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赖恩·J·彼得森(Brian J. Peterson)
译者:Potere Operaio
编者:水手
文章来源:译者知乎文章

1984年8月4日,上沃尔特(Upper Volta)更名为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我们决定更改国名,”两个月后,桑卡拉在哈莱姆(Harlem)对听众说道,“我们希望摒弃‘上沃尔特’这个名字,让布基纳法索重生。对我们而言,‘上沃尔特’象征着殖民统治。”作为一项反帝和民族主义举措,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选择了一个包容所有公民的名字,体现国民特质。它意为“诚实者之国”,由莫尔语(Mooré)中的“诚实的人”(burkina)和朱拉语(Jula)中的“国家”或“家园”(faso)组合而成。公民们采用“布基纳法索人”(Burkinabé)这一称呼,代表正直、自尊和对正义的热爱。这一称呼在民众中引发共鸣,赋予人们对国家的新自豪感。
在革命第二年,革命达到鼎盛,桑卡拉深受民众欢迎。国营新闻媒体以他为核心报道,外国记者也将他的理念传播给更广泛受众——这与他频繁出访美国、古巴、中国等地相呼应(见第9章)。这一时期,人们见证了革命诸多显著成就,希望和乐观的强大力量激励着民众。正如一位基层活动家所述:“在我看来,革命仅持续两年,即1983-1985年,这是真正的革命时期,在分裂毁掉一切之前。这两年,我们共同努力,将布基纳法索从帝国主义统治和腐败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给自足。”军方派系巩固权力后,桑卡拉获得更多自由推进项目,如修建道路、学校、诊所等。许多项目成功,有些失败,或被视为象征性姿态。但对桑卡拉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人们态度的转变”和政治意识的提升。

布基纳法索国旗——上方的红色代表革命,下方的绿色象征希望与农业,中央的金色五角星指引人民走向光明。1984年8月4日,桑卡拉将国名从带有殖民色彩的"上沃尔特"正式改为布基纳法索,意为"诚实者之国"。
为庆祝革命一周年,全国革命委员会安排了为期十天的音乐会、体育赛事和游行活动。雷鬼歌手克利夫(Cliff)光临新建的中国援建“8月4日体育场”,某一刻,桑卡拉持吉他上台,杰里·罗林斯(Jerry Rawlings)伴唱。《非洲-亚洲》(Afrique-Asie)报道:“当地人和外国人在首都热门场所及军营中尽情舞蹈。桑卡拉和罗林斯的随意姿态毫不意外,他们为来自哈瓦那的古巴乐队节奏树立了榜样。”随着革命在邻国青年中赢得支持,桑卡拉担当起泛非英雄角色。“我们视桑卡拉为泛非主义者,”一位青年支持者回忆,“庆祝活动中看到他与罗林斯共舞时,罗林斯说,对加纳和布基纳法索而言,我们在为‘共同斗争’而战。这将是非洲国家在共同斗争中实现更广泛团结的开端。”作为团结展示,布基纳法索和加纳大批革命士兵在独立大道行进。在新体育场仪式上,士兵们在运动场表演精心编排的集体操,效仿共产主义国家,组成大星形状,举起印有桑卡拉头像的旗帜。活动脚本环节中,观众席成员手持彩色标语牌,拼出“全国革命委员会万岁”(“Vive le CNR”)。随后,桑卡拉在面向全国的讲话中,呼吁政治“澄清”以统一革命运动。他越过精英阶层,面向工人和农民,称是时候摆脱左翼政党的“空洞理论”,动员民众了。
在动荡的第一年后,桑卡拉更直接与民众接触。他在偏远乡村旅行中找到慰藉和灵感,远离首都纷争的政治环境。同时,他利用人格魅力动员当地民众参与地方项目或解决争端。在瓦加杜古,他以微服私访闻名,常戴图阿雷格(Tuareg)头巾和长袍出行。他喜欢倾听民众未经修饰的意见,尤其对集市妇女的谈话感兴趣,因她们与木材、水和谷物等资源密切相关。此外,桑卡拉常在夜间骑自行车巡镇,不带总统卫队,频频停下与当地人交谈。在1985年一次采访中,他解释道:
“你需花时间倾听民众声音,真正融入各种群体,包括不太起眼的群体。你必须与所有人保持联系,无论年轻或年老、运动员或工人、知识分子或文盲。这样,你能掌握大量信息和想法……我们可以集体认识错误,共同回顾并纠正步伐。我必须打破常规,随时了解情况。我必须分享发现,谴责具体问题。这会带来改变……每周我回复五十封私人信件,至少回应最难以想象和最不合理的问题,以保持沟通渠道畅通。”

