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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囚犯,民粹总理(1982 - 1983年)《托马斯·桑卡拉:冷战非洲的革命者》四

青弋主人 · 2026-11-16 · 来源:阿拉拉特的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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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卡拉被剥夺军衔后,被囚禁于德杜古(Dédougou)的军营,由菲德尔·盖布雷(Fidèle Guebré)上校指挥。这里的囚禁条件和刑期,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人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所遭受的完全不同,但桑卡拉被拘留的六个月,却进一步塑造了他作为一位勇于自我牺牲的领导者形象。

作者:布赖恩·J·彼得森(Brian J. Peterson)

译者: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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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卡拉被剥夺军衔后,被囚禁于德杜古(Dédougou)的军营,由菲德尔·盖布雷(Fidèle Guebré)上校指挥。这里的囚禁条件和刑期,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人在罗本岛(Robben Island)所遭受的完全不同,但桑卡拉被拘留的六个月,却进一步塑造了他作为一位勇于自我牺牲的领导者形象。人们普遍认为,他最初害怕被处决,他的家人和朋友也有同样的担忧。然而,驻守在德杜古的支持他的下级军官和军士确保了他的安全。同样,约里安·索梅(Yorian Somé)上校——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的叔叔——向他保证会保护桑卡拉。桑卡拉被捕后,亨利·宗戈(Henri Zongo)和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被降职并调往偏远的军事驻地(法达恩古尔马(Fada N’Gourma)和瓦希古亚(Ouahigouya)),目的是切断进步军官核心成员之间的联系。此外,对民间左翼力量也进行了更广泛的镇压,工人、公务员和教师被解雇并逮捕。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的领导人陷入困境,士气低落,只求能在国内生存下去。

在囚禁期间,桑卡拉通过副官穆萨·迪亚洛(Moussa Diallo)等联络人与家人保持联系,迪亚洛会途径德杜古传递消息。玛丽亚姆·桑卡拉回忆说,在她丈夫被囚禁期间,他们会“交换信件,通过士兵中的中间人传递,然后再将消息传达给桑卡拉家族”。PAI的领导层也获得许可,派一名医生探望他。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说:“有一位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的精神科医生让·萨努(Jean Sanou)。我们很担心当时的情况,因为桑卡拉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派医生去看他,军官们也允许医生进入。这在两方面都很有用,既能检查他的状况,也能传递信息。”萨努医生三次探望他,他们设法进行秘密交谈,讨论政治局势。托马斯对医生说:“我只是被囚禁了,仅此而已。没有理由担心。”的确,这段时间成为他反思的时刻,桑卡拉全身心投入到学习武元甲(Vo Nguyen Giap)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革命著作中。他将自己视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必须经历自我牺牲的历程。在他的军事圈子里,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前往德杜古看望他。“我只是去看看托马斯的情况。他不能离开营地,但也没有遭到殴打或虐待,”卡博雷说,“他在禁闭室里度过了六个月,弹吉他、读诗,有时还会读书。他还在院子里锻炼。我记得他对我说过一句话:‘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状态的奴隶,当别人关心他时,他也不会珍惜。’”正如他在波城的突击队员时期一样,桑卡拉很快就全身心投入到军事训练和田间劳作中。

关于桑卡拉在德杜古的时光,人们知之甚少。他从未公开对此发表评论。但他确实与当地建立了一些社会关系,包括一位名叫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年轻和平队志愿者。多年来,桑卡拉结识了上沃尔特(Upper Volta)的和平队志愿者,他渴望学习英语。最终,在听说霍尔在德杜古后,他邀请这位年轻志愿者共进晚餐,由此开启了长达数月的定期社交往来。“我们总是在他的院子里见面,”霍尔回忆道,“我不太清楚具体的限制是什么,但那里总是有人。每次他邀请我再来,我就骑着摩托车过去。他会坐下来吃饭,我们一起用餐。这成了我们每周的习惯。”之后,他们经常一起弹吉他,谈论政治。偶尔,桑卡拉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国际新闻。据霍尔说,这些交谈强化了桑卡拉对当地腐败问题的看法。“在德杜古,当地的情况相当糟糕,腐败官员很多。我和托马斯多次讨论过这种地方腐败现象。这是政治环境的阴暗面,精英们根本不关心人民。托马斯总是认真倾听我的经历。”这很符合桑卡拉的特点。他热衷于与人们建立联系,试图理解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最微小的地方体现出来的。

尽管被囚禁,桑卡拉仍鼓励他的朋友们恢复政治活动,恳请共产主义斗争联盟(ULC)和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的领导层搁置分歧,重新开始合作。他还写信给瓦莱雷·索梅,敦促他与菲利普·韦德拉奥果(Philippe Ouédraogo)联系,以便“消除分歧”并“为革命做好准备”。出于这个原因,索梅和他在ULC的同事巴西勒·吉索乌(Basile Guissou)与PAI的领导层,包括菲利普·韦德拉奥果、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和苏马内·图雷,秘密取得了联系,他们对这次接触表示欢迎。桑卡拉的军事同僚随后与民间左翼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这些领导人提供了关键情报和秘密沟通渠道,以组织即将到来的政变。菲利普·韦德拉奥果解释说:

“桑卡拉在德杜古时,我通过布莱斯(孔波雷)和林加尼(Lingani)与他保持联系。10月底到11月初,我回到博博-迪乌拉索,与他们会面。我们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布莱斯来看望我,他和林加尼当时在博博-迪乌拉索。他们解释说,军队内部有明显多数人反对CMRPN,当然民众中也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让我与在瓦加杜古的一些同志取得联系,于是阿达玛(阿达玛·图雷)在营地,然后我和坎布勒(Kamboulé)去见了瓦加杜古的其他民间同志,讨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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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里安·索梅上校的相片。他是上沃尔特武装部队的创始人之一。在职业生涯中,他当过莫里斯·亚梅奥戈总统的副官,并且担任过内政部长、上沃尔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以及国防秘书长。1983年8月9日,他被桑卡拉领导的革命运动杀死。在1987年桑卡拉死后,约里安·索梅被孔波雷政府塑造为被桑卡拉主义杀死的“第一位烈士”。

