”他特别关注社区的情况。训练之余,突击队员下田干农活,怀着自给自足的理念种植食物。一位在波城待了20年的欧洲天主教修女回忆说:“桑卡拉担任CNEC负责人时,经常派手下帮助农民干活,还为修女们的厨房送来木柴。他非常慷慨。”当时,年轻的天主教牧师古斯塔夫·布达(Gustave Bouda)积极参与挖井等发展项目,桑卡拉与他成为了密友。

军队与社区相互依存。士兵们依赖当地居民提供住宿、食物和社交生活。但年轻单身士兵与当地女性的关系偶尔引发冲突,尤其是在女性怀孕时。桑卡拉迅速干预,管教那些行为不端的人,还教导士兵们理财,建立社区储蓄银行,使他们能够购买摩托车。他秉持平等主义,消除繁文缛节。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回忆说:“从1976年起,我常去波城,看到他手下努力建设基地和社区,围绕托马斯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团体。他与他们同吃同住。通常,上级军官独自在食堂用餐,但他在波城与手下一起做事,这很不寻常。他们都爱戴他。”

2024年1月5日,易卜拉欣·特拉奥雷总统签署了CNDC重建的法令。今日的CNDC不仅进行布基纳法索本国军人的训练工作,也为邻国诸如尼日尔的军事人员提供训练,并且还向政府单位人员开放。

为了满足社区的娱乐需求,突击队员成立了“导弹乐队(Missil Band)”,经常举办音乐会。桑卡拉弹吉他,CNEC的二号人物孔波雷演唱,他们在全国巡演,主要在军事基地和学校演出。桑卡拉还培训士兵学习电影技术,借鉴法国殖民时期的流动放映队经验,设立户外屏幕为社区放映电影。这与电影领域的发展有关,例如1972年在瓦加杜古创办的非洲最大电影节——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以及1976年成立的瓦加杜古非洲电影教育学院(INAFEC)。波城的突击队员成为上沃尔特最受欢迎的军事单位之一,在全国阅兵中以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年轻人。一位瓦加杜古居民回忆说:“桑卡拉在年轻人中是知名的突击队员。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沃尔特独立周年纪念日,他与其他突击队员表演摩托车特技,为国庆阅兵增色。他就像超级巨星一样引人注目,像马戏表演一样,让年轻人兴奋不已。他成了我们的英雄。”

这些年,桑卡拉经常前往瓦加杜古从事政治活动,常住在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家中。周末,他花大量时间独处,专注于阅读革命著作、思考战略。“我们在瓦加杜古同住时,他有时进了房间后就消失几天。我以为他出去了,后来发现他整个周末都在屋里,”亚梅奥果回忆说,“他有自己的愿景,会全神贯注。”一份美国大使馆的电报称,桑卡拉在士兵中独树一帜,“求知若渴,辩论不倦,喜欢与朋友探讨哲学、政治、经济和历史直到黎明”,并补充说,他“人生中最满足的时期”是“在波城指挥突击队,除了日常职责几乎不出房间”,其余时间用于“阅读、辩论,在营房床上睡几个小时”。

政治上,桑卡拉和ROC军官专注于军事改革,但一个关键转折促使他们与民间左翼合作。1977年3月,教师发起了警告性罢工,迅速蔓延全国,医学专家也加入其中。当士兵被派去镇压罢工时,进步军官支持教师。为平息局势,拉米扎纳通过法令允许政党合法恢复活动,并定于1978年4月和5月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八个政党获准参选。1977年的罢工深化了桑卡拉与左翼团体的合作。大约在这个时候,即1977年8月,沃尔特共产主义组织(OCV)在让-巴蒂斯特·瓦利亚(Jean-Baptiste Oualian)、优素福·迪亚瓦拉(Youssouf Diawara)、德里萨·图雷(Drissa Touré)、克莱门特·韦德拉奥果(Clément Ouédraogo)和朱迪·索梅(Jude Somé)的领导下成立。桑卡拉与OCV保持秘密联系,但与PAI-LIPAD(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的成员接触更为频繁。工会领袖苏马内·图雷以无畏的激进风格赢得追随者,主动联系桑卡拉。他说:“我们开始教育士兵,邀请桑卡拉及其团队到家中开会,讨论理论和组织方式。我们告诉他们,这不仅仅关乎军事力量,还需要建立社会运动。我来自劳工运动,但我们尽量在士兵、学生、工人等多个领域努力,提高政治意识。这个国家缺乏政治意识一直是严重的障碍。”

