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章 > 思潮 > 读书交流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评析及其批判性思维——读《资本论》笔记

张作云 · 2026-11-19 · 来源:作者投稿
字体: 大 / 中 / 小
马克思运用批判性思维,通过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评析,揭示了重农学派研究剩余价值起源的起点、剩余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矛盾及其理论的二重性、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阶级实质和政治观点上的矛盾,并暗示了重农学派理论的前途和命运。

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评析及其批判性思维

——读《资本论》笔记

张作云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内容提要:马克思运用批判性思维,通过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评析,揭示了重农学派研究剩余价值起源的起点、剩余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的矛盾及其理论的二重性、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阶级实质和政治观点上的矛盾,并暗示了重农学派理论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评析,充分指明了马克思批判性思维的科学性,从而也提示了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继承、坚持、发扬和光大马克思科学的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分析和评价 重农学派 剩余价值论理 批判性思维 科学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论理》)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对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和批判,同时,也以论战的形式阐发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和重要原理,从而为《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即《资本论》的前三卷)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在《资本论》第4卷第一册的开始,便对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了二重性的分析,从而开辟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批判的先河。因此,本文便以《资本论》第4卷第一册第二章以“重农学派”为对象,谈谈自己在学习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科学分析和批判的体会,以从中汲取深刻的启示和体会。

一、关于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而在谈到重农学派从生产过程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时,他又说:“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这就说明,重农学派对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探析,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研究开始的。

首先,重农学派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他们把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工具、原料)直接等同于资本,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性质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一形式来理解,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视作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这样,对于重农学派来说,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就必然与生产的自然形式联系了起来。而由于重农学派把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工具、原料等),作为生产的自然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并把这种生产的生理形式的出现看作一种自然必然性,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政策等为转移的形式,于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就与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工具、原料等等自然地和必然地联在一起了。从而,对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研究,也就自然地和必然地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对于重农学派的这一思路,马克思指出:“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产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但是,马克思又指出:“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一切的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则是他们在理论上的一大错误。

其次,重农学派在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的同时,还研究了资本在流通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问题。固然,重农学派还没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科学内含和概念,还没有真正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放到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循环和周转中的生产资本的构成中来理解,但他们却能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为资本的具体物质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并把它们与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相区别,从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而尤其是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由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作为重要依据,这不能不说是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具有开创性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分析了重农学派关于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始点,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问题之后,马克思就来分析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论理论。

首先,他分析了作为剩余价值起源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即生产关系),一般说来,就是“劳动能力这种属于工人的商品同劳动条件这种固着于资本主义形式并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商品相对立。”劳动能力这一商品,它的的价值,等于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创造出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工人作为工人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因而,从事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研究的重农学派,都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或者把劳动能力的价值当作已知的量。由此这个已知的量,便作为最低限度的工资额,理所当然地构成重农学派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理论前提和轴心。但是,重农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方法论乃至理论上,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重农学派虽然不理解价值本身的性质,但在这个理论前提和轴心的主导下,以最低限度的工资额作为已知的量,与劳动能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相比较,从而得出劳动能力的价值与这个劳动能力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这就必然出现一个错误,即重农学派把劳动能力这一商品的价值,或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额作为由自然决定的已知的量或固定不变的量,这就否定了劳动能力的价值或工资量的决定的历史阶段性。同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剩余价值起源问题时,也离不开劳动能力这种属于工人的商品与劳动条件这种固着于资本形式之间的矛盾和对立的分析,否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剩余价值起源问题所内含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性质。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重农学派关于“純产品”即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理论。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依据这个基础,重农学派完全正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只有劳动产品中包含的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时消费的价值总和的那种劳动,才是生产的。既然如上面所说的,原料和材料的价值是已知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又等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额,那末,很明显,这个剩余价值就只能由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劳动超过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的余额来构成。马克思指出,在这个问题上,重农学派的缺陷在于,由于他们还没有把一般价值归结为它的简单实体——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这个剩余价值还不能作为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劳动超过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的余额形式来出现。

再次,马克思分析了重农学派关于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马克思指出,由于重农学派缺乏价值的科学概念,而认为“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这就必然出现下面这样一种情况,即劳动能力的价值与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即劳动能力的使用者由于其购买劳动能力而取得的剩余价值,无论在哪个生产部门都不如在农业这个最初的生产部门表现得这样明显。或者在劳动者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及其借以表现的物质总量总是小于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由此,重农学派就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地租也就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并且,又以这一结论为基础,把农业部门的劳动与其他部门的劳动区别开来,把农业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形式即地租形式,变成与其他劳动部门的利润和利息相区别的一般形式。