到那时,萨耶·泽博上校已被孤立,军队和民间社会的各种力量因对政权的共同仇恨而联合起来。泽博疏远了军队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同时一心追求自我致富。约里安·索梅上校——他在军队中根基深厚——拥有众多军队支持,他还有一个年轻的追随者听从他的命令:他的侄子让-克洛德·坎布勒(Jean-Claude Kamboulé)上尉。但为了确保任何形式的持久权力和民众支持,他需要桑卡拉加入他的政府。1982年8月,在听到桑卡拉第二个儿子古斯塔夫(Gustave)出生的消息后,桑卡拉向上级军官请求探望在瓦加杜古的家人。索梅上校看到了机会,提供了便利。最终,1982年9月,桑卡拉登上一架上校提供的军用飞机,在那里他见到了保罗·亚梅奥果(Paul Yaméogo)等同事。很快,他就得知了坎布勒的政变计划。

11月7日,CMRPN被推翻,当晚新成立的人民救赎临时委员会(CPSP)通过广播宣布成立。桑卡拉写了一份公告。“军方官员需要一个代言人,所以桑卡拉同意来写,因为他是最有能力的,”瓦莱雷·索梅说。此后,有传言称是桑卡拉发动了政变,但事实是,他是在政变之后才参与进来的。桑卡拉的声明指责萨耶·泽博政权“通过其行为和政策背叛了人民”,包括“管理不善、腐败以及领导人非法和公然的敛财行为”、“对工人、学童和学生的无理镇压”以及“对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压制”。当时,普通士兵认为是桑卡拉掌权。正如桑卡拉所解释的,“11月7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利用桑卡拉的支持来实现他们的计划[…]他们毫不掩饰地说,托马斯·桑卡拉上尉将成为独裁者。”国际新闻机构和自由记者抓住了这条新闻线。据《世界报》报道,桑卡拉是“政变背后的智囊之一,在年轻人中享有真正的声望”。美国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官员托马斯·赫尔在一份电报中写道:“传言仍在继续,前信息国务秘书托马斯·桑卡拉上尉在政变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事实上,真正的政变策划者,如索梅上校和让-克洛德·坎布勒上尉,很少被提及。桑卡拉因其魅力和领导地位,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

在改革和民族主义的热潮下,新委员会内部存在深刻分歧。正如奥塔耶克所观察到的,这一时期见证了“冲突的激化”,其特点是“军队的政治化日益加剧,以及意识形态对立团体的分层”。军队中的保守派仍然由曾在法国军队服役的高级军官组成,因此与法国军事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年轻的进步中级军官大多在非洲军事院校接受训练,形成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意识。这些根本性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军事权力的接管。然而,引发立即辩论的问题是总统的人选。约里安·索梅上校曾设想自己担任这个职位。自1971年以来,他在各方面都像个部长,人们称他为“马吉立方体”(一种受欢迎的汤块),因为他“与各种情况都能很好地融合”。但现在很少有人支持他的竞选,于是上校开始寻找合适的傀儡。最终,一个较为温和的派别推举出一位无害的军医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Jean-Baptiste Ouédraogo)。“我们同意让让-巴蒂斯特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缓冲,”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回忆道,“他是中立的,是一名儿科医生,由于他在医院的工作,在平民中更有名气。”人民福利委员会(CPSP)正式成立,由120名军人组成,包括布莱斯·孔波雷、让-巴蒂斯特·林加尼和亨利·宗戈等下级军官、军士和低级士兵。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担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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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的相片。他生于1942年,先后在阿比让医学院、波尔多海军卫生学校深造,之后在斯特拉斯堡专攻儿科。1982年11月13日,CPSP更名为拯救人民委员会(CSP),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被任命为CSP总统,国家元首。随后他任命托马斯·桑卡拉上尉为总理。尽管在不久之后的1983年5月,CSP的内部矛盾就使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下令接职了桑卡拉。

下令11月7日的政变也为PAI-LIPAD和ULC打开了大门。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首次担任部长职位,欧仁·东达塞(Eugène Dondassé)、埃马纽埃尔·达乔瓦里(Emmanuel Dadjouari)和易卜拉欣·科内(Ibrahim Koné)担任关键职位。随后,PAI的领导人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努力让桑卡拉加入政府。“那时我与桑卡拉有联系,我们在政府中有一个同志,”韦德拉奥果解释说,“我们告诉桑卡拉,他在新政府中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他不想加入政府。”瓦莱雷·索梅也借此机会告诉他的朋友,他正在犯一个严重的错误:“政变后我们见面时,我对他说:‘你必须参与进来。当我们说你没有参与时,你要知道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与此同时,桑卡拉开始公开露面。1982年12月10日,他向上沃尔特教师工会(SUVESS)发表讲话。这是桑卡拉现存最早的演讲,很快被《观察家报》(L’Observateur)发表。他指出,国家处于新殖民主义的境地(这是他多年来一直阐述的主题),士兵和工人面临着阶级压迫。他阐述了关于“人民军队”的观点,称从那时起,军队必须成为人民的军队。桑卡拉还在《人民军队报》(L’Armée du Peuple)上表达了他的观点,该报为士兵提供了一个讨论不满的论坛。桑卡拉的话引起了更广泛的共鸣。在此期间,法国学术期刊《非洲政治》(Politique Africaine)将“11月7日政变后的非洲”作为其既定目标的一部分,对“社会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转载了桑卡拉12月10日的演讲。这是在学术背景下首次提及桑卡拉,似乎法国学者,如该期刊的编辑让-弗朗索瓦·巴亚尔(Jean-François Bayart),认真对待桑卡拉,认为他代表了非洲政治中一种新的、以新兴民粹主义话语和民众运动为特征的类别,这些运动通常由年轻的军事领导人领导,比如杰瑞·罗林斯(Jerry Rawlings)。