到1977年底,桑卡拉与LIPAD负责人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合作。他围绕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等概念安排教学课程,带领军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如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怎么办?》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韦德拉奥果解释这种联系:“桑卡拉说他在寻求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培养。他是新一代军官中的一员,表明他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向我们学习。但他最为突出。”

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在桑卡拉的第一届政府(1983~1984)担任装备与通信部长。由于LIPAD的亲苏立场与桑卡拉的军队派系发生矛盾,1984年所有LIPAD部长都被免职。2021年,韦德拉奥果就桑卡拉被杀事件的细节出席作证。

通过这种方式,桑卡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多年后,一位古巴记者问他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回答说:“很简单——通过讨论、友谊……渐渐地,靠阅读,但主要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我们国家的现实,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主要被列宁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所吸引,属于后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但并不属于某个特定流派,他的知识影响兼收并蓄。虽然他阅读了法农、毛泽东及“非洲社会主义”的著作,但没有迹象显示他读过或直接受到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或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影响。多年后的采访中,他说:“我承认自己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虽然他没有读完马克思的所有作品,他说:“我读过列宁的所有作品,”并补充说,《国家与革命》是“避难之书,根据心情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为需要革命解决方案的问题提供了答案。”亲密朋友回忆,他经常阅读《国家与革命》,从中汲取在革命形势下运用国家权力的想法,即使当时的社会条件“在经济上不太成熟”。然而,尽管他深入研读,朋友和同事质疑他是否真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高中就认识他的PAI领导人吕克·特拉奥雷(Luc Traoré)说:“我与托马斯很亲近,但从不认为他是共产主义者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天主教徒,我无法接受群体对群体的统治或剥削,这违背基督教教义。我知道托马斯从教会原则中汲取了很多,基于某种人文主义。对我们来说,宗教与马克思主义没有矛盾;我们看到了共性:帮助穷人,为正义而战。冷战的视角扭曲了一些东西。”

此外,即使阅读了马克思和列宁,桑卡拉对正统左派感到失望,对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不满,因为它们摒弃宗教、侵犯人权及进行政治压迫等问题。他在质疑的同时,与牧师朋友古斯塔夫·布达(Gustave Bouda)进行了广泛交谈,布达在1968一代中成长,熟知左翼文学。两人拿出《圣经》和《红宝书》,讨论其中的重叠之处。有了这样的伙伴,桑卡拉更深入地审视他对天主教会制度化权力以及教会对穷人立场的困惑。虽然他与多位天主教神职人员交好,如牧师叔叔戈德弗鲁瓦·桑卡拉(Godefroy Sankara),但布达真正让他接触到“解放神学”,强调“从穷人的视角”阅读《圣经》,关注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不仅仅是救赎,致力于“改造世界”而非“拯救灵魂”。桑卡拉从中找到了抨击贫困和社会不公的道德语言,解决了多年来他在信仰与革命信念之间挣扎的意识形态矛盾。布达为理解桑卡拉的人文主义、宗教信仰和实践提供了见解:

托马斯特别欣赏《福音书》中基督支持穷人的立场。他和我一样熟知《福音书》,经常引用其中的段落……我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神秘主义者,能在绝对寂静中冥想数小时,令人印象深刻……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看,他不局限于基督教,试图了解其他宗教,谈及中国文化,能引用《古兰经》,也谈到佛教。他的思想非常开阔,还提到了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阿尔贝·加缪(Camus)。

