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毛选”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第四节:《“糟得很”和“好得很”》。
主席的文章,向来都是直截了当解决实际问题的,不穿鞋带帽,而是实实在在,善于用大实话、大白话把很多实质性的问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0年前“农民运动”的成效,如果被精英阶层肯定,下一步就会大力推广其经验,把农民运动搞得更彻底,更完善,让它起到更大的社会作用。反之,就会受到阻挠和打压。

北伐战争的胜利,让蒋介石集团冲昏了头脑,以为军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精英集团的决策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难题,于是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上来。
关于“农民运动”的成效,国民党右派给出的结论是“糟得很”,陈独秀害怕失去国共合作,便一味附和“糟得很”的论调。蒋介石所以对共产党痛下杀手,就是因为当时“糟得很”的论调占了舆论上风。
3月份,主席到湖南做农民运动调查,一个月后,做出调查报告。他对农民运动成效的结论是“好得很”。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在高层出现,一定会产生强烈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是,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数万共产党精英、农民运动先驱、工人纠察队领导人头落地。
那么,历史上任何一件事情,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总不能谁的嗓门大谁就说得对吧?
在某些历史关键时刻,判断事情大是大非的标准被扭曲为:第一,谁掌握权柄,能调动社会资源;第二,谁手里掌握着枪杆子,谁不服就镇压谁;第三,舆论喉舌掌握在谁手里,不仅替谁说话,且音量还会无限放大。
放眼看世界,遍地都是欧美标准,到处都是美西方论调,巴勒斯坦人血流干了,他们的声音也传不出去。于是就出现了美国说你坏你就是坏,美国说你好你就是好。
美西方标准合适吗?肯定不合适。今天我刚刚听到一个新闻:本届APEC会议在深圳召开,中国政府特别强调主办机构:要把中文作为主场语言,英语绝不能喧宾夺主!
旧的标准是,任何国际会议,只有英语才是官方通用语言,现在中国把它修改了,谁不服气?中国的政治地位、经济体量和军事能力摆在这里,你必须得接受这个标准。
美国标准含有对弱小民族的歧视、压榨、盘剥,而中国标准含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理念,和美国标准相较,中国标准会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欢迎。

对于国内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唯一的标准,不应该让强权定调,不应该让喇叭本身定调,而要把定调的权力交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说好,而且经得起实践检验,三十年后仍说好,五十年后继续说好,那么它就是真好。
不能由某个大人物的谈话来定调,比如蒋介石说共产党是“匪”,真是“匪”吗?解放后国内舆论又称蒋介石是“匪”。
究竟谁是匪,最终的裁判权在人民群众这边。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对过去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就是历史的定论。
几十年来,国内吵架的声音此起彼伏,首先要看是谁在吵架?人民群众有没有参与其中?人民群众的声音能不能传导出去?
如果喇叭操在少数文人墨客手里,他们穿绸裹缎,住着洋房,开着豪车,喝着“飞天茅台”,自然,他们手中的喇叭,就会拱手送向给自己带来洋房、豪车和茅台的幕后金主。
俗话说;吃谁的饭,就听谁使唤。拿喇叭的人,享受的洋房、豪车、茅台都来自于某些人,某些人想说的话自然也得让喇叭放出来,声音越大越好。
社会主义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不能让少数精英说了算,而要看绝大多数百姓体验、比较之后,做出冷静的评估和判断,最后才能得出结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到美国转了一圈,看到人家贴的“民主自由”标签,便怦然心动,回家后摇旗呐喊,摇唇鼓舌,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公有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也不能让某些亿万富豪说了算,得让清洁工、在工厂里拧螺丝的、在农田里出力流汗的人出来议论一番。
新疆棉花好不好,不能让西方的大喇叭说了算,中文好不好不能让西方说了算,“华为”设备好不好,只有用户说了算,不能让西方政客和媒体去定调。
总之,一个社会,一个新生事物,或者一个备受争议的事物,判断其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唯一的标准只能操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手里,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是好,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是不好。
主席的著作,是不是擦亮了人民的眼睛?让人民更有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