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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三大困境

梁建洪 · 2015-01-14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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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家米赛斯指出:经济学借用自然科学方法,忽视自然科学与人类经济科学之间研究对象的差异,就是在用一种工程师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技术,处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这样做完全歪曲了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方面面。

诺贝尔奖大多都是自然科学奖,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为什么在众多社会科学中,唯独经济学能获得这一奖项呢?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无关系。它沿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看起来似乎更合乎科学规范的要求。

  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自然科学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向自然科学借鉴研究方法,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均衡、弹性等物理学分析方式,高等数学微积分方法等;二是通过科学哲学间接地借用,如受到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哲学的启发和影响,在经济分析中植入自然科学的研究规范。

西方经济学最早受到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莱布尼兹的演绎法的影响,这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两个最基础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归纳方法发展了近代物理学的辉煌成就,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树立了方法论的典范。

西方经济学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实证方法,而实证方法就是孔德实证哲学在经济学中的体现。19世纪中期,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形成,这是科学技术哲学的最早形式,强调科学研究的实证性,提出真实、有用、肯定和精确的实证主义原则。孔德的实证主义原则对约翰·穆勒产生了影响。穆勒本身既是科技哲学家又是经济学家。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建构自己的实证方法体系,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剔除经济学中的价值判断,把经济学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

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兴起,这一学派秉承了经济学早期的演绎方法。与此同时,强调归纳法的德国历史学派也开始兴起。在两派的方法论争论中,归纳法和演绎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被不断推向深入。尤其是边际效用学派,十分推崇经济分析的数理方法,大量的高等数学知识,在这一阶段被应用到经济研究中来。

之后,逻辑实证主义兴起,西方经济学也跟得很紧。逻辑实证主义发展了早期实证主义传统,认为逻辑分析系统的运用,有可能把给定的“高层次的”科学陈述,拆分和转化为被“低层次的”观察和经验所证实的基本命题。经济学家很快对逻辑实证主义做出了反应。罗宾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他要用一整套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和语言对经济学加以重述。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经济学在方法上更注重逻辑的作用,其中数理经济学的数量化倾向变得越发明显起来,数理经济学给演绎方法注入了严密的逻辑,而计量经济学则为经验的验证提供了科学方法。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逐步定型化,一整套逻辑严密的实证方法逐步成为经济学研究公认的套路。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现实困境

纵观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史,有一个清晰的特征,就是尽可能地向自然科学方法靠拢,使得经济学研究显得越来越像科学。这是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经济学,最终能够被最高自然科学奖——诺贝尔奖接纳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亦步亦趋地模仿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给经济学带来耀眼光环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诸多问题,经济学方法以及按照这种方法建构起来的经济学,已经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中。

首当其冲的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困境。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困境莫过于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只见物不见人的研究范围之内,蜕变成专门研究物与物经济关系的学问。这是西方经济学方法借用和模仿自然科学方法的必然结果,也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拜物教性质的拜物教意识。研究方法是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物,西方经济学在方法上依附于自然科学,就要遵循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物的原则要求,把研究对象进行物化处理,或者把人当做自然科学视域中无意识的物一样来对待。经济学这样做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世界中各种各样的物的形态毕竟占据着重要位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也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然而从根本上讲,经济毕竟是人的经济活动,物与物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把研究局限于物的世界而忽视人的因素,这样的经济学无论其模型多复杂,逻辑多严密,终究会流于现象研究而难以触及经济的实质。早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米赛斯指出:经济学借用自然科学方法,忽视自然科学与人类经济科学之间研究对象的差异,就是在用一种工程师处理无生命的物质的技术,处理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这样做完全歪曲了人类行为科学的方方面面。

其次是论证过程的封闭化困境。在方法上模仿自然科学,使经济学获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桂冠,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大大强化了经济学方法的权威地位。社会给予西方经济学的荣誉早已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贡献。不得不指出的是,得益于这套方法的经济学,同时又受制于这套方法。在研究人的经济过程中,自然科学方法本来是个很好的拐杖,而遗憾的是,拐杖变成了轮椅,经济学家对这套既定的方法产生了严重的依赖。已有的研究模式开始走向封闭和固化,其僵化的基本路子就是在给定约束条件下,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选择最优化的均衡结果。从学术研究的思想、观点、方法、数据等基本维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套模式有三个维度基本上是固化的: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观点是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观点,方法是不能自拔的拜物教意识,其日常发展多为数据的不断更新。僵化的论证过程排斥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使这套八股化的经济学方法越来越封闭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正在丧失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的第三个困境,是它一步步地丧失着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似乎忘掉了它的基本职能是解决现实问题。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指出,大量对现实问题做出深入研究的杰出经济学家,并不是西方经济系科班出身的人,后者似乎对现实问题没有兴趣,已经成了应用数学家的天堂,滋养了符号而非实质,成就了公式而非现实。严格的假设、严密的逻辑、精确的推理,在把西方主流经济学打造得越来越精致的同时,也把它同现实世界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对现实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其政策建议就不会有多大现实价值。虽然西方经济学方法有着诸多现实困境,但它毕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方面最深入的尝试,依然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自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毕竟是舶来品,我们既要客观地认识和吸收其方法的长处,又要立足于我国经济现实,沿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探索和建构适应自身情况的中国经济学方法体系。面临这样的双重任务,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依然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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