1983年初,新的革命军事组织(OMR,前身为ROC)聚集在亨利·宗戈的家中。在通知桑卡拉他们决定任命他为总理后,桑卡拉起初不情愿担任这个职位,但最终还是同意了。1983年1月10日,他宣誓就职。在简短的就职演讲中,这位33岁的上尉用“人民”这个词多达65次,引起了民众的共鸣。但人民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桑卡拉来说,人民是有着不同需求的个体,他们是农民、工人、工匠、学生和妇女。政府必须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正如他所宣称的,“政府是为上沃尔特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服务。”此外,他试图说服同事们,他们不应“害怕群众”,不应把自己关在空调办公室里。在与平民交谈后,他的新立场立即在他的平民朋友中得到体现。他的幕僚长再次是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托埃承认“我们都还很年轻”。萨瓦多戈(Sawadogo)也观察到,当桑卡拉掌权时,“他周围大多是他童年和上学时的老朋友”,这些朋友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事实上,对桑卡拉的批评之一是,他过早地掌握了权力,却还没有“翻过1968年学生团体那种积极文化的篇章”,将他们的理想主义和革命动力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据贾夫雷(Jafré)说,桑卡拉很快就以挑衅者的形象著称,试图打破精英和官僚的自满情绪,从而“转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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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革命组织”(OMR)在1983年推翻CSP之后,内部也爆发了分歧。孔波雷主张自己应当成为总统,理由是他领导了武装起义,并且解救了桑卡拉。但PAI和ULC成员均反对,新政府的安全部长Ernest Nongma Ouédraogo主张桑卡拉应当成为总统。

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桑卡拉接受了马里记者穆罕默德·迈加(Mohamed Maïga)为《非洲-亚洲》(Afrique-Asie)杂志撰写的第一次国际采访。《非洲-亚洲》是一份致力于第三世界运动的刊物,由埃及出生的犹太记者西蒙·马利(Simon Malley)于1969年创办。迈加被桑卡拉的魅力所吸引,在塑造和维护他的公众形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迈加在这方面并非独一无二,世界各地的左倾记者常常被桑卡拉的魅力所吸引,不由自主地对他进行热情的描写。在与迈加的第一次采访中,桑卡拉强调了军队内部正在发生的变革。他承认杰瑞·罗林斯的影响,并宣布新政府正在实施“某些机制”,就像加纳那样,旨在消除腐败。对于1983年1月《非洲-亚洲》的读者来说,一个具有正直品质和民粹主义风格的新革命声音已经出现,迈加称之为“桑卡拉效应”。

为了使政府更加透明,桑卡拉创办了一档特别节目《与CPSP面对面》(En Direct avec le CSP),每天晚上播出,通过这个节目,领导人、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可以直接与民众对话。桑卡拉希望“打破权力的神秘感”,促进人民与领导人之间的持续对话。他特别强调深入农村地区,因为农民大多被政治阶层忽视。他一直关注倾听农民的不满,并将他们纳入治理讨论中。他通过农村省份开展宣传活动,目的是教育人民了解新政府,并建立所谓的“真相行动”对话机制。这些农村的讨论和集会带有狂欢的氛围,年轻人穿着随处可见的鲍勃·马利T恤,长者们在传统的庭院中参与。“真相行动”甚至通过特马(Téma)这个桑卡拉的祖籍地进行。事件发生后,迈加有机会参观了桑卡拉的住所,他这样描述:“我看到了一些小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贫困的家庭之一。正如在非洲展示的那样,这是托马斯·桑卡拉的家……很难相信这位年轻的上沃尔特总理出身如此平凡。”这样的报道在普及桑卡拉的谦逊出身以及他与普通民众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人都对桑卡拉掌权感到高兴,最难被说服的是莫西酋长(Mossi chiefs)和天主教会。然而,桑卡拉很快就与瓦加杜古的莫西纳巴(Moro Naba of Ouagadougou)达成了和解。但年轻的纳巴,只有26岁,充满繁文缛节,永远不会支持桑卡拉。不出所料,天主教会,特别是保罗·宗格拉纳红衣主教(Cardinal Paul Zoungrana),经常宣称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而保守的天主教领导层试图破坏这场桑卡拉所代表的运动。这并非毫无缘由,因为左翼领导人经常质疑教会对CMRPN和军队保守派的支持,《非洲-亚洲》杂志称这种批评“即使不是敌对的,也是尖刻的”。此外,当桑卡拉表示“人民的敌人”包括“在精神和传统的掩护下,剥削人民而不是真正为人民道德利益服务的蒙昧主义势力”时,莫西精英和天主教领袖都将他的话视为攻击。

2月24日,桑卡拉作为总理首次出国访问。他访问利比亚实际上是应萨耶·泽博上校的邀请。根据美国情报,在桑卡拉成为总理之前,已有四个利比亚代表团访问过瓦加杜古,承诺提供1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武器。途中,桑卡拉在尼日尔的尼亚美停留,尼日尔是法国-非洲新殖民体系的关键支柱,也是法国主要的铀供应国。其总统西尼·孔切将军(General Seyni Kountché)在法国的支持下于1974年掌权,并且是美国在萨赫勒地区的重要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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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尼·孔切将军的相片。1949年起,他服役于法国殖民军队。1961年,尼日尔独立一年后,孔切转入尼日尔军队。1965年至1966年,他在巴黎军官训练学校学习,不久后成为武装部队参谋副长。1973年,他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长。1974年4月15日,在严重干旱导致的粮食短缺和政治腐败导致的混乱中,塞尼·昆切发动军事政变,结束了前总统迪奥里的统治。政变两天之后成立了最高军事委员会(CMS),孔切担任主席。CMS宣布将公平分配粮食援助。