以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为依据,马克思又介绍和分析了重农学派所划分的社会阶级结构。重农学派认为,国民由三个市民阶级组成,即“生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所有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职务和工作的市民>”。他认为,只有农业劳动者才是生产阶级或创造剩余价值的阶级,土地所有者就不是。土地所有者阶级不是“不生产的”,因为它代表“剩余价值”,这个阶级的重要并不是由于它创造这个剩余价值,而完全是由于它占有这个剩余价值。

由上述重农学派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可以看到,重农学派是以是否生产剩余价值为标准,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引出社会阶级结构划分的。从经济上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及其本质,这是他们的功绩。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而且也没有把工农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和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从而在实际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一大错误。

最后,马克思揭示了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矛盾及其对剩余价值解释的二重性。马克思首先指出,由上述重农学派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的内容,“也就产生了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

关于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这是因为,在这个体系中,农业被解释为唯一的生产部门,而资本最先得到发展的工业部门却反而被认为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只不过是农业的一个附庸而已。在重农学派的体系中,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是土地这个劳动的最初条件作为掌握在特殊阶级手中的力量,开始同自由劳动相对立。这样,在重农学派的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即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为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部门。于是,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而资产阶级社会也就获取了封建主义的外观。由此,重农学派也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实质和封建主义外观的矛盾。

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之所以产生如此的矛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它深刻的客观原因的。从主观上说,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创立的学说的阶级性质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并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理论体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与封建主义及其经济制度作斗争的。他们以为,封建制度虽然存在着明显的违背历史趋势的弊端,但只要对它进行一些改良,即可以革除其弊端而返老还童,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它的制度,使之迈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一个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自己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如此。”从客观上说,“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

重农学派理论体系中的上述矛盾,必然使他们的剩余价值论理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对于重农学派剩余价值论理的二重性,马克思作了具体地分析。

首先,重农学派在对剩余价值的解释中,把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价值和他们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相混同。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即“最必需品”,而他们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多于这个“最必需品”,这个余额就是地租,就是由劳动的基本条件——自然——的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然而,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须的劳动时间而进行劳动,他们创造的价值高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他付出的劳动大于他的以工资形式而得到的劳动量,而是说,劳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总和小于他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总和,从而得到这个使用价值的余额。这样,重农学派对于剩余价值的解释就有了二重性的性质。

其次,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论理,本来就是假定土地所有者作为资本家与劳动者相对立,土地所有者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能力的价值作为补偿;而他却不但得到这个“补偿”的等价物,而且还占有这种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增加额。很明显,这个交换,是以劳动者劳动的物质条件与劳动能力本身彼此的分离为前提的。如是,交换的出发点是封建土地所有者,但他却表现为一个资本家,表现为一个纯碎的商品所有者,他作为商品的所有者与自由工人相对立。这样,土地所有者就具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封建的土地所有者,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从而显现出社会生产关系在性质上的二重性。

最后,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二重性从总体上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上述情况,重农学派体系就产生了具有二重性的矛盾。一方面,重农学派最先试图用对于别人劳动的占有来解释剩余价值,并且根据商品交换来解释这种占有。但是,在对于剩余价值的解释中,他们却认为,价值不是社会劳动的形式,剩余价值也不是剩余劳动。并且认为,价值只是使用价值,只是物质,也只是自然的赐予。他们归还给劳动者的,也不是既定量的有机物,而是较大量的有机物。一方面,地租,这个土地所有权的实际经济形式脱去了土地所有权的封建外壳,归结为超出工资之上的纯碎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这个剩余价值,又按照封建主义精神,引申出是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引出来的。这样,剩余价值论理所具有的封建主义的外观与资本主义本质的矛盾即二重性,不仅十分明显,而且也就十分突出了。马克思最后说:“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矛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暂时还只能给这个封建社会本身以资产阶级的解释,还没有找到它本身的形式”,这正像哲学一样,最初必然以宗教的形式而现身。

总的说来,这种二重性的矛盾,不仅在重农学派的体系中具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在他们关于经济政策的主张中,也有具体的表现,但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分析了。

