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奖得主。他及他所著的《犯罪与惩罚》一书，在中国经济学界以及普通学人中间，都是如雷贯耳。在贝克尔看来，那些敢于违法的人，都是精心算计过，认为违法被发现的概率较低，可能被惩戒所造成的损失低于他从违法中所得，所以才会违法。因此，预防犯罪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个人犯罪的成本，使他们不敢犯罪。
后来，贝克尔本人在其70岁寿辰上向来宾介绍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赶往某地点主持学生面试，由于路上堵车，到得有些晚。更麻烦的是，正常车位都已被其他车辆停满，而到其他地方找车位停车，时间上更来不及。贝克尔稍作思考，就决定违章停车以能够准时到达考场。他说他做这一决定“并没有丝毫内疚”。因为他已经准备按规定交罚款。尽管后来由于没有被警察发现，他并没有交上这笔罚款。
就贝克尔讲的这件事，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同样是诺奖得主的阿克洛夫作了这样的解读：看来，在贝克尔以及他所建构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中，没能给名誉以及羞耻感留下任何空间。也正因为这一点，贝克尔的理论是值得我们质疑的。
就以违章停车为例。按照贝克尔自己的理论，要防止违法停车，警察必须能够发现所有违章，而且对违法停车的处罚必须特别高，高到连贝克尔这样的高收入者都无法承担。但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各国对于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都是有限的，而且警力分布情况也不可能发现所有违章停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家都是贝克尔一样的想法——我交得起罚款，而且准备在警察一旦发现的情况下就交罚款——那么，违章停车现象将一发不可收拾，整个交通秩序也将荡然无存!
那么，为什么明知交得起罚款、人们一般不会选择违章停车呢?甚至包括贝克尔本人，也只是在想按时赶到考场的压力下才选择违章停车?阿克洛夫认为，原因恰在于贝克尔不承认的名誉以及羞耻感在发挥作用。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秩序的维护并不只有法律的惩戒，还有道德与良知的约束。而且，法律与道德二者又不是全然分开的。在人类社会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法律或纪律的作用之一，除使潜在违法者害怕由此被施加的直接成本之外，还通过使潜在违法者害怕名誉受到负面影响，激发起其内心的羞耻感，从而消除试图违法的念头。正因此，在阿克洛夫那里，法纪的作用除了惩戒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灌输并在必要时激发人们的羞耻心!”那些明知道交得起罚款、但还是选择不违章停车的车主，最害怕的还不是被罚款，而是违反交通法规后给自己的形象和名誉造成的损失。而贝克尔表面说他没有任何内疚，实际上是他作为考场主考官，迟到给他内心的压力即可能造成的形象损失，超过了不得已时违章停车带来的内疚感。而可能被罚款的那点钱，对贝克尔来说，的确几乎没有作用。
非常富有意味的是，阿克洛夫把“荣誉与羞耻感”这样的道德因素引入经济学，与西点军校有关。众所周知，美国西点军校把“国家、荣誉、责任”作为校训，来规范学员行为。通过长期观察，同时还查阅了大量研究文献，阿克洛夫发现，普通的关于成本——收益的理论的确无法解释军人行为。其中，最难解释的是，在平时，学员们并不惮于违纪后被关禁闭，但却害怕被战友耻笑;而诸如为了掩盖团队集体违纪行为被关禁闭，学员们反而可能视为“荣誉”;在战场上，学员们并不惮于牺牲生命，但同样却害怕因自己的胆怯被战友耻笑。这启发了阿克洛夫：看来，类似军人这样的职业，以及官员这样的职业，在他们的“效用函数”中，“荣誉”必须是一个重要维度，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超过收入。普通人尽管对“荣誉”的重视程度比不上军人，但也都有羞耻心。所以，必须把道德因素“请回经济学”，把对职业和身份的考虑，与对钱财的考虑一起，作为研究人们选择行为方式的约束条件。
由此联想到中国学界关于“官德”的讨论。我得承认，作为贝克尔曾经的崇拜者，我也一度主张，与其费心讨论如何提高官员道德，还不如讨论如何完善制度安排尤其是惩戒系统。但现在看来，法治与道德都不可偏废，不仅要让官员害怕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还要让其害怕在声誉上身败名裂。特别是，当法治日益健全、官员灰色收入越来越不可能时，通过信仰和道德培塑，激发对荣誉和责任的重视，可能比单纯的惩戒更有利于提高工作热情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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