尚不清楚桑卡拉和孔切在2月24日的会面中讨论了什么,但一份美国电报报告称:“在他们2月的会面中,孔切明确地对身为总理的桑卡拉表示,要远离利比亚,并警告他不要与利比亚走得太近,或者不要让上沃尔特被利比亚用于地区不稳定活动。”

在与孔切会面后,桑卡拉直接飞往利比亚。外国媒体以及法国、美国和邻国非洲国家的政府官员,都对他与利比亚的关系忧心忡忡。美国官员甚至把和平队志愿者彼得·霍尔叫到大使馆,连续几天询问他关于桑卡拉与利比亚关系的情况。事实上,桑卡拉被错误地归类为亲利比亚的追随者,并被怀疑计划在上沃尔特发动共产主义接管,这些错误的描述被用来诋毁他的进步议程。实际上,桑卡拉只是希望与卡扎菲达成协议,以促进上沃尔特的经济发展,并且他明确表示上沃尔特有权与任何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尽管卡扎菲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且要求更多的忠诚,但桑卡拉立场明确:“我们告诉利比亚领导人,我们对利比亚没有任何敌意,但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不是新手。我们愿意与利比亚合作,但我们也准备好告诉他们,我们是有责任的伙伴,会按照我们的想法行事。”利比亚会通过提供武器支持桑卡拉掌权,但桑卡拉也会谴责利比亚在乍得的干预,并拒绝卡扎菲扩大在利比亚在上沃尔特影响力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利比亚经济援助的承诺逐渐化为泡影。

1983年3月7日至13日,桑卡拉率领上沃尔特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长米歇尔·卡凡多(Michel Kafando))前往新德里参加不结盟运动峰会。桑卡拉借此机会见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杰瑞·罗林斯(Jerry Rawlings)、莫里斯·毕晓普(Maurice Bishop)。其中三人——甘地、马谢尔(Machel,原文此处可能存在信息缺失,推测是指萨莫拉·马谢尔 Samora Machel)和毕晓普——在短时间内被暗杀,美国也不断努力破坏他们的政府稳定。无论如何,这是桑卡拉首次登上国际舞台发言。卡凡多为他准备了一份较为温和的演讲稿,但当桑卡拉走上讲台时,他拿出了自己更为激进的声明。卡凡多十分震惊,演讲结束后,他匆匆结束行程返回瓦加杜古。我们不清楚卡凡多原本准备的演讲稿内容,但我们知道他的盟友约瑟夫·基-泽尔博(Joseph Ki-Zerbo)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更为温和的文章,呼吁在不结盟运动中培养“全球政治中的文化与教育”。

桑卡拉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讲,呼吁人们关注通过持续的不结盟战略解决世界问题的必要性。他从道德层面出发,宣称不结盟运动应“作为理性之声,作为世界深刻而大胆的良心,而帝国主义希望永远使其屈服于自身统治”。他将不结盟运动视为一股“道德力量”,推动和平以及“基于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国际关系民主化”。通过这种方式,他倡导“真正的不结盟”,并认为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有权在不受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发展外交和贸易关系。随后,桑卡拉涉足中东政治领域,首次公开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色列政府在全世界一致谴责的情况下,仍得到美国的公开支持,其军队入侵黎巴嫩,对首都贝鲁特进行残酷破坏,”他指出,“以色列政府允许发生了不可言喻的大屠杀,如在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Shatila)发生的惨案,而幕后指使者却未因危害人类罪被起诉。”他谴责“帝国主义”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干涉,并对南非、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人民表示声援。此时,他将自己定位为比泛非主义者更具国际视野的角色。事实上,正如贾夫雷(Jaffré)所观察到的,泛非主义“并非他的首要议程”。尽管如此,桑卡拉有力地主张,以前“被殖民或被征服的人民”应该“以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参与各类国际贸易的发展”。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在帝国主义犯罪面前保持被动的共谋(complicity,此处原文可能有误,推测应为‘complicity’,意为‘共谋’),而应争取各国的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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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3年的新德里不结盟峰会上,桑卡拉发表了一句著名演讲:“与人民共同前进一步,好过独自前进十步!”(Better one step forward with the people than ten steps without!)

桑卡拉的出现似乎突如其来,他观点的尖锐准确性和说服力吸引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注意,演讲结束后卡斯特罗主动与桑卡拉接触。这位古巴领导人邀请桑卡拉到他的住所,两人交谈了数小时。桑卡拉后来在接受哈瓦那电台采访时回忆道:“在第一次交谈中,我立刻感觉到菲德尔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他凭直觉理解我们斗争的重要性以及我国面临的问题。”除了收到朝鲜领导人金日成(Kim Il-Sung)赠送的一件夹克(上面带有朝鲜风格的刺绣),人们对桑卡拉访问朝鲜的情况知之甚少。在返回瓦加杜古的途中,桑卡拉在巴黎停留,与多位军官会面,讨论他在“战争与机动”方面看到的计划。据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说,桑卡拉传达的信息是“做好准备,因为运动即将成熟,时机即将到来”。尽管政变后他试图摆脱个人野心的形象,但很明显,桑卡拉与多个不结盟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对保守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的声望在非洲各地不断提高,以至于在他旅行之后,“关于桑卡拉作为领导人的魅力的报道,给他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并且随着各种传说的流传而更加光彩夺目”,斯金纳(Skinner)观察到。