二、杜尔哥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重农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认为,“在杜尔哥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这是因为,杜尔哥不仅继承了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的基础以及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純产品”即剩余价值的观点,而且在他的著作中,还用劳动者脱离劳动条件、劳动条件作为拿这些条件做买卖的那个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者相对立这种情况,来说明工人为什么必须向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提供剩余劳动的问题。总的来说,杜尔哥对重农学派的发展,可有以下方面。

首先,他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的观点,是以农业劳动作为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为前提的。他说:“他的<土地耕种者>劳动在社会不同成员所分担的各种劳动中占首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是土地生产出超过他本人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其他一切成员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工资的唯一基金。”换句话说,农业劳动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本质和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杜尔哥说过:“土地耕种者的劳动一旦生产出超过生产出过他的需要的东西,他就可以用这个余额——自然给他的超过他的劳动报酬的纯粹的赐予——去购买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后者向他出卖自己的劳动时所得到的只能维持生活;而土地耕种者除了自己的生存资料以外,还得到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这是他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因此,他是财富<财富通过自己的流通是社会上一切劳动活跃起来>的唯一源泉,因为他的劳动是唯一生产出超过劳动报酬的东西的劳动。”

归结起来,杜尔哥对于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发展的基本要点,其一是,他们认为,剩余价值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是在生产中产生、在流通中实现的。马克思指出了其中的关键之点。他说,实际上,杜尔哥是认为,“产品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不是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的。这里没有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但是,因为产品按它的价值出卖,卖者就实现了剩余价值。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卖者本人对他所卖的价值没有全部支付过代价。换句话说,因为产品中包含着卖者没有支付过过代价的、没有用等价物补偿的价值组成部分”。或者说,他的耕种者是出卖他没有买过的东西。这就标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与商品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其二,杜尔哥掌握了剩余价值的本质。也即剩余价值是卖者没有支付过等价物,是没有买过而拿去出卖时实现的价值,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其三,他改变了重农学派(也包括他自己)关于剩余价值是纯粹的自然赐予的观点,认为,只要抛开“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这个前提,而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工资和剩余价值分别属于不同阶级,一部分属于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属于土地所有者,那末,这个剩余价值的性质,这个“纯纯的自然赐予”的性质,就再清楚不过了。对此,马克思指出:杜尔哥最初把这个没有买过的东西描绘成的这个“纯粹的自然赐予”东西。在他那里不知不觉地变成土地所有者没有买过而以农产品形式出卖的土地耕种者的剩余劳动了。

再次,关于社会阶级结构划分的理论。杜尔哥首先分析了社会阶级产生的经济前提。他说:“在最初的时代,土地所有者与土地耕种者还没有区别。”“在那个最初的时代,每一个勤劳的人要多少土地,就可以找到多少土地,谁也不会想到为别人劳动。”“但是,到了最后,每一块土地都有了主人,那些没有得到土地的人最初没有别的出路,只好从事雇佣阶级的职业”,“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去换取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的产品的余额。”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可以用土地对其劳动所赐予的“相当多的余额支付给别人,要别人为他耕种土地。对于靠工资过活的人来说,无论从事哪种劳动来挣工资,都是一样。因此,土地所有权必定要同农业劳动分离,而且不久也真的分离了。”“土地所有者开始把耕种土地的劳动交给雇佣的土地耕种者去负担。”这就是说,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劳动条件与劳动能力的所有者的分离,必然成为阶级产生的经济前提。杜尔哥分析了阶级概念的含义和阶级的本质。他说:“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而且,雇佣劳动一出现,“土地的产品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土地耕种者的生存资料和利润,这是他的劳动报酬,但也是他耕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条件;余下的就是那个独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这是土地作为纯粹的赐予交给耕种土地的人的。超过他的预付和劳动报酬的部分,这是归土地所有者的份额,或者说,是土地所有者赖以不劳而获而生活并且可以任意花费的收入。”可以说,杜尔哥关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凭借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无偿占有农业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他关于阶级实质的最终结论。