1984年,桑卡拉在美国纽约哈莱姆区向非裔社区发表演讲。时年34岁的他是非洲最年轻国家元首,其反帝反殖、自力更生的理念在非洲大陆内外激起共鸣,被支持者称为"非洲的切·格瓦拉"。
在努力实现国家统一中,桑卡拉特别关注种族分裂和“部落主义”,视为“我们国家的瘟疫”。他担心这种分裂“可能成为反动派手中有效工具”。因此,联系所有地区和种族群体至关重要,尤其在干旱导致大规模人口迁移和社会紧张加剧时。作为少数民族,桑卡拉采纳更包容的政治实践,将更多少数民族纳入治理体系。尽管全国革命委员会主要由莫西族(Mossi)主导,但它成为高度多民族的机构,成员来自富尔富德族(Fulfuldé,即颇尔族Peul)、古尔芒奇族(Gourmantché)、萨莫族(Samo)、洛比族(Lobi)、博博族(Bobo)、马尔卡族(Marka)、古伦西族(Gourounsi)及其他较小群体。新身份证制度取消公民种族标识,这一变化广受庆祝,一位霍埃省(Houet Province)居民说:“革命前,作为颇尔族人,我被当外国人边缘化。革命改变了这观念,强化了我们都是布基纳法索人的理念。桑卡拉推行新身份证,上面不再有民族标识。这对非莫西族人是个大变化。”为加强与民众联系,全国革命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30个大区和250个省,这一行政重划通过赋予少数民族更大地方权力,增强其力量。
为构建包容多样性又强调统一的新民族主义,全国革命委员会发起“国家艺术与文化周”,在不同地区首府轮流举办:1983年在瓦加杜古,1984年在加奥阿(Gaoua),之后每两年一次(1986年在博博-迪乌拉索,与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交替,分别于1985年和1987年举办)。桑卡拉反复强调文化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各层面的根本转变”,“每场革命须在文化层面产生结果”,“在我们当前背景下,革命首先是精神解放”。文化周期间,革命防卫委员会动员数百个音乐团体、戏剧团、艺术家、舞蹈家、雕塑家、手工艺人和电影制作人,从全国汇聚,与民众分享地区文化。“热门场所”应运而生,旨在“使音乐角色革命化”。为激发热情,桑卡拉常上台即兴演奏。1984年12月加奥阿庆祝活动中,他的非正规乐队“突然爵士”(Tout à Coup Jazz)甚至开启仪式。然而,此举关闭了旧“资产阶级”夜总会,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运营的“大众场所”,以低价举办音乐会。随着音乐普及,许多专业音乐家发现谋生受影响。被招募进革命青年乐队“举拳小歌手”(Les Petits Chanteurs aux poings levés)的贝贝·比松戈(Bebey Bissongo)回忆:
“桑卡拉在将年轻音乐家引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更喜欢军乐队并为其提供乐器。坦白说,士兵并非真正音乐家,音乐质量不高。平民乐队几乎无法在镇上演出,因军乐队免费表演。为吸引大众,革命组织以300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的票价举办音乐会,而之前需1500法郎。这很民主,但音乐质量下降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档案中的桑卡拉照片。冷战时期大国对这位非洲革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桑卡拉拒绝IMF和世界银行贷款、推行国有化改革,使西方情报机构将其视为需要监控的对象。
在更广泛政治文化变革中,革命政府引入新口号、表达、形象和表现方式。如前所述,许多言辞借鉴共产主义世界,如“同志”称呼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类别在公共话语中的使用。但随时间推移,革命发展出“滑稽模仿”,正如罗伯特·马尔利(Robert Malley)观察。由于政府中多数受过教育且具马克思主义经验者被清除,军方领导通过加入马克思主义措辞弥补。“那些军人说着革命话语,却不理解含义,”美国外交官莱昂纳多·内尔(Leonardo Neher)回忆,“他们装作马克思主义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思考,但毫无逻辑。特别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我记得他试图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简直可笑至极,毫无意义。”然而,这仍是“言语上的革命”,带来创新和修辞革新。新词汇被创造,新概念被地方语言采用。行政行动中,法令称“zatu”,政令称“kiti”,部长令称“raabo”。广播电视用当地语言播出,不仅限法语。政治集会常伴有不同种族群体的音乐舞蹈。作为民族文化本土化运动,桑卡拉开始穿“法索·丹·法尼”(Faso Dan Fani),一种传统土布服装。此本土主义举措并非全新,非洲领导人此前已摒弃西式服装,如蒙博托(Mobutu)的“阿巴科”(abacost)。但“法索·丹·法尼”迅速流行,促进手工纺织业复兴。乡村合作社通过销售手工纺织品创收,女性“革命织工”也在经济解放中获益。作为“革命徽章”,“法索·丹·法尼”象征“消费布基纳法索产品”的承诺。虽无行政指令要求穿着,但政府官员知桑卡拉“坚持穿当地土布原则,无人敢违背此不成文规定”,萨瓦多戈(Sawadogo)回忆。结果,廉价“法索·丹·法尼”款式上市,印有“桑卡拉到”(“Sankara arrive”),纪念他对官僚机构的突访,促使公务员匆忙穿上此类服装。

布基纳法索位于西非内陆萨赫勒地区,面积约27.4万平方公里。该国承受着沙漠化、干旱和殖民遗留基础设施匮乏的多重挑战——这些正是桑卡拉改革的核心目标。
革命周年纪念四天后,桑卡拉宣布土地改革法令,将所有土地收归“国家所有”。新重点在于土地使用权,而非仅限“先占权”者。为土地国有化辩护时,桑卡拉提及“我们粮食分配的完全混乱”和“成千上万农民的困境”,这些农民被迫交出土地后又被放债人剥削。数月后,他进一步解释:“如今土地属布基纳法索国家……国家可将土地使用、管理和耕种委托给耕作者。”许多人支持全民有权获地的理念,不论种族,这引发国内移民潮,人们前往更肥沃地区寻求免费土地。然而,在许多地方,如卡罗拉·伦茨(Carola Lentz)指出,全国革命委员会“无法在地方层面执行新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管理仍主要由地方机构和权威协调,尽管新国家法律“使地方产权斗争的意识形态手段多样化”。除土地改革,全国革命委员会废除酋长调用劳役权,削弱其地方权力,并废除自殖民时期以来农民需缴的“人头税”。
全国革命委员会在推动地方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作为1986年五年计划雏形,“大众发展计划”(PPD,Popular Development Program)协调各类地方项目,依赖普通民众参与。据《非洲十字路口》(Carrefour Africain)分析,约81%资金来自外国捐助者,19%来自布基纳法索国内。从1984年10月1日至1985年12月的十五个多月,“大众发展计划”建成351所小学、314所医疗诊所、88家药店、2294口水井和274个地方水库,还建立粮仓网络缓解干旱期粮食短缺,组织植树造林,创建社区蔬菜园。国家分配机构“索翁科姆”(Sovoncom,即上沃尔特贸易公司Société Voltaïque de Commerce)将商业网络扩展至较小城镇和农村。后来,“法索亚尔”(Faso Yaar)商店成立,旨在防止粮食投机和哄抬物价。

布基纳法索瓦延(Wayen)"先锋运动"的儿童成员,约拍摄于1987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期间。这一受古巴启发的青年组织旨在培养"未被腐蚀"的新生代革命者。本图是目前公开可见的极少数布基纳法索革命时期实拍照片之一。
随着“大众发展计划”(PPD,Popular Development Program)的全面推进,军方将注意力转向发展事务,桑卡拉(Thomas Sankara)委任保罗·亚梅奥戈(Paul Yaméogo)负责新项目。“托马斯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设立国家发展服务机构(SND,National Development Service),”亚梅奥戈解释道,“因为我们一起去过马达加斯加,他有了这个想法。这是个类似的项目,他让我负责指导国家发展服务机构。”在国家发展服务机构的推动下,从纯粹军事活动转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广泛展开。普通民众对此成就惊叹不已,并乐见军队——“人民的军队”——积极改善平民生活。正如瓦加杜古一位居民回忆:“军队也变得有生产力了。他们不再只是待在军营里赚钱,而是投身农业,这确实提升了国家发展。但有时这种军事化特征也损害了革命,因为平民觉得无法对军队说不。”这种军事化组织方式成为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突击队式”国家建设运动的特点,包括扫盲、儿童疫苗接种、道路修建和植树等活动。桑卡拉在这些运动中十分活跃,经常参与集体劳动,美国外交官查尔斯·特文宁(Charles Twining)解释道:“他们的方法包含显著自力更生元素。每逢周六,桑卡拉与民众一起,在政府带领下劳动。人们带着工具,在各地修建铁路,铁路四通八达。面对撒哈拉沙漠推进,他们在全国植树。”