1986年,桑卡拉在一次私人采访中对记者谈起他对列宁,穆罕穆德和耶稣的看法。他认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思想在一定的语境下都是革命的。不过,同时他也说,无论如何他最喜欢的书都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大约在这个时候,桑卡拉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玛丽亚姆·塞尔梅(Mariam Sermé)。她是二战老兵的女儿,童年多在马里度过,在穆斯林家庭长大,后来搬回瓦加杜古(Ouagadougou)。“1977年,我在瓦加杜古与朋友外出时遇见了我的丈夫,”塞尔梅说,“初次见到他时,除了知道他在军队服役,我对他过去一无所知。”认识不久后,桑卡拉向她求婚,双方家人开始协商。但初期,宗教差异成为问题。穆斯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回忆说:“托马斯遇到玛丽亚姆后,我与拉萨内·桑卡拉(Lassané Sankara)一起去见她的家人,开启婚姻进程。但塞尔梅的家人立即提出:‘她是穆斯林,他是天主教徒。’托马斯考虑为了结婚皈依伊斯兰教,但最终他们决定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在双方家人的祝福下,塞尔梅以慕道者的身份继续这段关系,同时前往法国完成学业。

1978年初,桑卡拉在摩洛哥拉巴特参加高级伞兵训练,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同行。两人同住一室,加深了友谊。后来他前往法国波城(Pau)的伞兵学校进修三个月,为晋升上尉做准备。周末,他探访波尔多、蒙彼利埃的朋友,或去卡昂看玛丽亚姆,她当时在那里攻读硕士学位。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热尔梅娜·皮托伊帕(Germaine Pitroipa)和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也在法国学习或培训。“我当时在蒙彼利埃接受药剂学培训,托马斯来法国进修三个月,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运动与学生运动联系得更紧密。让-马克·帕尔姆(Jean-Marc Palm)和吉尔伯特·迪安德雷(Gilbert Diendéré)也在蒙彼利埃,迪安德雷就这样加入了我们,”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回忆说。在法国,桑卡拉多次前往巴黎,寻找新的灵感。年轻时,他无暇参与朋友们口中的“激进生活”——辩论、激进主义和抗议。但他开始接触激进的学生组织,思考如何将其与日益壮大的进步军官网络融合。他如同一块知识海绵,投身于与学生活动家的激烈讨论,在书店消磨时光,最喜欢贝尔维尔的一家毛主义书店“Les Herbes Sauvages”。

巴黎贝尔维尔街5号,今天是一家名叫“大元”的中餐馆。这个地址曾经属于Les Herbes Sauvages,它的名字意为“野草”,取自鲁迅的作品。它由当时的毛派组织(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 PCMLF)创立并运营,主要销售左翼、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以及关于中国、亚洲的出版物。

多年来,在法国的非洲学生通过黑非洲学生联合会(FEANF)变得日益激进,上沃尔特的学生也在沃尔特学生总联盟(UGEV)的领导下如此。但中阿分裂的意识形态争议粉碎了左翼团结的希望,在1976至1978年间达到高潮。中国调整外交政策,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以淡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方式重塑冷战格局,招致全球强硬共产党人的谴责,最明显的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法国左翼的团结也破裂,尽管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巧妙胜过对手掌权,应对莫斯科对欧洲共产主义“异端”的批评。这些争议导致学生运动分裂。上沃尔特的OCV在1978至1979年间分裂为亲阿尔巴尼亚的沃尔特革命共产党(PCRV)和更修正主义的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

桑卡拉目睹了左翼党派之间的激烈争斗,这后来削弱了革命力量。但他谨慎地不与任何派系结盟。“他来法国时常来看我,我们在我房间里闲逛,整夜谈论政治,”ULC创始人瓦莱雷·索梅回忆说,“托马斯在法国提升了自己的知识素养,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经常出入不同的圈子,与各党成员交往。”因为珍视友谊并能无缝融入政治,他与索梅的重联成为一个重要转折。这位来自加奥阿的童年好友擅长辩论,帮助深化了桑卡拉的思考。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索梅兴趣广泛,涉猎政治、经济、人类学和宗教(后来在索邦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与桑卡拉的政治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我们秘密会面。玛丽亚姆的姐姐住在我家隔壁,两院仅一墙之隔。托马斯把吉普车停在她姐姐家门前,翻墙进入我院。我被视为颠覆分子、赤色分子,他必须小心与我的关系。开会时多是前学生,托马斯穿着便装坐在后面。我们分享所有的辩论、文件和书籍。