在分析了社会阶级产生的经济前提、阶级划分的依据和阶级的实质之后,杜尔哥便以此为基础,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分析。实际上,杜尔哥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是由他对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土地出租”的方式引出的。他指出,这种经营方式“是一切方式中最有利的方式,但是采取这种方式应以已经富庶的地区为前提”的他认为,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应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而由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的,因此这里也决不能以脱离交换的生产为前提。在重农主义的体系中,土地所有者是“雇主”,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的工人和企业主是“工资所得者”或者说是“雇佣人员”,由此便产生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阶级。于是,杜尔哥便在魁奈关于国民社会由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三个阶级构成的基础上,把生产者阶级分成“租地农场企业主”和农业劳动者(农业工人)两个阶级。这样,当时的社会阶级就由租地农场企业主、农业劳动者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包括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职业和其他工作的市民)等几个阶级构成。可见,杜尔哥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与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相比,不能不说是对重农学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关于资本积累的源泉问题。杜尔哥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他理论中的庸俗部分。杜尔哥认为,既然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那末,唯有地租才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而租地农场主即农业资本家在此以外积累的东西,是从他们的“工资”(从他们消费的收入)中积攒下来的。这就是说,资本积累不仅来自土地所有者依靠土地所有权而占有的剩余价值,而且也来自租地农场主即资本家的工资(即他本人的生活费用和应得的利润)。于是,杜尔哥的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便为他以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重农学派理论的庸俗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

三、重农学派体系的阶级实质及其政治观点的矛盾性

马克思在对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论理进行介绍和初步评析之后,便着手对重农学派体系的阶级实质、理论特征及其发展的前景进行深刻的分析。

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体系的阶级性,既有它的历史根源,又有它现实的经济社会基础。首先,从它的历史根源来说,它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培尔主义有关系,又特别是同罗氏制度的破产有关系。”柯尔培尔主义,是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柯尔培尔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作为重商主义实践家的柯尔培尔,在担任路易十四王朝的财政总稽核期间,为了巩固当时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他实行了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公司,统一关税税率;建立国家工场手工业,修建道路和港口等等。这些经济政策,虽然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为法国原始积累的工具,但也激化了法国的社会矛盾,加剧了财政经济危机,使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对立、斗争和矛盾熱烙化了起来。这样,作为反对封建主义、代表法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重农主义,必然要把自己的矛头指向代表封建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柯尔培尔主义,从而使其失势。而“罗氏制度”,则是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罗于1716年在巴黎创办的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改为国家银行),妄图依靠这家银行通过发行国家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增加国内财富,并且在大量发行纸币的同时,回收金融货币。其结果,不仅没有使法国的财富增加,反而使国内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盛行,把地产也卷入经济的漩涡之中,结果便导致了财政经济危机的发生。柯尔培尔主义和“罗氏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由于这两种政策主张的实行,都因给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巨大麻烦而告终。历史证明,只从流通领域而不从生产领域寻找财富源泉的经济主张,不仅没有发展的前途,而且必然躲避不了衰败的命运。由是,作为与重商主义立场对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农主义,便应运而生。

其次,从重农学派的经济主张来看,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拥护者和鼓吹者。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在他的《农业国民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一书中就指出,“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联合成由富裕的土地所有者<即资本家>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与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純产品多得多。”在上述地方,他还说,“可以利用动物、机器、水力等等进行的劳动,它的任何有利的{对‘純产品’有利的}节约,都造福于国民[和国家,因为较大量的純产品能够保证从事其他职务和工作的人有较多的工资]。同时,在上述地方又明确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供的成果,应当归‘纯收入’,因而首先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即剩余价值占有者手里,剩余价值的相对增加不是由土地产生的,而是由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措施和其他措施产生的。”像魁奈和他的其他门徒一样,杜尔哥也主张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他说,“土地的出租”,“这种方式<以现代租佃制为基础的大农业>是一切方式中最有利的方式,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应以已经富庶的地区为前提。”

马克思列举的拥护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重农学派的人物还有一些,在此就不一一列出了。从以上魁奈、杜尔哥及其重农学派的其他门徒的经济主张来看,他们都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拥护者和鼓吹者,都是农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他们的政策主张,充分暴露了重农学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

重农学派的阶级实质和经济主张,必然要反映到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上来,造成他们理论体系及其观点上的矛盾,即资产阶级实质和封建主义外貌的矛盾。