正如桑卡拉在多个场合展现出的知识和道德领导力一样,他在民间社会中的声望日益显著。他可以看到,社会力量——学生、工会领袖、公务员和下级军官——正在凝聚成一个“历史集团”。但他也明白时机至关重要,在通过武力夺取政权之前,建立政治霸权至关重要。因此,回到瓦加杜古后,他立即开始动员支持者。3月26日,他在瓦加杜古对一大群激动的民众发表讲话。许多年轻人专程前来聆听桑卡拉演讲,其他人则通过广播收听现场直播。在发表了几篇准备好的演讲后,3月26日的声明标志着他标志性的即兴演讲风格的开始,其特点是使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和革命性的修辞。这使他成为了一位能煽动群众情绪的演说家,他利用群众的情绪,毫不畏惧地抨击政府精英。他的演讲充满戏剧性的爆发和即时回应,其话语更像是革命的战斗口号,而非普通的演讲。以民粹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风格,桑卡拉瞄准“人民的敌人”,运用了许多过去革命者使用的话语策略。他承诺在“人民的利益”中提供“真实的信息”。

桑卡拉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比喻为“颤抖的”且“躲在洞穴里的”动物。他针对“人民的敌人”,在人群中发问:“谁是人民的敌人?”他回答道:“人民的敌人是国内那些利用社会地位和官僚职位非法致富的人,是那些通过欺诈和腐败手段充实自己腰包的资产阶级。”桑卡拉接着将外部敌人定义为“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它们“试图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在沃尔特人民中制造混乱……帝国主义无处不在,通过文化传播虚假信息”。事实上,他运用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理解,认为帝国主义几乎是所有统治、残暴或不公正形式的背后根源,无论是在南非的种族隔离还是其他地方。但如今,帝国主义就像“隐藏在暴力背后”。他说:“这就是帝国主义,它武装了那些在南非杀害我们兄弟的人。正是帝国主义暗杀了卢蒙巴(Lumumba)、马谢尔(Machel)和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现场民众高声欢呼,在某些时刻,年轻人开始挤压塑料袋子,发出类似小爆炸的声音。在场的部长和军官们明显感到不安。桑卡拉自己也感觉到危险临近,他把手放在新枪上。“也许这会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我们在此冒险。我们敢于冒险,而你们在此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斗争,”他宣称,“我们深知,此刻站在这里的是那些坚信这符合人民利益的人。”尽管他言辞激烈,桑卡拉试图减轻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重申上沃尔特的不结盟立场。“他们称我们为共产主义者以吓唬人民。他们指责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并告诉人民共产主义不好,”他分析道,“我们根本没有谈论共产主义,我们只是谈论改善生活条件、社会正义、自由和平等。”但此前人们对他与利比亚和加纳的关系存在疑虑,现在桑卡拉积极为自己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进行辩护。他支持杰瑞·罗林斯的反腐斗争:“罗林斯说‘杜绝腐败(kalabule)’——也就是说,杜绝腐败……沃尔特人民也反对腐败。”他同样抨击腐败的公务员和士兵,谴责城市房东哄抬房租。在结束演讲前,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措辞激励道:“你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你们所处的具体生活条件。”他以一系列口号和近乎超现实的形象结尾,以一种幽默的方式点燃了群众的热情: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人民的敌人!

打倒挪用公款的人!

打倒上沃尔特的冒牌货(faux-types)!

虚伪(fakery)——虚伪(fakery)已经过时!

打倒眼神诡诈的猫头鹰(hiboux au regard gluant)!

打倒善于伪装的变色龙(caméléons équilibristes)!

打倒好斗的豺狼!

打倒走投无路的狐狸(renards terrorisés)!

民主万岁! 自由万岁!

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总统发表了枯燥乏味的演讲,很难让人记住。这次活动加剧了进步军官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随后,4月30日卡扎菲意外访问瓦加杜古,之后韦德拉奥果总统迅速与利比亚建立联系。外交部长米歇尔·卡凡多急忙加快访问邻国的行程以安抚各方,他还计划前往华盛顿和巴黎。幕后,有人试图除掉桑卡拉。5月4日,一份美国机密电报称“有企图罢免桑卡拉”,美国官员和“一群”对除掉桑卡拉感兴趣的人参与其中。华盛顿不想“卷入政变策划或支持政变”,但表示“如果利比亚干涉上沃尔特内政”,将重新考虑其立场。这将是里根政府对上沃尔特的底线:它可以容忍左翼言论和政策,但不会容忍利比亚在上沃尔特立足。在此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密切关注利比亚的武器运输,甚至包括利比亚军事顾问在上沃尔特的存在。电报指出,一个“与桑卡拉结盟的激进政权”将“增加在尼日尔、科特迪瓦和多哥进行干预的机会”。电报总结道,韦德拉奥果总统“可能会向法国寻求帮助”以努力推翻桑卡拉。

当这些阴谋正在进行时,桑卡拉在博博-迪乌拉索举行了另一场反帝国主义集会。5月14日,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聆听桑卡拉的演讲,演讲通过全国广播电台直播。“被动员起来的年轻人是强大的,”桑卡拉发表了挑衅性的言论,“被动员起来的年轻人连原子弹都不怕……敌人就在我们中间,敌人会使用暴力手段。动员起来!”虽然国家并未面临核攻击的威胁,但这种象征意义尤为深刻,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将核武器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鲍勃·马利在一次集会口号中提醒年轻人的那样:“从精神奴役中解放自己。”更具体地说,桑卡拉向人群透露了建设“大众剧院”的计划,作为辩论、电影放映、戏剧演出和会议的场所。他承诺首先开展一系列项目,如学校、道路和医疗诊所。“为了沃尔特人民的利益,为了你们自己的命运,解放自己。”当他试图与保守派划清界限时,人群高呼桑卡拉的名字。一位年轻人在事后回忆道:“桑卡拉来到这里,他向年轻人发表演讲,并宣称‘猫就是猫’。换句话说,他说出了真正的情况,这是一场冒险。演讲结束后,他们监禁了桑卡拉。”事实上,一些下级军官对这些挑衅性的演讲表示担忧。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回忆道:“当他很快开始发表反帝国主义演讲时,我们感到惊讶,这些演讲越来越激烈。他可能没有采用最有效的策略,但重点是,他做到了他想做的。实际上,正是桑卡拉在3月26日和5月14日演讲中尖锐的反帝国主义言论,导致了他的被捕。”

