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提出警示: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句话诞生于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
恩格斯提出警示: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句话诞生于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
公社曾经尝试建立一套机制,让公职人员随时可以被罢免,薪资维持在普通工人水平,以此斩断权力蜕变为特权的通道。
在恩格斯看来,公共机构本身没有天然的向善属性,权力一经授予,就存在脱离授权者控制的可能。
公众把部分事务交给专门机构打理,是出于分工的需要。人们需要有人统筹公共事务,处理个体难以应对的共同问题。
这种授权,本质上是委托关系。受托者的权责边界,由委托者划定,服务目标也应当指向公共事务本身。
蜕变的过程很少以剧烈的形式发生。它从认知上的错位开始。当履职者把手中的支配权当成自身固有的资格,把管理当成居高临下的支配,委托关系就悄悄颠倒。
于是,原本为处理公共事务设立的权限,慢慢变成划分尊卑、区别对待的凭借。
公社当年的办法,指向两个核心:监督与可撤换。没有外部持续的监督,没有随时可以收回授权的渠道,委托关系就容易失衡。
权力掌握者逐渐形成独立的利益圈子,行事优先考量圈子的得失,公共目标退居其次。
这正是恩格斯这句话的重心。
他并非否定公共机构存在的必要,反倒提醒一种恒定的风险:掌握公共权力的群体,有独立化、特殊化的倾向。
制度设计的关键,就是设置持续的制衡手段,守住委托关系的本来形态——不让服务公众的机构,反过来居于公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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