作为桑卡拉团队中新兴的知识领袖,索梅批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将苏联列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也不谴责中国的“社会帝国主义”,并质疑他们对红色高棉及柬埔寨种族大屠杀的沉默。对他来说,这些问题不可忽视。虽然他的新党名为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他对共产主义存疑,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但他认为“共产主义正在失败”。当强硬的共产主义者迟迟支持教条路线时,索梅难以找到共同点。“我无法与缺乏意识形态素养的人认真讨论,”他说,“我不想按共产主义路线塑造桑卡拉或其他人,我想让他们相信解决方案并非共产主义。”他经常前往波城(Pô)为突击队员提供政治教育。一次访问中,他看到士兵因缺少书籍而阅读利比亚大使馆免费发放的卡扎菲《绿皮书》,嘲笑其论述,告诉桑卡拉,在没有适当意识形态训练的情况下提供这类读物是错误的,于是以带书籍、宣传册等至CNEC为己任。

1978年,上沃尔特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非洲民主联盟(RDA)获得多数席位,拉米扎纳(Lamizana)连任。但桑卡拉认为,没有真正经济和社会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注定失败,认同列宁的观点:国家主要维护阶级统治,选举只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外壳”。后来接受《非洲-亚洲》(Afrique-Asie)采访时,他称1978年的选举为“化装舞会”,指出大众“在指令下投票”,因为“封建约束”。他还看到非政府组织(NGO)卷入政治:“这些组织根据选举地图建立,如果某个封建领地有政治要人,井就挖在那里。”选举的特点以及“害怕镇压或恐吓”,使他说:“随你叫它什么,对我来说这不是民主。”因此,他的许多同龄人拒绝民主,转而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PAI领导人吕克·特拉奥雷解释说:

当时没有民主,无法以民主方式组织活动。表达想法或公开活动就会被捕入狱。唯一的斗争方式是秘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发展出了秘密策略,我们就这样做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选择这种形式,因为别无选择。西方支持压迫人民的旧政权,我们转向左翼和进步运动。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别无他法。就像蒙博托政权,因为冷战,所有为进步奋斗的人都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想要带领国家摆脱贫困。

1978年议会选举结果。黑色代表非洲民主联盟占据的席位。其他颜色分别是:黄色的保卫民主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Defence of Democracy),蓝色的沃尔特进步阵线(Voltaic Progressive Front),绿色的非洲重组党(African Regroupment Party),紫色的全国独立联盟(National Union of Independents)。

1979年7月21日,大教堂大道(Avenue de la Cathédrale)两旁人群聚集,托马斯·桑卡拉身穿军装,玛丽亚姆·塞尔梅穿着白婚纱、编着辫子,乘坐一辆装饰有窗上机枪弹带、侧面漆着“荣誉与荣耀”的军用吉普车驶过。场面华丽却简朴。“我们想要一个简单的婚礼,”玛丽亚姆·桑卡拉回忆说,“预算很少,但朋友和家人让婚礼变得美好。因为托马斯是波城军营的负责人,士兵们帮忙装饰了车辆。”数百名宾客前往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学院(Collège Saint Jean-Baptiste de la Salle),新人在小教堂举行婚礼,由古斯塔夫·布达主持。随后,他们到军官食堂享用简单的餐食并跳舞。亲友们准备了婚宴食物,让-帕斯卡尔·韦德拉奥果(Jean-Pascal Ouédraogo)的乐队Atimbo提供了音乐。

革命的主要人物此时大多在瓦加杜古,以桑卡拉在萨曼丁(Samandin)的家为秘密会面点。孔波雷成为常客,家中专门留出一间房给他。他现在是桑卡拉在波城突击队的副手,两人形影不离,经常往返于瓦加杜古与波城之间。但部分军事同僚并未参与这些秘密政治讨论。让·辛波雷(Jean Simporé)与左翼军官保持距离,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则前往美国,在胡丘卡堡(Fort Huachuca)军事情报中心接受为期九个月的高级培训,与多米尼克·迪安德雷(Dominique Diendéré,吉尔伯特·迪安德雷(Gilbert Diendéré)之兄,后涉桑卡拉谋杀案)和科迪奥·卢盖(Kodio Lougué)同为上沃尔特首批入选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IMET)项目的人。其他人如让-克洛德·坎布勒(Jean-Claude Kamboulé)则加入了传统军事网络。