5月17日,盖伊·彭内(Guy Penne)在瓦加杜古。作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François Mitterrand)1981-1986年的非洲事务顾问,彭内负责非洲的法国-非洲新殖民网络。在离开巴黎之前,法国记者报道称彭内打算罢免桑卡拉。随后,在他抵达时,《非洲-亚洲》等媒体描述了国际机场的“奇怪场景”,记者们被限制拍摄或采访彭内。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不寻常的保密措施暗示着某种政治策略。更广泛地说,法国此时正在非洲后殖民地区加强对乍得哈布雷(Habré,亲法势力)对抗卡扎菲支持的叛军的支持。在上沃尔特,情况类似:法国支持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总统、米歇尔·卡凡多部长等人推翻桑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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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彭内与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布隆迪。在1986年,盖伊·彭内发动了一场针对桑卡拉的媒体攻击,旨在削弱这位与法国作对的领袖。

5月17日清晨,一群装甲车辆包围了桑卡拉的住所。看到坦克的炮口对准自己的家,他知道反抗是徒劳的。菲利普·韦德拉奥果接到桑卡拉的电话,回忆道:“凌晨四点左右,我被托马斯的电话吵醒。他告诉我让-克洛德·坎布勒(Jean-Claude Kamboulé)的部队包围了他的房子。他和我交谈时听起来并不害怕,但他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所以让我先不要离开家。然后我开始打电话了解情况。”桑卡拉给瓦莱雷·索梅(Valère Somé)传递了一个消息,索梅迅速前往波城。“我从那里出发,但布莱斯(孔波雷)还没有到。他刚从博博-迪乌拉索抄近路赶回波城。我立刻看到了于亚森特·卡凡多(Hyacinthe Kafando),”索梅回忆道,“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端倪,他告诉我,‘桑卡拉上尉被捕了。准备好,士兵们即将到达。’”桑卡拉被拘留,逮捕他后,一个在桑卡拉住所工作的年轻人赛义杜(Seydou)骑着自行车赶到桑卡拉家。保罗·桑卡拉说:“赛义杜来到我家,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我拿上自行车前往那里。我远远地看到了坦克和装甲车辆。我立刻赶到了警察局,但没能见到玛丽亚姆(桑卡拉的妻子)。我们无法与他见面。”桑卡拉在前往瓦希古亚(Ouahigouya)的途中得知宗戈(Zongo)和林加尼(Lingani)也被拘留,但他没有孔波雷的消息。桑卡拉回忆道:“当局没有说明原因;在我离开之前,我不得不将他们的沉默视为对暗杀的默认。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为就在同一时刻,一些平民也因我的名义被逮捕。”

索梅上校的部队部署在瓦加杜古周围。利比亚大使馆被包围,利比亚大使随即被驱逐。众所周知,主要的策划者是索梅上校、内政和安全部长哈鲁纳·塔尔纳加(Harouna Tarnaga)、让-克洛德·坎布勒上尉以及被《非洲-亚洲》描述为“与法国新殖民环境关系密切”的文职人员米歇尔·卡凡多。5月17日的一份美国机密电报称,法国计划否认盖伊·彭内的到来与此次政变有关,称“我们将为预防保守派政变承担责任”,并补充说:“如果政变的责任归咎于我们,那是因为外交部长卡凡多今天在华盛顿的会面。”此外,几天后,卡凡多在巴黎进行交易。据《世界报》报道,卡凡多在巴黎宣布上沃尔特的军事援助“正在加速,合作协议已经修订”,许多人认为这是法国对上沃尔特政治阶层推翻桑卡拉的奖励。尽管法国坚决否认参与了5月17日的逮捕行动,但各种情况、时间线和确凿证据都表明他们参与其中,并且美国大使馆显然也了解推翻桑卡拉的行动。

在瓦希古亚,桑卡拉被关押的第一个晚上,一名士兵在他的房间外用机枪对着开火。幸运的是,桑卡拉把床移到了房间的另一边,这一行动救了他一命。“在他被拘留期间,有人想除掉他,”菲德尔·托埃解释道,“有一次,他们向他的牢房开枪。他告诉我,他移动了床的位置,然后躲到了床下。”后来CSP政权声称这只是一起简单的事故。但桑卡拉认为这一命令来自政权高层。他活了下来,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他作为无敌英雄的民众形象。在经历了这次与死亡的擦肩而过之后,桑卡拉开始绝食,他想了解同事们的情况。在此过程中,他最终得知孔波雷已经到达波城。

逮捕事件发生后,PAI领导人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思考着毛关于“矛盾之间相互转化”的哲学论述,他建议他们不应在失败中垂头丧气,现在有机会“承认错误,认识到政治和策略上的不足”,并最终重新团结进步力量。他预计5月17日的逮捕行动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即激发对桑卡拉的支持。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在5月17日收集有关情况和计划的信息,并在第二天解释说:“我们与各个组织取得了联系,准备做出回应。我们听说盖伊·彭内前一天秘密来到城里,并且法国在迅速逮捕桑卡拉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所以我们决定迅速动员民众。”他们的回应似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共鸣,人们团结一致反对桑卡拉被捕。瓦莱雷·索梅回到瓦加杜古,与ULC领导人“吉尔伯特·坎比雷(Gilbert Kambiré)”一起签署了传单,上面写着“革命万岁”。索梅回忆道:“我们在城里四处奔走,从包里拿出传单散发。然后我们与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取得联系,晚上开车四处策划群众游行。”