桑卡拉的亲笔签名。他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国名更改令、反割礼禁令、土地改革法案和"突击接种疫苗"动员令上。这枚签名承载了四年革命的全部雄心。
在众多“突击队式”运动中,1984年11月25日,卫生部长阿卜杜勒-萨拉姆·卡博雷(Abdoul-Salam Kaboré)宣布“突击接种疫苗运动”,目标在两周内为儿童接种麻疹、脑膜炎和黄热病疫苗。卫生部官员赴哥伦比亚学习类似行动,并从古巴人处收集宝贵建议。中国、荷兰、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提供疫苗并承担大部分费用。这是一项大规模行动。国内每名护士被征召,接受强化培训以迅速掌握技能。负责此运动的卡博雷部长利用广播、当地语言海报及巡回剧团宣传活动。在地方层面,革命防卫委员会(CDRs,Committees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负责人口普查和分发接种卡。从1984年11月25日至12月10日,接种团队几乎挨家挨户工作,成功为110万儿童接种麻疹疫苗、260万儿童接种脑膜炎疫苗、210万儿童接种黄热病疫苗。布基纳法索成为非洲最早开展这种“高强度”免疫运动的国家之一,赢得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赞誉。
“突击接种疫苗运动”推动了全国革命委员会建立适度国家医疗体系的广泛努力。桑卡拉致力于世界卫生组织的“阿拉木图原则”(Alma Ata principles),扩大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初级医疗服务,采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荐策略。次年,“大众发展计划”建成约7500家地方医疗诊所,每村至少一家。到1986年,培训出7137名村级医疗专业人员和7497名助产士。这场运动首次在农村建立基本医疗结构,将资源从城市医院转移至多数农村人口手中。从1983年至1987年,公共医疗支出增加42%。同时,全国革命委员会发起“群众体育日”,改善工人和公务员健康。每周一和周四下午,公民提前下班,鼓励参加体育活动。人们常看到桑卡拉与部长们踢足球或打手球,他视体育为掌控生活的方式。“缺乏自律时,每个人都会暴露缺点和恶习,这些恶习会愈发严重,更易占据主导,”他在1985年接受瑞典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所以我们必须锻炼、自律,以达到心理、身体和精神上的坚韧。”

法国伊夫里-sur-Seine的桑卡拉主题壁画,由街头艺术家Vinci Vence创作。桑卡拉去世近四十年后,其形象和理念仍在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中持续发酵,成为跨越国界的革命符号。
最引人注目的“突击队式”项目是“铁路之战”。该项目于1985年2月1日盛大启动,旨在修建从瓦加杜古到多里(Dori)的铁路,全长约300公里,连接坦巴奥(Tambao)锰矿。由于无法获得外部资金,全国革命委员会动员大量民众组成志愿队伍。《非洲-亚洲》(Afrique-Asie)记者报道:“商人、海关官员、士兵、记者及不同背景的工人拿起鹤嘴锄参与。”但经过十四个月,铺设33公里铁轨后,政府铁轨耗尽,项目暂停。出口锰矿的梦想逐渐破灭。唯一产生收益的矿业项目是普瓦拉(Poura)的金矿,全国革命委员会获外国投资,主要来自法国。布基纳法索矿业研究公司(SOREMIB,Société de Recherches Minières du Burkina),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很快每年出口价值240亿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CFA francs)的黄金。到1987年,黄金出口价值达740亿法郎。不幸的是,全国革命委员会部分成员最终走私黄金至科特迪瓦谋私利。
长期问题之一是城市地区,尤其是瓦加杜古,住房不足及周边临时居住空间扩张。桑卡拉认识到,解决无序城市化需城市建设项目及对农村更多投资。“所有贫民窟将被拆除,原地建造体面住房,”他在采访中说,“我们也在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尽可能缩小城乡差距,使农村生活更舒适,减缓人口外流。”现法律赋予每个人在城市拥有土地的权利。很快,瓦加杜古变成巨大工地,许多老社区被拆除。人们抱怨不公驱逐,部分小型清真寺和教堂被迫拆迁,引发居民愤怒。城市复兴的另一部分是“清洁城市”运动,全首都参与。地方革命防卫委员会动员居民走上街头清理社区、清扫街道、挖掘露天下水道,成为每周惯例,公民拿起扫帚象征国家责任。延伸举措“白色城市”动员人们分组粉刷房屋和建筑,但广受反感,因白色涂料昂贵,且下个旱季建筑物又会被橙色灰尘覆盖。桑卡拉承认错误,白色粉刷运动被放弃。

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的桑卡拉纪念馆,建于其遇刺地点。1987年10月15日,桑卡拉在此被昔日战友布莱斯·孔波雷发动的政变武装杀害,年仅37岁。2021年孔波雷被缺席判处终身监禁。
更广泛地,农民和工人对集体工作小组不满。据《非洲-亚洲》报道,在孔比西里(Kombissiri)周边农村,农民抱怨要求过高;在瓦加杜古,一名工人对地方领导说:“二十三年来,我们从未见过项目进展如此之快。”1985年7月农忙季,阿达玛·图雷(Adama Touré)访问加奥阿工地,听到类似观点。一位家庭朋友对他说:“人们不高兴,将城里建筑工地的劳动与殖民时期强迫劳动相提并论。”美国大使馆电报呼应此观点,洞察全国革命委员会自上而下的革命过程:“桑卡拉无意中显露强烈家长式作风……激励被几代封建和殖民领导麻木的群众,追求生产壮举。他坚信需大量动员和自上而下组织……他不经意将革命防卫委员会工作与法国殖民时期强迫劳动项目相提并论。”
随着革命全力推进,桑卡拉习惯在全国革命委员会内不经充分讨论迅速决定。即使最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朋友事后也承认这些错误。例如,1984年12月31日,桑卡拉宣布租户无需支付住宅租金。为减轻最贫困公民负担,他规定所有需付租金的房屋和公寓暂停出租。鉴于布基纳法索无大型工业可国有化,主要“阶级利益”是房产所有者——房东。桑卡拉的英雄列宁曾呼吁此类措施,“免租金住房与国家完全‘消亡’相关”,他深知此理。但他也从利比亚和古巴的具体例子中获灵感,为某些群体提供免租住房。在采访中,他辩护道:“我们说不再付租金时,工人受益。但工会领导有出租房,所以不高兴。”如预期,尽管此决定某些方面受赞扬,但在房产所有者和公务员中引发相当阻力。“托马斯宣布1985年租金免费时,决定很仓促,通过广播讲话宣布,”菲德尔·托埃(Fidèle Toé)回忆,“他本可多分析,给人们六个月准备。由于‘小资产阶级’抵制,这实验仅持续一年,后被加强。”