首先,在政治观点上,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例如,作为重农学派创始人的魁奈在他的一些著作中,就明确指出:“政权应当是统一的”,“在政体上,保持各种相互对抗的力量的制度是有害的。它证明上层不和睦和下层受压迫。”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作为全面宣传魁奈理论的重农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也是一位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在他的著述中明确表示,“人注定要在社会内生活,单单这一点就注定要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生活。”然而,作为“人民之友”的米拉波侯爵,虽然是一位老资格的重农主义者,却以“自由放任”作为重农学派在实践中的口号,来“推翻柯尔培尔主义,并根本否定政府对市民社会活动的任何干涉。它只让国家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生活”,这样,他对“对土地所有权的颂扬,在实践中变成了把赋税全都转到地租上的要求”,从而“包含着国家没收地产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重农学派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杜尔哥,他是法国革命的引路人,在他身上披着假封建主义的外衣,在编写作为法国革命思想准备的《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却与作为主编的狄罗德齐心协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在担任路易王朝财政大臣期间,他试图预先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但迫于封建王朝的压力,在3个月之后,却不得不予以撤销。不仅如此,他还使农民摆脱了筑路义务,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一税。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相悖的。

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实质及其在经济、政治观点方面的矛盾,决定了它们理论体系的二重性,一方面,它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准备条件,同时,又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而不能与君主专制制度断然切割,而必然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于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便决定了重农学派理论的历史命运。

四、对重农学派历史命运的暗示

不可否认,重农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由于它在经济、政治立场上的矛盾及其在理论上的二重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对重农学派及其理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分析,但在本章的最后两节,即8、9两节,却作了具有预见性的暗示。

例如,在本章的第8节,马克思把普鲁士王国的枢密顾问、重农主义最幼稚的代表人物施马尔茨与重农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杜尔哥加以对比之后说:“他同杜尔哥相差不知多远!”接着就着手揭示施马尔茨在重农学派的“純产品”也即剩余价值论理上的庸俗之处。

首先,施马尔茨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反问道:既然自然付给土地所有者“比合法货币利息多一倍的利息,那末,根据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剥夺他的这种收入呢?”这表明,他是土地所有者占有“純产品”即剩余价值权力的拥护者。

其次,为了保证土地所有者能够足额占有“純产品”即剩余价值,他对劳动者的工资额作出量的规定。他说,“某一职业的平均工资,等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在他的劳动期间的平均消费额。”他对劳动者平均工资额的量的规定,实际上就是重农学派主张的最低工资额。如果是这样,就剥夺了工人劳动报酬提高的可能性。同时,为了维护土地所有者足额占有“純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权力,他又以“地租是国民收入的唯一要素”、“投资者的利息和各种劳动的工资都不过是把这个地租的产品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为理由,把社会成员因生产投资所得的利息和各种劳动的工资,都看作是地租的扣除。这就等于认为,把从地租和国民收入中的扣除,用以支付投资利息和劳动者工资是不合理的。

为了维护土地所有者占有“純产品”即剩余价值的合法性,他一再强调财富来源于土地的生产地租的能力,认为土地所有者占有“純产品”即剩余价值,不仅理所当然,而且也是无可非议的。

为了给土地所有者占有“純产品”即剩余价值的合法性提供依据,他竟然丢弃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純产品”即剩余价值是“土地耕种者”的劳动生产出来的论段,一再宣称“国民财富仅仅在于土地每年生产的地租的能力”,“一切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追究它们的价值的基础或原始要素,那就必须承认,这个价值无非是纯粹的自然产品的价值。”

由上可见,施马尔茨只抓住重农学派封建主义的外貌,而抛弃重农学派资产阶级实质这一科学的内核,从而使重农主义学说陷入庸俗化的境地。

再如,在本章第9节,马克思介绍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启蒙主义学者维里对重农学派的偏见所进行的批判。

针对重农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财富或剩余价值的劳动的观点,维里认为,“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是真正的创造,而这是物质的形态变化。”他还认为,在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所谓“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总之,他认为,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财富或生产“純产品”即剩余价值的劳动的观点是不确切的或者是错误的。