到1979年,桑卡拉放眼于上沃尔特之外,为军事领导的革命寻求区域支持与灵感。波城边境对面,年轻的飞行中尉杰瑞·罗林斯(Jerry Rawlings)于1979年6月4日在加纳掌权,成立了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FRC),旨在终结腐败(“kalabule”)。AFRC的“大扫除”行动处决了八名高级军官,包括三名前国家元首。后来在1981年12月31日,罗林斯在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PNDC)的领导下发动了更彻底的革命。加纳的发展深刻影响了桑卡拉,1983年8月,罗林斯在其掌权中起到关键作用。

桑卡拉受到从伊朗到尼加拉瓜的世界革命浪潮的鼓舞。20世纪70年代末,这股浪潮蔓延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出现了游击运动,1979年,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领导的格林纳达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宝石运动掌权,同年,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领导的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取得革命胜利。这些运动恰逢1979至1982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原材料价格骤跌。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转向,终结了全球南方依靠新国际经济秩序(NIEO)追求经济公平与主权的努力。这一危机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债务加深,迫使许多国家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结构调整计划。

上沃尔特在198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食品进口成本上升,民众不满情绪加剧。工会于1980年10月在瓦加杜古发动罢工浪潮,学校停课,经济各领域停滞。最终,在11月25日,拉米扎纳被推翻,上沃尔特发生了第二次政变。萨耶·泽博(Saye Zerbo)上校掌权,迅速宣布紧急状态,取缔所有政党,暂停宪法。新政府被称为国家复兴与进步军事委员会(CMRPN)。萨耶·泽博是参加过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反殖民战争的退伍军人,毕业于圣西尔(Saint-Cyr)军校,与法国军事机构联系密切。但他试图通过让初级军官进入执政委员会来缓解军队内部的紧张局势。在17个部长职位中,有9个给了平民,其中多来自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领导的支持政变的民族解放运动(MLN)。桑卡拉怀疑萨耶·泽博的动机,因为社会主义者基-泽尔博的参与让他感到背叛,尽管许多年轻进步军官加入了CMRPN。政变发生一个月后,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1980年新年前夜,我们在托马斯家里聚会,他所有的军事朋友都在,许多人现在是政府成员,”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说,“他警告说,这个政府同样腐败,会腐蚀他们。”但不久后,萨耶·泽博意外任命桑卡拉为瓦加杜古作战部门的负责人。他被迫接受,将CNEC交给孔波雷管理。

萨耶·泽博的肖像。

现在,桑卡拉全职住在瓦加杜古,享受婚姻生活,经常与家人朋友会面。在此期间,1981年8月10日,玛丽亚姆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菲利普,以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的名字命名。保罗·桑卡拉在备考高中毕业时与他们同住,记得哥哥对非洲政治和流行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尤其是鲍勃·马利(Bob Marley),他的抵抗思想在非洲掀起了热潮。马利刚因癌症去世(1981年5月11日),此前他高调访问非洲,尤其是在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庆典上演出。他的早逝使其人气达到新高。上沃尔特的年轻人视他为先知、第三世界解放的强音,他的话语融入政治词汇。桑卡拉不仅从唱片中汲取意义,还通过收音机关注国际政治,了解南非的解放斗争,越发意识到冷战政治。1981年5月10日,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胜选,桑卡拉怀着期待关注,密特朗迅速发起“与资本主义决裂”,国有化工业、提高最低工资,外交政策左倾,推动性别平等。他的“110项提议”与桑卡拉后来掌权时的立场多有重叠。但到1983年,密特朗被迫转向撒切尔式的紧缩政策,似乎否定了他的计划。外交上,他采取更戴高乐主义的立场,与旧的法国-非洲新殖民体系的预期决裂并未出现。最终,桑卡拉承认法国社会主义者“让许多人失望,尤其是非洲年轻人”,“因为大家意识到事情并未根本改变”。

