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产生的土壤是什么?是现实的经济生活。
在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保守主义的表现。比如说，孔子见当时礼崩乐坏，就主张恢复周礼。但可惜的是，这是回不去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分封制的基础——井田制逐步崩溃了。所谓井田制，就是一群农奴、庶民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共同劳动，同时自己拥有一小块田地。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确实只有集体劳动，才能种出足够统治阶级享用的粮食。但是随着铁农具的产生、耕牛的普及，人们的劳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家庭为单位劳动并且缴纳田租，就足以使新兴的地主阶级富裕起来。
西周中期，有个别奴隶主贵族开始强迫农民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作为不归周王管辖的私田，成为地主。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著。争夺田邑、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了起来。新兴地主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到周幽王时，连公田都企图据为己有。到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起来，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夺他们的田地了。周王由此丧失了实际的权威。这样一来，恢复周礼无疑就只能是一种痴人说梦了。孔子的主张，无非只能反映那些没有成功转型为大地主的没落贵族的利益。也是为什么，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采纳孔子的政见。
同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在英国看到。经过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当时有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人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主张变革，反对王权。托利党人则坚守传统，反对变革，支持王权，是现在保守党的前身。
托利党反映的是农村地主阶级的政治态度，他们认为君主以父亲的身份统治臣民，臣民应敬仰、服从君主。贵族作为君主的助手，是社会的最高等级。贵族的等级制度维护了社会秩序，是对民众的保护。其传统观点认为，国家危难时，资产阶级可以卷资潜逃，而土地贵族的土地无法移动，只有为国一战，因此只有土地贵族的利益是与国家的利益一致的。
19世纪初期，英国有一项法令叫谷物法，是一道进口关税的法令，是为了保护英国农民及地主免受外国谷物的竞争。出于自由贸易的需要，英国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反对这一法令。这一点，托利党人当然不同意。但是最终，形势比人强，地主们还是意识到了自由贸易才是未来发展的希望。尽管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分裂，托利党的一位领袖罗伯特·皮尔最终还是推动议会撤销了谷物法。
由此，工商业资产阶级也逐渐开始进入保守党，与传统地主融合起来;同时，地主阶级也在向资产阶级转型，保守党逐渐成为了一个纯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主义政党。可见，即使口头上不愿意，身体也还是诚实的嘛，保守主义维护的某种虚幻的东西，最终也顶不过现实的压力。而且更关键的是，这种“维护”的动力，也是建立在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一旦这一基础发生了变化，土地贵族发现自己当资本家也可以发财致富了，维护土地贵族神圣地位的动力不复存在，那些该抛弃的东西，就连保守主义者自己也要抛弃掉。
保守党有位领袖叫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年轻时他被当时流行的中世纪复古风潮所影响，并发展出了一套对于工业主义的批评。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回归到一个理想中合作性的社会，在之中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或团体负起责任。大家看，这种玩意儿，所谓的“回归”某种社会，是不是和现在中国的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很像?他们的所谓回归，都建立在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之上。
最近的例子，大家可以看李世默与福山的对话。和他在春秋研究院的伙伴寒竹、文扬一样，他们都是所谓的“中华保守主义”者，将中国共产党称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民族复兴党”。李世默这样描述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历史：“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法律明确、执行有力的时代是很长的，人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我想中国正在努力建设这样的社会。”也许，这种所谓“公正的社会”，只在“中华保守主义”者的脑子里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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