针对重农学派关于把工业劳动者称为不生产阶级的观点,维里认为,“工业家从他买得的价格中,不仅获得消费的补偿,而且在这个补偿之外多得一部分,”“就是一年生产中所创造的新的价值量。”“在农业中必须扣除种子和土地耕种者的消费。在工业中同样要扣除原料和劳动者的消费,”余下的才是“每年所创造的新价值。”他认为,就价值的创造而言,不仅是农业劳动者,还是工业劳动者,都是新价值产品的创造者。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都是生产的,都是生产性的劳动,都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重农主义学说之所以在施马尔茨那里被庸俗化,在维里那里受到批判,说明这种理论不仅在体系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和错误。这些漏洞和错误标明,重农主义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必须由一种新的理论取而代之。后来,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给出了答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这种理论在重农主义内含的资产阶级实质和封建主义外貌这一矛盾的主导下,经由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衰落和解体,一种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具有浓厚欺骗性和辩护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便由然而生。而且,并逐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

从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理论观点来看,它在许多地方,都与重农主义学说的漏洞和错误有关。

例如,重农学派把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的物质形式分解为工具、原料奉,其目的在于为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提供依据,但他们却把资本的物质形式等同于资本,只从一般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物质形式,从而把资本的生产形式看作生产的自然形式。这本来是重农学派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和错误,而庸俗经济学却把这些局限性和错误拿来,加以改造和升华,演变成“生产费用论”、“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或“生产要素价值论”,从而歪曲并否定价值的源泉和本质。不仅如此,又以各种生产要素参与价值的生产和创造这种蹩脚而庸俗的理由,在生产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杜撰了“要素收入论”、“收入报酬论”,也即人们常说的“生产要素按贡献进行收入分配”的谬论。

再如,重农学派以是否生产“純产品”即剩余价值为标准,把土地耕种者划为生产阶级,这不仅没有把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没有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而且还把租地农场主和雇佣工人都视作雇佣劳动者,都是純产品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而土地所有者则以土地所有权不劳而获占有他们创造的純产品即剩余价值,这就否定了租地农场主与农业雇佣工人之间剥削、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而作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却把重农学派的这一错误观点拿来作为依据,歪曲并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划分阶级的科学标准,泡制出带有欺骗性的“收入分配决定论”、“阶级调和论”、“社会和谐论”。

最后,庸俗经济学还把重农学派关于“既然地租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那末唯有地租才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家在此以外积累的东西是从他们的‘工资’中(从供他们消费的收入中,因为利润正是被看成这种收入)积攒下来的”错误观点拿来,锻造出“资本家勤俭持家”论和“节欲”论,从而掩盖并否定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并借以实现他们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目的。

同时,在庸俗经济学产生以后,理论界的学术生态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指出:自庸俗经济学产生以来,“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化,还是在“注释”和“通俗化”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上进行的,那末,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抛弃了这种形式。他们不是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公开的攻击,妄图用新的理论来替代古典经济学,而是在“修改”和“补充”的旗号下,肆意对这一理论进行歪曲,以实现自己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目的。而且,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手法也发生了变化。它“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的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予学究的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目的之反动,手段之卑鄙,真是无可比拟。

历史已经证明,庸俗经济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之大、危害之深,已经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种理论。他不仅统治西方理论界近200年之久,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在其进行的所谓“改革”中,也有所响应和体现。

五、深刻的启示

从马克思以上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和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特点,即批判性思维。他不仅把庸俗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对立起来,而且对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古典经济学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在分析和评价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时,他不仅对剩余价值论理中的科学成分加以肯定,而且也对其中的局限性、甚至错误之处及其原因也加以评论和分析;不仅分析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和理论的二重性,也从其深处揭示了重农学派理论的阶级实质、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命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中谈及他的研究方法——辩证方法的本质时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表人物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论理评析的批判性思维,正是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质的具体体现。作为我们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继承、坚持、发扬和光大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充分体现和光大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必须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基础。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才使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成为严肃而科学的方法论。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一个基本原理,即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就告诉我们,对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学说的研究和分析,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社会的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它们的时代背境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分析它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历史局限性,揭示它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命运。而马克思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论理的评析正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