瓦加杜古UNIR/PS桑卡里斯特政党总部(2013年)"桑卡里斯特"(Sankariste)已成为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标签——代表桑卡拉倡导的泛非主义、自力更生和反腐败理念。该政党总部证明桑卡拉政治遗产在布基纳法索仍有组织化力量。
在接下来的一周,对小资产阶级的“战争”愈发明显。1985年1月8日,瓦加杜古人民革命法庭(Popular Revolutionary Tribunal of Ouagadougou)受理一起涉及国家社会保障基金(CNSS,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Fund)的案件,调查其管理不善问题。在审查中发现,桑卡拉的盟友、非洲独立党-爱国发展联盟(PAI-LIPAD,Parti Africain de l'Indépendance-Ligue pour le Progrès et la Démocratie)领导人苏马内·图雷(Soumane Touré)参与了一项政治策略。图雷身为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秘书长兼全国最大劳工联合会(CSB,Confédération Syndicale Burkinabé)负责人,在广播节目中公开抨击全国革命委员会(CN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Revolution),指责其成员挪用国家资金。作为报复,他迅速被捕,并在随后二十一个月内被监禁。这位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劳工领袖如今成为政治犯。全国劳工联合会呼吁释放图雷,发表声明谴责政府行动。全国革命委员会则组织一系列反击行动回应,同时逮捕或解雇其他主要工会领导人。在瓦加杜古市中心一次亲政府集会上,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谴责左翼工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宣称对政府的“诽谤”将“立即”受到惩处。几周后,在博博-迪乌拉索(Bobo-Dioulasso)一次集会上,桑卡拉痛斥“左翼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解释说这些“革命者”在金钱利益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及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著作”间摇摆不定。然而,他也向温和派工会领导人伸出橄榄枝,争取支持,以免左翼工会攻击寒了平民支持者的心。

纪录片《桑卡拉上尉》海报。桑卡拉是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的坚定支持者,被称为"唯一全心致力于非洲电影发展的非洲领导人"。他深知影像对于政治教育和文化解放的力。
据桑卡拉所述,全国革命委员会与工会冲突“基本上是这些组织领导层的问题”。他在采访中承认,工会领导人“为革命做出很大贡献”,但如今“梦想扫除资产阶级以取而代之”。他希望避免许多革命运动(如贝宁、几内亚)的悲剧结局——前工会领导人变为新统治阶级。随着革命推进,他认为对抗小资产阶级、减少其特权势在必行。“若我们提高他们工资,却见他们组织集会游行而不采取行动,那就太天真了。他们看不到农民处境及其获益,”桑卡拉说,“每场以小资产阶级为起点的革命都会面临十字路口,必须选择前行道路。对抗小资产阶级意味着保持革命激进性,这会带来诸多困难……对抗他们时,我们触及许多领导层及革命运动。”然而,一些观察家认为,桑卡拉攻击曾助其掌权的平民左翼显得不真诚且令人困惑。连外国外交官也对左翼革命政府打击平民左翼感到不解。
如前所述,自《政治导向演讲》(Political Orientation Speech)发表以来,小资产阶级被视为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间“摇摆不定”的群体,包括农民、学生及革命领导层。但如今这一标签广泛应用于公务员、商人及工会领导人。对桑卡拉而言,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领导层)的问题部分在于其“新殖民主义思维”。许多人曾在法国学习,养成“某些习惯”,认为“生活中成功或幸福意味着努力像法国人那样生活”。桑卡拉视之为西方文化霸权结果。“从帝国主义角度,文化统治比军事统治更重要,”他观察道,“文化统治更灵活、有效且成本低。这就是为何我说,要推翻布基纳法索政权,无需大量武装雇佣军,只需禁止进口香槟、口红和指甲油。唯有资产阶级坚信无此无法生存。”对抗这些“习惯”需更好组织与沟通,因帝国主义“非孤立事物”,而是“体系”。他总结:“作为革命者,我们需有辩证观点,明白必须以体系对抗体系,以组织对抗组织。”本质上,提高政治意识需持续投入文化机构。

革命结束数十年后,桑卡拉的形象仍以街头艺术的形式出现在布基纳法索各地——他从历史人物转化为大众文化符号,象征着普通人对于清廉、公正和自力更生的持续渴望。
桑卡拉一直倡导建设“大众剧院”,视为革命变革中关键文化设施,并对泛非电影电视节(FESPACO,Panafrican Film and Television Festival of Ouagadougou)颇感兴趣,认为其可促进泛非团结。在革命头两年,旧电影院大厅翻新,新电影院纷纷建成。仅瓦加杜古就建六座新剧院。一些省级城镇甚至拥有小型户外剧院。借鉴法国殖民做法,桑卡拉制定政策配备移动放映屏幕及放映员,将电影带至民众身边。大多是关于非洲解放斗争及卢蒙巴(Lumumba)、恩克鲁玛(Nkrumah)、切·格瓦拉等革命英雄的纪录片。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罗伯特·范·利奥普(Robert Van Lierop)的《斗争仍在继续》(A Luta Continua,1971),展示莫桑比克解放斗争、社会项目、自力更生及性别平等努力。许多电影是地方发展项目的教育报道,用于教育动员农民。
艺术电影也大获进展,20世纪80年代见证布基纳法索电影人伊德里萨·乌德拉奥戈(Idrissa Ouédraogo)和加斯顿·卡博雷(Gaston Kaboré)的崛起,其作品超越电影本身。泛非电影电视节成为非洲最大电影节,桑卡拉积极推广。非洲电影评论家弗兰克·乌卡迪克(Frank Ukadike)称桑卡拉为“唯一全心致力于非洲电影发展的非洲领导人”。电影节期间,桑卡拉引人注目,出席放映并参与讨论,现场气氛热烈,许多参观者对革命充满好奇。1985年2月23日至3月2日,首届革命时期电影节举行,主题“电影与人民解放”,在城镇海报、传单及横幅上突出展示。许多电影体现此主题,如阿尔及利亚战争片及反殖民电影,部分反映桑卡拉革命精神,探讨自力更生与性别平等,如乌德拉奥戈的《雅姆·达博》(Yam Dabbo,1986)。电影节难忘活动之一是放映保罗·祖姆巴拉(Paul Zoumbarra)的《旅途中的日子》(Jours de tourments),讲述农民将干旱土地变花园的故事。电影学者曼西亚·迪亚瓦拉(Manthia Diawara)评论,此片是革命时期布基纳法索“最佳教育工具之一”。来瓦加杜古的参观者见证更多自力更生实例,电影节参与者受邀加入“铁路之战”。在欢乐氛围中,外国游客前往工地,拿起镐铲铺设铁轨。最后,学术研讨会邀请奥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蒙戈·贝蒂(Mongo Beti)等人,讨论如何让非洲文学更广泛为大众接受,而非仅限有文化精英。