三天后的5月20日,抗议游行从位于佐戈纳(Zogona)社区的PAI-LIPAD总部开始,向市中心进发。很快,主要道路被示威者堵塞,这是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抗议者沿着瓦加杜古的主要干道前进,越来越多的学生从不同学校涌入街道。一名年轻女子埃乔·坎蒂埃博(Edjou Kantiebo)回忆道:“我参加了游行。游行的主题是反对逮捕托马斯·桑卡拉。我们都感到厌恶和愤怒。桑卡拉给了我们希望。我们决心释放他。”他们骑着摩托车和自行车,或步行着,表达着对桑卡拉的支持。公务员、学生、城市工人、小商贩、手工艺人、日薪劳工和失业者,都如洪流一般涌向瓦加杜古市中心。一位名叫布巴卡尔·迪亚瓦拉(Boubacar Diawara)的居民解释道:“我们动员起来,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拯救托马斯·桑卡拉。上沃尔特已经有一场民众运动在发展。但当桑卡拉被捕后,人们呼吁举行抗议活动,我们开始分发要求释放他的传单。我们都团结在一起,桑卡拉是我们的象征。”

抗议活动主要局限在首都,该国其他地方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公开反抗。但在第二大城市博博-迪乌拉索,一些秘密团体在5月17日后的几天里成立。居民查尔斯·桑加雷(Charles Sangaré)回忆道:“5月17日后,在博博-迪乌拉索,我们没有举行抗议游行。但我们在自己家里秘密开会,讨论发生的事情,并想办法组织起来。我们想拯救桑卡拉,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随着民众抗议活动侵蚀其政治霸权,保守派势力进行了反击,并从西方观察家那里寻求意识形态支持。《世界报》(Le Monde)强调抗议活动对法国利益构成的威胁,据报道:“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这些学生用石头砸毁了欧洲人的汽车,这些汽车停放在法国大使馆附近的院子里。”美国大使馆电报将桑卡拉的支持者描述为“街头顽童”,称他们“肆意进行暴力行为”。本着这种基调,让-巴蒂斯特·韦德拉奥果(Jean-Baptiste Ouédraogo)总统试图贬低抗议者。他向电台发布了一份简短声明,称“一群孩子”“在5月17日近期事件发生后,在街上示威,表达他们的不满”。他呼吁孩子们的父母“承担起责任”。面对民众的不满,约里安·索梅(Yorian Somé)上校命令进行大规模围捕,而韦德拉奥果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辩解说:“清除桑卡拉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PAI(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利用桑卡拉和林加尼(Lingani)来传播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通过阻止PAI的计划,防止我们的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遵循反共产主义路线,政府迅速解雇了政府中的PAI成员,并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我们都坐在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的家里聊天,谈论5月17日左右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的下一步行动,这时他们突然闯入并逮捕了我们,”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回忆道,“他们把所有人都抓走了。”逮捕行动之后,PAI派代表团前往波城(Pô)的突击队基地,让党内成员接受军事训练,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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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波城CNEC基地。为纪念桑卡拉,这个军营现在被称为“托马斯·桑卡拉军营”。

不久,在法国的斡旋下达成了一项协议,所有政治犯,包括PAI的领导人、桑卡拉和林加尼,都于5月30日获释。听到这个消息后,抗议者涌入桑卡拉的社区,甚至翻墙进入他的院子。“得知他获释后,城里的年轻人冲进了他简朴的住所,”阿尔弗雷德·萨瓦多戈(Alfred Sawadogo)描述道,“每个人都想见他。”《非洲-亚洲》(Afrique-Asie)报道说,桑卡拉获释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支持者们日夜经过他的家,以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忠诚”,显然桑卡拉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在这场权力博弈中,保守派已经被民众运动所击败。

但即使抗议活动逐渐平息,农民们仍充满焦虑,他们等待着降雨,饥荒也迫在眉睫。事实上,桑卡拉后来将当时的环境背景描述为理解革命的关键,他说在那种“人们看着他们的母亲、父亲、女儿和儿子因饥饿、饥荒、疾病和无知而死去”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农民“看着池塘和河流干涸”、树木枯萎、“沙漠大步入侵”的时期。对桑卡拉来说,只有通过审视这些现实,人们才能理解“这场合理的反抗”是因何而起。然而,尽管干旱导致了广泛的苦难,但社会运动中并没有大量农民参与。事实上,很少有农村人口意识到一场革命正在酝酿。相反,这场革命是由一小群城市知识分子、工人、工会领袖、学生和上沃尔特瓦加杜古(Ouagadougou)的少数年轻军事军官领导的。

随着表面上的平静恢复,政府着手应对波城日益增长的威胁,因此高级军官要求桑卡拉进行谈判。6月6日,他骑着摩托车前往波城与孔波雷(Compaoré)会面,许多平民在那里拥护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民族解放的浪漫理念。当时,他们从利比亚经加纳接收武器,同时许多冒险家也加入了这场斗争,比如文森特·“阿斯基亚”·西盖(Vincent “Askia” Sigüé),他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保护桑卡拉。然而,在桑卡拉返回瓦加杜古后,他与让-巴蒂斯特·林加尼(Jean-Baptiste Lingani)和亨利·宗戈(Henri Zongo)一起再次被捕。得知他们被捕的消息后,孔波雷给上级军官写了一封信,质疑对他同事的“武断和非法逮捕”,并表示波城的突击队员,或称“爱国者”,已准备好与“外国雇佣兵和(法国)外籍军团”作战。