虽然桑卡拉在年轻军官中的声望逐渐提高,萨耶·泽博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政治影响。最终,在1981年9月,萨耶·泽博拉拢桑卡拉,任命他为信息国务秘书。桑卡拉最初拒绝,试图与CMRPN保持距离。“我们知道政权想让他同流合污,”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回忆说,“托马斯不想参与,他很生气,因为他们深陷腐败。但我说:‘小心,托马斯,你在军队,这是军事命令,必须服从上级。’”桑卡拉最终让步,在1981年10月担任新的信息国务秘书。在文职官僚中,他感到不适,于是邀请菲德尔·托埃担任幕僚长,托埃又招募了塞尔日·泰奥菲尔·巴利马(Serge Théophile Balima)、于贝尔·巴齐埃(Hubert Bazié)和保兰·巴穆尼(Paulin Bamouni)。负责广播电视的巴利马回忆了他对桑卡拉的初印象:“立刻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民粹主义言辞。他希望结束部长与记者之间存在的某些等级制度。他希望融入专业团队,所以他经常来到编辑室,看看我们是如何工作的……他希望我们思考如何以革命的方式利用电视,制作传播革命思想和揭露不公正现象的节目。”

在关于桑卡拉的首批国际媒体报道之一中,《非洲-亚洲》(Afrique-Asie)认为他是一位“奇特的信息部长”,在朴素和坦率方面“与众不同”。他与部长和高级官僚的习惯完全不同,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接地气的人民公仆形象。他被视为和蔼可亲、易于接近,在廉价的路边摊吃饭,展现出一种不认为自己太重要而愿意花时间与普通公民交流的形象。保罗·桑卡拉回忆说,他的哥哥想传达一个不会被腐蚀的信号:

他不希望任何人认为他进入政府是为了像其他人一样发财。我记得他担任信息部长时有一个司机,但托马斯对此感到不舒服,因为司机比他年长很多。所以他改骑自行车上班。他是唯一一个骑自行车上班的部长,非常引人注目。这让很多政府成员感到不安。即使他是信息部长,他也不想出现在电视或镜头前。他知道他们只是想利用他的知名度,所以他拒绝被视为名人。他以此表明,他对身处萨耶·泽博的政府并不感到自豪。

作为信息部长,桑卡拉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过于认真。在他的领导下,记者们被鼓励调查腐败和权力滥用问题。正如记者保兰·巴穆尼(Paulin Bamouni)所解释的:“言论自由变得切实有效……[信息部]实现了真正的发展,因为桑卡拉在各个方面努力,不仅改进现有方法,还保护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处于部长职位,桑卡拉也得以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接触。让-皮埃尔·科(Jean-Pierre Cot,法国合作部长)的通讯主管雨果·萨达(Hugo Sada)曾多次与桑卡拉会面,他回忆道:“从个人层面来说,桑卡拉给人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尽管当时他还很年轻,但你马上就能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场。他已经有了非常进步和革命的言论。”在外交方面,桑卡拉的一个显著胜利是成功让198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电视直播在上沃尔特进行。对于说法语的非洲人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一年,因为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都获得了参赛资格,而法国队则是由来自非洲、阿尔及利亚和法属加勒比地区的移民组成。“桑卡拉主要希望法国帮助布基纳法索建立一个卫星电视系统,这样布基纳法索就能直接转播国际足联世界杯,”萨达说。但在谈判过程中,桑卡拉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法国不想帮忙,那我就请卡扎菲来帮忙。”法国最终还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但据萨达说,这些谈判凸显了“非常麻烦的迹象”。

尼日尔宣传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邮票。这一年晚些时候的10月3日,布基纳法索(当时还是上沃尔特)与尼日尔之间进行了足球友谊赛,双方1-1战平。