大家知道,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此,在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必须坚持和运用矛盾分析法。马克思在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论理的评析中,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了重农学派剩余价值论理内含的资产阶级实质与封建主义外貌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引发的剩余价值论理的二重性,即一方面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准备必要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与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断然切割。这就告诉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就必须坚持和运用矛盾分析法,也即运用两点论或二重性的分析方法。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还必须坚持和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马克思在对重农学派剩余价值论理的评析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重农学派的经济主张、政治观点等方面的分析,科学揭示了重农学派体系的资产阶级实质,从而也揭示了它们为了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目的。当今的社会,依然是阶级存在的社会,阶级斗争依然以不同的方式,高一阵、低一阵地客观存在着。各种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无不染上一定阶级的色彩。因此,我们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决不能用所谓“和谐”、“调和”或者“折中”观点和方法,而只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分析一切事物、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否则不仅会使我们陷于被动,也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在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上,还有一个如何对待古人和外国的问题。对待古人和外国,不能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而是要对古人和外国进行具体的、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充分认识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做到以外鉴内、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而不能一概排斥,弃而不用。更不能不加分析,全盘照搬。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全盘接受,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避免和坚决反对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研究方法。不加分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且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是不利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分析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各种理论和学说,识别真假,辨别真伪,透过纷繁多样的假象,揭示其内在的本质。马克思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歪理邪说时指出:“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篡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在批判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揭示其隐含的秘密时,他又指出:庸俗经济学“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的真理。”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乘当时世界各国而尤其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打着“和平友好”的旗号,把自己腐朽透顶、庸俗而反动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理论,一股脑儿输送到这些国家里来。而这些国家又不分良銹,全盘接受,这就不仅误导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改革开放”,而且也腐蚀了这些国家的政党、政府甚至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结果致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东剧变的悲剧。并且,也使尚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方面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前世之鉴,后事之师。在我们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在坚持和发扬马克思的批判性思维时,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分析和研究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思潮、理论或学说,是何等重要!

本文作者:张作云,男。(1945-),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蜗牛
赞 收藏

心情表态

今日头条

点击排行

  • 两日热点
  • 一周热点
  • 一月热点
  • 心情
  1. 究竟谁才是道德败坏、思想偏激? ——评甘肃兰州城关区法院审判周禄宝、景树仁等人案
  2. 有些人为何要争着去当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3. 天眸:对《伟大的长征》评论之评论
  4. 为何越来越怀念过去,现在的年轻人对上个世纪的伤痕文学无感甚至反感?
  5. 屠富全:一场“打不过就加入”的权力魔术
  6. 海康威视“965工作制”刷屏,员工却在算账...
  7. 屠富全:也谈“钱去哪儿了?”
  8. 公文乱了套,根子在颠倒
  9. 屠富全:当转发讨薪帖成了“寻衅滋事”
  10. 大炼钢铁
  1. 喜讯(号外):中国又迎来了另外一个金融大鳄——景顺集团
  2. 究竟谁才是道德败坏、思想偏激? ——评甘肃兰州城关区法院审判周禄宝、景树仁等人案
  3. 5块钱一斤的猪肉,连老太太都懒得买了
  4. 越来越“荒诞”,越来越不把普通人当人了!
  5. 吴铭:黄仁勋怒沉百宝箱
  6. 信息量很大,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与结构分析
  7. 有些人为何要争着去当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8. 有一种无耻,是将社会问题包装成正面新闻
  9. 国父生日快乐?请问,你们究竟是在庆祝哪个国家?
  10. 拿掉这口黑锅,还毛主席一个公道!
  1. 黄奇帆之子黄然非的发迹和沦陷往事……
  2. 河南一高校马院院长被曝骚扰女学生:满嘴马克思主义,满脑子男盗女娼
  3. 篡改萧华将军《长征组歌》歌词掩盖王明张国焘罪行国法不容 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不容亵渎 中国交响乐团、中央电视台犯此错误真不该
  4. 邓小平与两极分化
  5. 白保国事件,一篇阅读量近十万的报道被删之后
  6. 政务中心被“强拆”真相:嫌疑人养殖场遭强拆不满赔偿信访无果!
  7. 大清早,被这条新闻恶心到了!
  8. 毛主席的这段话,现在没人敢说了
  9. 饭碗与脊梁:从姆巴佩涉华言论谈起
  10. 郝贵生:对长征的最好纪念是重塑毛主席的英雄领袖地位
  1. 她的人生只有29年,却是毛泽东心中永远的“骄杨”
  2. 屠富全:一场“打不过就加入”的权力魔术
  3. 有些人为何要争着去当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4. 美俄密谈,中国力挽狂澜
  5. 从唐朝发生的马嵬坡事变说起
  6. 究竟谁才是道德败坏、思想偏激? ——评甘肃兰州城关区法院审判周禄宝、景树仁等人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