法国巴约纳的桑卡拉雕像。一位非洲革命领导人的雕像出现在前殖民宗主国城市中——既是对殖民历史的反思,也标志着桑卡拉超越国界的普世影响力。
教育与文学活动推动政治意识提升。经过数月研究,教育部长于1984年9月19日开会,通过法令将布基纳法索所有学校学费降低约50%。为节约成本,革命政府设法节省资金。非洲独立党领导人吕克·特劳雷(Luc Traoré)负责改革会计系统,发现教育预算约40%(尤其是汽油资金)常被员工挪作私用,如个人消费。此类特权很快终止,释放资金用于纯粹教育目的。从1983年至1987年,全国革命委员会人均教育支出增加约26%,与许多削减教育支出的非洲国家形成对比。目标是为最多人提供教育,桑卡拉视学校为“革命工具”,消除“文盲与蒙昧主义”。在关键军方领导人压力下,他曾考虑关闭大学,将资源转向广泛“大众教育”,但遭平民同事坚决反对,此计划被弃。教育改革由全国革命委员会推动,采用古巴式全国运动“阿尔法突击队”(Alpha Commando),目标成人识字。到1986年,识字运动聚焦本土语言,覆盖更广人群。革命期间,功能性文盲率从12%升至22%。但问题存在,识字运动优先男性,小学男生入学远超女生。
随着泛非电影电视节结束,数千名代表及省级领导人(包括农村女性代表)齐聚瓦加杜古,参加全国妇女周活动。198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活动在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达到高潮,全天举行讨论小组与演讲,标志该国对女性最大规模动员。自掌权以来,桑卡拉强调推进妇女权利,《政治导向演讲》设定目标为“妇女在各领域与男性平等的自由繁荣社会”。然而,女性对革命接受度较慢,尤其农村地区,革命影响不均且常不被理解。桑卡拉承认动员女性存在“问题”,归因于她们对革命的不确定性,认为女性常等待男性“解放她们”,未完全意识到自身压迫。他理解女性参与革命的挑战,常与同事联系寻求支持。热尔梅娜·皮特罗伊帕(Germaine Pitroipa),库里滕加(Kouritenga)女性高级专员,在新角色中遇阻力,她回忆:“对我最大困难是我是女性。男性不愿接受,尤其是传统酋长,不愿接受我指挥。”得知其挑战后,桑卡拉常赴库佩拉(Koupéla)探访,以增强其权威。

1985年8月4日,布基纳法索,库佩拉。热尔梅娜·皮特罗伊帕,库里滕加省高级专员,众多革命女性领导人之一。(开拓者组织)
从1984年至1985年,全国革命委员会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源组织会议集会,让女性参与革命。1984年9月22日,政府组织首个重大活动,要求男性代替妻子去市场。这是个有趣的性别角色互换日,但在许多地方未获真正反响。尽管如此,它标志女性参与度提升,革命关注一夫多妻制、女性割礼、家庭暴力及强迫婚姻等问题。女性在革命政治文化中更显眼,创作新口号,成立“革命鸽群”(Colombes de la révolution)女性音乐团体,全国演出并为桑卡拉演讲开场。团体领导人法图·迪亚洛(Fatou Diallo)成革命偶像,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步枪与电吉他。“革命期间,我们让女性参与各领域,以至于被视为‘穿裙子的男人’,”热尔梅娜·皮特罗伊帕解释,“在村里,我们教育女性了解革命,让她们意识到社会角色。最终,女性产生学习理解革命的渴望,主动成立编织与酿造合作社。学校里,女孩更多参与讨论。但我们从未用‘女权主义’一词。对我们而言,我们只是革命者、同志,为人民而战的女性。”
在更广背景下,桑卡拉在妇女问题上远超同时代人,而革命恰逢非洲女性政治参与增加时期。联合国妇女十年(1975-1985)于1985年内罗毕联合国妇女会议达到高潮,成为提升非洲女性意识转折点。在布基纳法索,到1985年,桑卡拉认为女性“更自觉”,能“清晰客观解释所受压迫与统治”。1985年9月19日,女性成立首个政治组织——布基纳法索妇女联盟(UFB,Women's Union of Burkina),全国革命委员会让更多女性进入政府。各地方革命防卫委员会(CDR),包括村庄、社区、工作场所及学校,选出女性代表。桑卡拉为政府职位设30%女性配额:三十省中十省省长为女性,农村部门有女性负责人,宪兵队与军队有女性服役。桑卡拉出行时带骑摩托车的女性卫队,人称“亚马逊女战士”(the Amazons)。全国革命委员会十位平民部长中,三位为女性:阿黛尔·乌德拉奥戈(Adèle Ouédraogo),财政部长;若泽菲娜·乌德拉奥戈(Joséphine Ouédraogo),家庭发展部长;丽塔·萨瓦多戈(Rita Sawadogo),体育与休闲部长。

1985年8月,瓦加杜古。正在行军的女兵。(开拓者组织)
在解决性别问题方面,桑卡拉积极推动有关人口控制、计划生育,甚至卖淫问题的讨论。他与非政府组织(NGO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合作,制定生育间隔政策,并通过计划生育诊所发放避孕套。此外,全国范围内建设医疗诊所和学校,以及开展扫盲运动,都有助于增强女性权能。在多个场合,桑卡拉从道德层面坚决反对卖淫,常引用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话:“爱罪人,但恨罪恶。”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道:“我们并不排斥妓女。恰恰相反,我们将她们融入革命之中,为她们创造工作机会。”康复中心为前妓女提供住宿和职业培训;为消除社会歧视,桑卡拉还雇佣前妓女到总统府工作。
然而,这些性别关系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引发了日益增强的抵制。许多男性感到被革命疏远,仅因拒绝接受性别平等。尽管桑卡拉的女权主义言论和新政策激励了女性,也激起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父权制”反应。许多农村民众抵制国家取缔女性割礼的努力,抵制大多来自女性,因这类仪式通常由阿姨和母亲主导。最终,桑卡拉不得不降低反对女性割礼运动的目标,转而推广教育和更人道程序。女性也反对废除一夫多妻制的努力。部长若泽菲娜·乌德拉奥戈(Joséphine Ouédraogo)在人民之家(Maison du Peuple)采取坚定立场,而桑卡拉在那里遭遇反对废除一夫多妻制者的齐声抗议。在接受《非洲-亚洲》(Afrique-Asie)采访时,她表达了对某些革命政策可能疏远民众的担忧:“存在危险,我们可能看到一场抵抗运动形成,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她主张“逐步进行,以免冒犯人们的心态和习俗”。农村女性认为,革命政府未能理解一夫多妻制家庭如何依赖共同妻子间的劳动分工。此外,桑卡拉的一些军方同事拥有多妻,废除一夫多妻制的努力疏远了穆斯林群体。面对批评,桑卡拉不得不妥协。他一直反对一夫多妻制和女性割礼,但也承认国家权力的局限性。“我认为,为解放女性,我们必须反对女性割礼和一夫多妻制。但通过法律或其他手段禁止并非最佳解决办法,”他在采访中解释,“女性解放需通过教育及经济赋权实现。”