事实上,在外交和情报圈子里,关于桑卡拉与利比亚领导人“关系”的传言迅速传播开来。这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尤其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卡扎菲在乍得内战中进行秘密行动的时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签署了一项情报命令,通过支持乍得的侯赛因·哈布雷(Hissène Habré)来“悄悄削弱”卡扎菲。这是新任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的首次秘密行动,也是凯西众多鲁莽且战略上存疑行动的一部分,最终导致了伊朗门事件。他的冷战行动导致乍得战争进一步升级,也使法国和美国在乍得的合作更加紧密。事实上,1981年5月,在权力交接仪式上,即将卸任的总统吉斯卡尔(Giscard)告诉密特朗,美国和法国情报部门正在共同制定一项破坏卡扎菲政权稳定的计划。在此背景下,桑卡拉引起了美国驻瓦加杜古大使馆的注意。美国外交官托马斯·赫尔(Thomas Hull)记得,美国国务院“非常担心”桑卡拉与卡扎菲可能存在的联系,因此美国大使馆邀请他去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以讨论这种可能性。1982年3月17日,桑卡拉同意访问美国大使馆并与赫尔会面。但由于桑卡拉很快就被监禁,这次访问最终未能成行。

1982年初,随着经济状况恶化,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和其他劳工领袖对国家复兴与进步军事委员会(CMRPN)进行了尖锐的抨击。随后,工会遭到打压。图雷被发出逮捕令,但他设法逃脱并逃到了靠近加纳边境的一个小村庄。作为回应,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前往国家印刷厂,印刷了《爱国者报》(Le Patriote)的一期特刊以示抗议。当时在印刷厂担任技术员的帕斯卡尔·桑卡拉(Pascal Sankara)回忆道:“苏马内·图雷逃到藏匿处后,菲利普·韦德拉奥果来到国家印刷厂。政府已经对他发出了逮捕令。所以菲利普给了我一张苏马内·图雷的照片,要印在《爱国者报》的封面上,表达对他的支持。”《爱国者报》这期特刊出版后,安全部队突袭了印刷厂,逮捕了工人,并没收了这份持不同政见的报纸。随后,他们又逮捕了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和其他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的领导人。

随着动荡加剧,政府因信息部支持持不同政见的新闻业而对其进行打压。1982年3月4日,桑卡拉进行了大胆回应,亲自致信内政部:“1982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沃尔特新闻社社长在国家安全部门当地办公室被拘留,并接受警方审讯……我强烈抗议这一行为……从长远来看,这将阻碍新闻机构的发展……国家机构应该支持它们,将其视为有责任感的公仆,能够引导公众舆论,而不是助长不正当和有害的谣言。”很快,CMRPN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的摊牌即将来临。在最近被取缔的沃尔特工会联合会(CSV)的领导下,六个主要工会决定挑战反罢工法律。桑卡拉明白其中的影响。在日益激烈的冲突中,他不再顾忌。“1982年4月,因为CMRPN压制了我们的罢工权,我们组织了一场针对他们的大规模罢工,桑卡拉加入了我们,”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回忆道,“我们提醒他这对他来说可能非常危险。但桑卡拉表示他不会参与政府对罢工的镇压。所以他勇敢地辞职了。”1982年4月12日,随着罢工临近,工会准备抗争,桑卡拉起草了一封辞职信给萨耶·泽博。

在瓦加杜古一个炎热的夜晚,来自十个不同法语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出席了在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背景下关于非洲电影未来的辩论。4月21日,在闭幕致辞中,桑卡拉讨论了非洲电影的现状,然后他令人震惊地宣布自己将辞职。萨耶·泽博上校及其随行人员在场,人们通过广播收听现场直播,桑卡拉说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电影,而没有自由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他以那句著名的话结尾:“让那些压制人民声音的人遭殃”(Malheur à ceux qui bâillonnent leur peuple),这句话很快被年轻人当作他们的集会口号之一。在桑卡拉首次登上国际新闻舞台时,《世界报》(Le Monde)报道了这场戏剧性的公开辞职,并补充说桑卡拉是“为新闻自由化做出最大贡献的官员之一”。但演讲结束后,桑卡拉立即被捕。接下来的六个月,他被监禁在德杜古(Dédougou)。

1987年的第10届FESPACO,桑卡拉的最后一次FESP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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