随着紧张局势升级,孔波雷被召回瓦加杜古。为了释放桑卡拉和林加尼,谈判开始进行。然而,根据美国情报,索梅上校的部队接到命令逮捕孔波雷。但在6月15日,当索梅上校的部队到达波城时,突击队员们“分散进入乡村”,一份美国电报称,随后发生了“零星冲突”。孔波雷在得到会被“公正对待”的保证后,最终来到了首都。最后,在6月16日,桑卡拉和宗戈获释。但在他们获释的当晚,一场猛烈的爆炸震撼了瓦加杜古。主要弹药库在市中心起火,巨大的烟雾和橙色火光在数英里外都能看到。后来人们发现,波城的突击队员破坏了弹药库,而这些弹药刚刚从法国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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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右侧持枪者就是文森特·“阿斯基亚”·西盖。他1951年出生,早年间在法国外籍军团服役。1980年他回到上沃尔特,迅速被桑卡拉吸引,成为他的安保负责人。1987年,由于桑卡拉和孔波雷的矛盾已经激化,桑卡拉要求刚刚从古巴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西盖组建一个名为FIMAT(领土管理部干预部队)的特别安全部队,用来取代受孔波雷控制的波城突击队。此举被认为是1987年10月15日政变的导火索。政变当天,西盖不在瓦加杜古。他试图联系邻国加纳,但被拦截并被当场处决。

接下来的六周就像是一场国际象棋对弈。保守派加强了他们的精英部队,因为他们知道韦德拉奥果总统得到了西方政府的全力支持。7月中旬,美国大使朱利叶斯·沃克(Julius Walker)在巴黎与法国非洲事务主任让-奥塞尔(Jean Aussaul)会面时,奥塞尔指出“法国在瓦加杜古和中非共和国(CAR,Central African Republic)挫败卡扎菲(Qadhafi)的重要性”。奥塞尔进一步表示,最近利比亚被驱逐出上沃尔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这否定了卡扎菲在西非的战略意图。随后,法国提出让桑卡拉在法国战争学院接受高级培训的想法。在美国华盛顿,沃克报告说,奥塞尔认为这一举措能够“有效清除瓦加杜古的危险分子,并且不会给桑卡拉提供海外基地……我认为把桑卡拉(从上沃尔特)弄走很重要。”桑卡拉同意去战争学院培训,但这只是拖延时间的策略。那时,他的同事们已经渗透到索梅上校周围的下级部队中,因此进步军官们能够了解上校的计划。这些情报使得进步军官们能够施展自己的策略,比如假装不关心。到8月4日,进步军官们故意让人看到他们晚上在丛林中活动、社交。

在这段紧张时期,孔波雷引起了法国和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外国情报官员邀请他到美国大使馆,讨论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IMET)项目。目的是确定哪些军官被视为“有前途的”。负责该项目的美国国防官员罗德尼·赫夫(Rodney Huff)描述了与孔波雷的会面:“我还记得坐在办公室里,我们俩在一起,当我看着孔波雷时,我有一种感觉,他来这里就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想成为主导者。”最终,孔波雷从未参加IMET项目,但美国官员与其他前IMET学员保持联系,以此作为影响政治的一种方式。此外,美国与韦德拉奥果总统“保持密切联系”,并与法国人“就桑卡拉的‘左倾倾向’持续沟通”。

7月14日下午,在法国国庆日,整个政治阶层都在庆祝。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指挥官从法国归来。他是进步派士兵中军衔第二高的军官,是瓦加杜古和波城之间的关键联络人。“我往返于瓦加杜古和波城之间,传递计划、信息和武器,”卡博雷回忆道,“我能更加自由地行动,因为我在法国待了很长时间,安全和情报部门甚至都认不出我了。”随着政治局势逐渐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桑卡拉、林加尼和宗戈能够与平民协调行动。据阿达玛·图雷说,桑卡拉和林加尼在7月25日与PAI领导人会面,最终确定了他们的政变计划,并为平民武装分子分配了任务。他们讨论了政变后的政治组织问题以及谁将担任重要职位。许多人都知道,作为政变主要军事策划者的孔波雷,怀有成为“头号人物”的梦想。但是,在7月31日OMR(革命军事组织)军官的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桑卡拉是最合适的总统人选。“鉴于他的个人魅力、无可否认的领导才能,以及他在动员民间社会方面的作用,其他军官和PAI-LIPAD领导层认为,他掌权后将为他们赢得最广泛的民众支持。”一位PAI政治领导人解释说:

当他们准备夺取政权时,桑卡拉脱颖而出成为领导人。他早已被视为民族英雄,深受年轻人的爱戴。我们也发现,他是一位在各方面都令人钦佩的同志。我们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他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最善于表达革命的理念,并且他与我们组织PAI关系密切。他认同我们的目标,即推动国家向进步方向发展,并打破与法国的依赖关系。最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反帝国主义精神,正是桑卡拉所传递的信息。

在战术层面,平民活动家持续监视政权部队的动向,一旦发现部队部署或变动,就会迅速报告。“我们承诺动员民众,保持压力,”菲利普·韦德拉奥果回忆道,“我们得到指示,要维持军事岗位的运转,所以我们的同事们分散在城市各处,密切关注任何动态。计划要求我们的人在夜间引导他们穿过城市。而且,我们有同志在SONABEL(国家电力公司)工作,我们安排他们切断电力供应,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偏远地区与首都取得联系。”桑卡拉的叔叔穆斯比拉·桑卡拉(Mousbila Sankara)在国家电信办公室(ONATEL)工作,他描述了自己的角色:“在他们计划进军瓦加杜古的前几天,托马斯让我切断某些电话网络,尤其是连接瓦加杜古到波城以及瓦加杜古附近社区之间的线路,以阻止信息传递。”

有一种说法认为,8月的政变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或许是暗示桑卡拉不太愿意参与政变,从而维护他不特别热衷于政治权力的纯洁、神圣形象。然而,参与即将到来的正面攻击的人都清楚,他们的目的是直接夺取政权。事实上,政变最初计划在7月31日进行,但由于孔波雷还未准备好,政变被推迟。随后,政变时间改到8月2日,但又再次改到8月4日。最终,政变有其战术和象征意义,选择8月4日是因为第二天是独立日,成功的政变可以借助次日的独立日游行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桑卡拉也被法国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制度的象征意义所吸引。最终的政变计划已经就绪。平民左翼人士和进步军官们情绪高涨,他们期待着推翻代表人民利益的保守派,并建立一个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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