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1985年12月,布基纳法索与马里因阿加彻地带领土争端爆发了为期五天的"圣诞节战争",约150人丧生。桑卡拉在冲突中展现了军事领导力,最终通过国际调停解决争端。
1985年8月4日,革命两周年纪念活动凸显女性重要角色。据《非洲-亚洲》报道,桑卡拉状态极佳,“未错过任何政治集会、文化或体育活动”。有人看到他在大众舞会上尽兴,与罗林斯夫人(Mrs. Rawlings)及其他女性共舞。在演讲中,他抓住机会谈论女性权利。在等待为新成立的家庭委员会(Family Committee)致辞时,他宣布支持为公务员妻子提供“维持生计的工资”,将其工资部分专用于家庭开支。“国家不强迫任何人结婚,但要求建家庭者履行责任,”他说,“有些男人把妻子变成只做家务的女仆,却拒绝给她能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工资!”在演讲中,桑卡拉首次承认革命防卫委员会(CDR,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Revolution)系统滥权及民众不满。针对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报告瓦加杜古警察局虐囚,他宣布多项大赦行动释放政治犯。
大约同时,《世界报》(Le Monde)发表系列文章严厉批评全国革命委员会。如“‘革命’滑向威权主义”的标题,将桑卡拉政权描绘为存在酷刑、处决和政治压迫的政权。连利奥波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也撰文指责桑卡拉不“尊重”法语。然而,与其他革命政府相比,该国支持率颇低。两年革命性变革中,十人被杀,多为参与政变阴谋的军官。但桑卡拉认真对待批评,努力解决问题,解雇警察局中负责虐待者,并释放多囚。他无意让国家成为压迫工具。“我们需要信服的人民,而非被征服的人民。被征服意味无尽监狱,”他后解释,“对革命者而言,胜利在于监狱消失。”国际观察家很快认可其努力。美国大使馆电报报道人权记录改善:“领导人对外部批评高度敏感,努力保持可接受记录……我们多次就人权发表意见,发现对话者乐于接受。”人民革命法庭正“清理积压腐败案件”,“表现出明显公正与格外宽容”。

以桑卡拉命名的大学。教育是其革命核心支柱——他发起"阿尔法突击队"扫盲运动,将识字率大幅提升,并降低学费使贫困家庭子女得以入学。
然而,此时布基纳法索面临更紧迫威胁。3月13日妇女节后几天,瓦加杜古居民醒来见城市笼罩红色沙尘。布基纳法索电台报道:“街上能见度不足50米。”桑卡拉称1985年3月13日为“历史性一天”,标志“沙漠到来”。他将沙尘暴描述为“悲伤面纱,使世界陷入黑暗……若不制定应对策略,这不幸命运将永恒且加剧”。但降临瓦加杜古的不仅是沙尘。随着干旱加剧,气候难民逃离北部萨赫勒地区(Sahel),前往瓦加杜古及南部条件较佳地区觅食。美国大使馆电报称,游牧群体“在居民农田扎营,随种植季临近或引发冲突”。在锡西利省(Sissili Province),农民报告村庄受“北方受害者大规模涌入”影响,这些人无礼占据农田。桑卡拉意识到潜在争端,试图缓解紧张。据布基纳法索电台,“总统同志不否认问题,强调锡西利当地人有责任欢迎这些布基纳法索同胞”。
全国革命委员会在部长若泽菲娜·乌德拉奥戈领导下成立救济委员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及其他西方机构,如天主教救济服务组织(Catholic Relief Services)和非洲关怀组织(Africare)合作。接受大量食品援助与自力更生理念相悖。但在接受《非洲-亚洲》采访时,乌德拉奥戈指出,尽管食品援助长期影响“削弱了‘自给自足’努力——我们的目标”,某些情况下“合理”。到1984年,救济工作由西方政府主导,尤其是美国,其紧急食品援助增至3.43亿美元,占捐助资金45%。具体而言,1984年美国对布基纳法索食品援助达2.11亿美元,为最大单一捐助者,吸引慈善机构及名人关注。“美国援非”(USA for Africa)和“乐队援助信托”(Band Aid Trust)在1985年7月13日“拯救生命”(Live Aid)音乐会为饥荒受害者筹资。尽管有救济,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警告:“周期性危机将继续困扰人类同胞,使其陷入贫困堕落。”气候学家指出干旱和气候变化是饥荒根本原因,但“非洲人自致苦难”的观念仍有影响力。
多数非洲政府习惯让非政府组织及国际机构主导环境问题解决。如桑卡拉1985年4月22日演讲指出,“非洲领导人”常利用“自然悲哀、干旱与哀叹”声明获取食品援助,“祈求帮助换取食物”。除请求援助外,少有政府积极应对环境挑战。相比之下,桑卡拉将解决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列为首要任务。当地农学家称,布基纳法索“早于邻国认识到土壤恢复及农业技术改进重要性”,有“广泛”植树造林计划。虽谴责干旱与气候变化为“自然灾难”,他拒绝消极无助,转而聚焦可采取行动,避免不可想象后果。在他看来,不全力以赴是“对后代犯罪”。

“拯救生命”(Live Aid)音乐会,皇后乐队的经典表演。
除“沙漠扩张”,桑卡拉将“帝国主义”视为破坏因素,如他在1986年林业会议上说:“殖民掠夺几乎毁我们的森林,帝国主义者毫无补充之意……他们如纵火犯烧毁森林草原。”虽殖民主义通过木材贸易导致其他热带殖民地森林砍伐,布基纳法索植被变化主要由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驱动。矛盾的是,自1981年起,官僚政府已努力保护森林。但首项国家森林政策刚强调植树造林,效果甚微,却为桑卡拉提供蓝图。他迅速注入政治意愿,制定控制森林火灾及伐木新法律。一项研究指出,“尽管桑卡拉强烈谴责新殖民压迫,其森林计划与殖民时期法律有强烈呼应”。
某种程度上,桑卡拉对环境的思考反映社会主义正统观念,将环境退化视为“资本主义问题”。但社会主义政府,如中国、苏联,在工业化中也造成严重环境后果,尤其大规模项目。因此,在环境问题上,桑卡拉领先于社会主义世界。他呼吁环境正义,谴责资本主义对原材料贪婪需求、消费模式及不负责任污染,将“自私”称为“人类不幸根源”、“无政府且忽视他人权利的进步”、“对土地空气的野蛮致命掠夺”及“排放烟雾的机器”。他看到贫困者承受环境破坏后果,如许多非洲国家遭受不成比例污染与土地退化。在桑卡拉思想中,环保主义关乎生存,确保足够食物,与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的“穷人环保主义”相呼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圈,“可持续发展”概念流行,桑卡拉呼吁不牺牲后代需求满足当前需求的发展。在一次粮食安全演讲中,他说:“若无恢复保护自然资源计划,我们无法想象农业发展及其生产力提高。”
植树造林是桑卡拉环境政策的主要支柱。从1984年10月起,“大众发展计划”(PPD)动员民众植树。在十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家主导的植树造林计划在布基纳法索各地种植了1000万棵树。在农村村庄,每个家庭每年需种植100棵树,主要为补充木柴燃料来源。当然,一些村民敷衍参与,将树种在不利于生长的土壤中,或未保护树苗免受牲畜破坏。事实上,报告估计仅五分之一的树苗存活。渐渐地,人们开始认识到这项政策的重要性。“在布基纳法索,木材是我们唯一的能源来源。我们必须不断提醒每个人,他们有责任维护和更新自然环境,”桑卡拉解释道,“我们有一个植树造林计划,这是恢复自然的积极行动。我们已颁布法令,要求每个村庄和城镇拥有一片树林。作为其社会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非洲人历来有保护神圣树林的传统……因此,所有喜庆活动都以植树纪念,无论是洗礼、婚礼还是其他仪式。”他呼吁建设城市“绿地”,并解释这些绿地有益于道德、身体和智力健康,“你们要记住,这些树林如同希腊人所说的学园(Lyceum),是智者聚集与重聚之地”。这些地方是社会基础,培养了人们作为土地优秀守护者的公民意识。很快,瓦加杜古及多个省会城市周边创建了城市绿地。

1986 年,在萨赫勒地区,妇女们修建防侵蚀梯田以阻止沙漠蔓延。(由开拓者组织和联合国提供)
1984年,环境部估计布基纳法索林业人员仅为所需数量的四分之一,因此希望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丁德雷索森林培训学校(Dindéresso Forestry School)能在未来十年培养足够林业人员,满足预计需求。不幸的是,里根政府于1985年以“桑卡拉政权的敌对行动”为由(见第9章)削减该项目。由于缺乏林业资源和充足资金,通过革命防卫委员会(CDRs)进行的民众动员对平衡木材生产与消耗至关重要。“在我们库里滕加省,我们启动了这些全国性植树造林项目,由当地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热尔梅娜·皮特罗伊帕回忆道,“他们会告知我们哪些区域需植树及种植何种树木。这部分目的是减缓木柴燃料的树木砍伐速度,并寻找替代方法。”农民甚至主动行动,远比想象中积极。植树造林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政府组织(NGOs)及专家建议,如1984年与桑卡拉在布基纳法索共事的农业学家勒内·杜蒙(René Dumont),以及可持续农业先驱皮埃尔·拉比(Pierre Rabhi,他倡导使用有机肥料)。在非政府组织中,由贝尔纳·莱德亚·乌德拉奥戈(Bernard Lédea Ouédraogo)和纳姆运动(Naam movement)领导的“六S协会”(Six S Association)在动员村民参与保护工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与亚滕加省(Yatenga)农民合作,设计节水技术。最后,亚滕加地区农民亚库巴·萨瓦多戈(Yacouba Sawadogo)开始在传统种植坑(zaï)中种树,以修复因水土流失退化的土地。这些种植坑充当“集水器”,提高谷物产量。作为对干旱的回应,zaï技术通过农民间交流传播,使他们得以开垦大片土地。在更湿润地区,尤其该国西南部,人们使用其他保水技术,如“梯状田埂”(tied ridges),即交叉田埂形成凹陷收集雨水。在许多村庄,此技术使高粱产量提高50%。因采用这些新保水技术,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报告,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另一重要举措是开发“三块石”泥炉,这种炉子烧柴效率更高。纳姆运动推广此炉进展缓慢,直到桑卡拉抓住在全国推广的想法并制定计划后,才得以广泛传播。
1984年,环境部估计布基纳法索林业人员数量仅为所需数量的四分之一,因此人们寄希望于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丁德雷索森林学校(Dindéresso Forestry School),能在未来十年内培养足够林业人员,以满足预计的人员需求。不幸的是,里根政府于1985年以“桑卡拉政权的敌对行动”为由(见第9章)削减该项目。由于缺乏林业资源和充足资金,通过革命防卫委员会(CDRs)进行的民众动员对平衡木材生产与消耗至关重要。“在我们库里滕加省,我们开展了这些全国性植树造林项目,由当地革命防卫委员会负责,”热尔梅娜·皮特罗伊帕回忆道,“他们会告知我们哪些区域需植树造林及种植何种树木,部分目的是减缓木柴燃料的树木砍伐速度,并寻找替代方法。”农民甚至主动参与,远比人们想象的积极。

1985年8月,瓦加杜古。托马斯・桑卡拉在植树活动期间。(开拓者组织)
植树造林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政府组织(NGOs)及林业专家与农学家的建议,如1984年曾与桑卡拉在布基纳法索共事的勒内·杜蒙(René Dumont),以及以使用有机肥料闻名的可持续农业先驱皮埃尔·拉比(Pierre Rabhi)。在非政府组织中,由贝尔纳·莱德亚·乌德拉奥戈(Bernard Lédea Ouédraogo)领导的“六S协会”(Six S Association)和纳姆运动(Naam movement)在动员村民参与保护工作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与亚滕加省(Yatenga)农民合作,研发节水技术。最后,亚滕加地区农民亚库巴·萨瓦多戈(Yacouba Sawadogo)开始在传统种植坑(zaï)中种树,以修复因水蚀和风蚀退化的土地。这些种植坑充当“集水器”,提高谷物产量。
为应对干旱,zaï技术通过农民间交流传播,农民们成功开垦大片土地。在更湿润地区,尤其该国西南部,人们使用其他保水技术,如“梯状田埂”(tied ridges),即交叉排列的田埂形成凹陷收集雨水。在许多村庄,此技术使高粱产量提高50%。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报告,因采用这些新保水措施,农业生产持续增长。另一重要举措是开发“三块石”泥炉,这种炉子烧柴效率更高。起初,此炉在纳姆运动中推广缓慢,直到桑卡拉提出全国推广计划后才有所改观。
桑卡拉认为,非洲面临的环境挑战需跨国合作。他指出,在抗击沙漠化斗争中,“非洲团结不仅是选择,更是必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抗击沙漠化,打破地域限制”。为此,他雄心勃勃地提议在干旱的萨赫勒地区修建宽50公里的跨国“绿色长廊”,作为阻挡沙漠推进的屏障。这一想法可能受英国环保主义者理查德·圣·巴伯·贝克(Richard St. Barbe Baker)启发,贝克曾倡导建立“绿色阵线”阻止撒哈拉沙漠南部扩张。无论如何,桑卡拉去世后,“绿色长廊”项目获非政府组织、非洲各国政府和联合国支持,被视为应对萨赫勒地区干旱与饥荒的可行方案。

泛非“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路线图。桑卡拉早在1980年代中期便提议在萨赫勒地区修建宽50公里的跨国“绿色长廊”,作为阻挡撒哈拉沙漠向南扩张的生态屏障。这一构想当时被许多人视为不切实际,但在桑卡拉去世后获得了非政府组织、非洲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广泛支持。
事实上,恢复植被的重要性并非新观念。例如,美国“尘暴区”时代,罗斯福总统发起“防风林带”政策,对大平原大片区域植树造林。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国也有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植树行动。此外,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农业生产及狩猎采集而植树管理森林。20世纪70年代,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发起“绿色带运动”,其口号“一人一树”也被桑卡拉用于布基纳法索植树项目。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资助下,马塔伊运动发展为泛非绿色带网络,许多非洲国家纷纷开展植树项目。由此可见,此类想法广泛传播,但鲜有非洲领导人有政治意愿付诸实践。
在桑卡拉时代,他敏锐意识到气候变化即将来临的灾难。他称有迹象显示“季节的生态扰动”正加剧,警告沙漠每年推进,地下水位下降,农民和牧民不得不适应新现实,因森林火灾更频繁严重。在探寻原因时,桑卡拉主要指出“我们排放到自然和海洋中的污染物”扰乱了“事物的既定秩序”。他发表气候变化言论时,科学界对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共识正增强。然而,几十年来,此类讨论多局限于学术圈。据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所述,20世纪80年代是“分水岭十年”,科学家积极传播研究成果,使人为气候变化“首次成为政治议题”。
此外,当时也是环境灾难频发时期,萨赫勒地区饥荒及博帕尔、切尔诺贝利等重大灾难加剧全球对环境关注。然而,许多富裕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对环境漠视明显,如里根政府放松环境监管,及法国情报人员1985年击沉抗议核试验的“彩虹勇士号”。

肯尼亚环保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1940-2011),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她于1977年发起“绿色带运动”(Green Belt Movement),口号“一人一树”也被桑卡拉用于布基纳法索的植树项目。至198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资助下,该运动发展为泛非绿色带网络。
面对此背景,桑卡拉坚决主张为全人类而非个别人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巴尔干化和统治”斗争。他指出,土地退化问题是“抗击沙漠是一场意识形态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植树或避免砍伐树木都应视为政治行为”。作为具全球视野的思想者,他反复强调地球生态系统相互关联,“今天亚马逊雨林的破坏会影响我们布基纳法索”。
随着干旱加剧,桑卡拉宣布所谓“三场战斗”拯救环境。在1985年4月22日里程碑式演讲中,他向林业工作者阐述此理念,引起专家共鸣。曾与全国革命委员会(CNR)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处理林业问题的瑞典女性伊娃·达尔贝里(Eva Dahlberg)说:“我永不会忘桑卡拉那次重要林业演讲。他知识渊博,对统计数据和百分比了如指掌,讲话如社会学家。”
“三场战斗”第一场针对野火,桑卡拉规定引发野火者将被罚款,但承认在“轮作耕种”等特定情况下用火可容忍。第二场针对“牲畜乱跑”(divagation des animaux),为防过度放牧及庄稼受损,规定无人看管的牲畜将被没收屠宰造福公众,旨在“促使饲养者采用更合理方法”。最后一场针对“无序砍伐木材”,主要针对满足城市需求的木材商。为阻止随意砍伐,全国革命委员会规定除涂有绿白相间颜色的车辆外,禁止其他车辆运输木材。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支持下,成立社区伐木合作社,维持地方对伐木活动的控制。
然而,“三场战斗”效果不佳。许多人认为措施过于严厉。桑卡拉也承认:“我们只有一种方案:采取严厉措施,我承认有些极端。”此外,国家能力有限,政策执行困难。很快,人们抱怨木柴短缺,全国革命委员会遂放松相关法律执行。同时,有人指责革命防卫委员会处理无人看管牲畜时过于热情或谋私利。随着不满增加,桑卡拉最终暂停相关法令。
尽管干旱期受挫前景黯淡,桑卡拉仍思考未来。在林业演讲中,他至少六次提及“后代”,甚至谈到利用太阳能。1985年5月,受古巴启发,全国革命委员会发起“先锋运动”,这是以儿童为重点的革命性青年运动。桑卡拉提醒革命者,主要任务之一是“引导、教育并提高这些儿童意识,使其成长为革命者,像革命者般生活、思考,最终为革命献身”。如古巴革命强调“新人类”,先锋运动旨在通过公民转变实现理想未来。桑卡拉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依赖这些“未被腐蚀”“纯粹”的革命力量。该运动被视为“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摇篮”,赋予儿童“表达自己”的权力。很快,先锋队员——包括戴贝雷帽的酋长及受教育青年——沉浸革命文化,参加游行、唱歌、喊口号。
许多观察家惊叹革命在债务、干旱及政治困境下取得的成就。但桑卡拉乐于挑战困难,热衷做前人未做之事。1985年,他在采访中沉思:“没有一定疯狂,就无法实现根本变革。这种疯狂源于不墨守成规,源于摒弃旧模式的勇气,源于预见未来的勇气。”凭宏伟规划与十足干劲,人们看到诸多进步迹象,民众寄希望于“队长”桑卡拉带领国家走向更光明未来。
桑卡拉坚信,只要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革命必胜。他与他人一样,认为人就是最宝贵资源,通过自我牺牲及对共同目标的奉献,人们能共同提升国家。但他很快发现改革步伐过快,正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警告的“变革的地狱般节奏”,一旦革命开始便难以长期维持,尤其当触及更强大既得利益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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